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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41 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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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43 太宗深善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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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45 贞观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后迁官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曾与诸儒议定历法及明堂制度,皆采纳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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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47 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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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49 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后因太子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而承乾不能纳。及太子被废,因此没有罪及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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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51 孔颖达一生最大的事业和成就,就是奉诏编撰《五经正义》。关于《五经正义》的编纂与完成的时间,《贞观政要·崇儒学》和《旧唐书·儒林传》都是说在颜师古《五经定本》完成之后,大得太宗赞赏,遂将《五经定本》以法定的形式颁行全国。然而仅仅文字的刊定,尚不能改变经义上儒学多门的状况,于是,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98),时间约在贞观七、八年间,但此一叙述,很可能是连带述及,因为得不到其他资料记载的证实与支持,权且称之为《五经正义》的酝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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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53 《旧唐书·孔颖达传》则在贞观十四年后,述及“先是(即十四年之前),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紧接着述及太宗下诏褒奖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没有交待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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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55 《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二月,于叙“上幸国子监,观释奠”事后,又记有:“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99)虽然明确系于本年,而却言之笼统,仍然令人不明究为《五经正义》起始之年还是完成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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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57 《唐会要》记载又有不同,明确地记有受命编撰时间和最初的书名:“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0)。此为有关《正义》最早的时间,应为起始之年无疑。然如此浩繁的巨著,绝非当年可以竟功,《会要》亦是约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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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59 按照史书(起居注除外)的惯例,插叙事件的记载,或在起始之年或在结束之年,首尾完具,一并述及,而一般多在结束之年。此事之记载,《会要》应是系于起始之年的并述;而《旧唐》与《通鉴》属于后者。所以我怀疑《旧唐书》所以在十四年下,忽然补述前事,应该是已经完成之时的补述。“先是”者,仅是说其曾经于此前受命而已,至是功毕,因于此述及之。只是在行文中省去“至是”之类字样,意思还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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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61 但是,《正义》各经义疏的最后完成时间,还有另外的说法。“有学者据颖达各经序所言‘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某人等对’,及‘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等语,知在贞观十六年之前,初修已成。”(101)断定在贞观十六年及稍前即已陆续完成。今察各序,实际是说贞观十六年,书稿完成后的复核校对,并且经过朝廷专使详审,已经修改定稿的意思。但不能否定完成于十四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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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63 明初鄭真撰《荣阳外史集》卷六十载有一篇“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102),若果为孔氏佚文,则足补史传阙失。然细检其文,全不类唐人文字,且“尊王抑霸”,“道统之传”,也非唐初经师属意之命题。直是一篇骈四俪六的制艺文,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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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65 然《五经正义》初稿完成于贞观十四年的记述,仍是可信的。史传的记载,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是汇总《会要》与《通鉴》的记载,可以清晰的知道《正义》之撰,起始于贞观十二年。越两年而初稿完成,又两年而完成校核与修订,并通过敕命专使审定。不然,孔颖达不可能于十五年,抽身参预房玄龄、高士廉等二十二人编撰的千二百卷《文思博要》,并于次年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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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67 但是不久,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论颖达所撰《正义》事发生,新旧《唐书》具载其事。据《册府元龟》载“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因此相与不平,嘉运屡相讥诋”(103)。《新唐书》叙述较为平易,其文曰:《正义》虽云“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104)。太宗诏令更加裁定,这是因为产生异议而进行的第二次修订,然而功竟未就。因为次年,颖达以年老致仕,而马嘉运亦于十九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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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69 贞观十八年,太宗令阎立本为颖达图形于凌烟阁,褚亮为之作《像赞》,文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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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71 贞观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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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73 二、《五经正义》的预修人及其修订和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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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75 《五经正义》是太宗钦定的国家项目,初次奉诏的编撰者列名者六人,据《贞观政要》所载,颜师古为首,孔颖达居次。(106)师古名具为首者,很可能是因为在编定颁布《五经定本》之后,颜师古是向太宗提议修纂义疏的第一人,故而列名于前。孔颜二人名位相埒,颜为秘书少监,孔为太学祭酒。经籍音义,多关秘书监;而经典义训与太学直接相关,后来《五经正义》的重担主要由颖达承担,此亦为原因之一。然而后来师古之名不见《正义》各序。《新唐书·孔颖达传》记载“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107)。据此是可以认定师古仍然是全书的撰述者之一。然《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正义》条孔颖达之后列其名,此外皆没有师古具名。有学者认为在《五经》之首署颖达、师古并司马、二王名位,意在以概其凡;也有人认为师古是中途因故退出;亦有学者认为师古与颖达统筹全书,只是参加注本的选择、发凡起例的设计和疑难的讨论,并没有参加义疏的具体修撰。颖达则是始终如一的主导撰修者,并与各经修书人随时商定旧疏的取舍与评定的标准,亦即如何“正义”,乃至全书最后的汇统事宜。又在经过审定后,如实的将所依据的注本、旧疏和撰述标准,以及参撰人、复审人以及修撰的完整过程,写于五经各序,上报太宗复命。但是《正义》与《定本》的关系,亦即采用《定本》乃至《释文》之“字样”、音义、经传序列等,是不应不一提及的。然而,《五经正义》编定之后,本应有一篇颖达奏禀太宗的《进书表》,正如鄭真所拟作的那样,表文必将交代当初受诏诸人参加情况,可惜文献有阙,今已不得其详。但《新唐书》编撰之时,未尝已佚,《艺文志》当是有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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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77 还有人认为《正义》其书,不过就六朝义疏进行删改,而前人姓字每为隐匿,大有攘窃之嫌。今察孔颖达初受命编撰《五经正义》,但云“义疏”,及编成上呈,名为《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8)。本名“义赞”者,据台湾学者潘重规认为“盖即依据前人义疏而赞明之。故其序皆胪陈六朝旧疏之目,而加以评骘,且一一明言‘今据以为本’,即其《正义》所据之主要蓝本。然后删其所短,博取诸家之长以补之。如觉旧说皆违,则特申己见,今疏中有云‘今赞’、‘今删定知不然者’,即冲远之新说。大抵其书体例,为适应考试之用。务令经义定于一尊,故必坚守疏不破注之原则。然六朝旧疏,多求新义,不能专守一家之说,故于例有所未醇,序所云奉诏删定,其主要工作即在删除不合体例之处。冲远尊崇前人,故书名“义赞”;朝廷矜尚体制,故改名“正义”也。永徽诸儒刊改冲远之书,于征引旧说名氏,多所刊削,使后之读者,误以为冲远有意攘窃,要亦非冲远之咎也。”(109)辨说详明,于据有征,群疑于是乎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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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79 于是便可申而论之曰:颖达受业刘焯之门,至奉敕撰定《五经正义》,则更以谨慎公允之心,对前儒旧疏加以斟别订正,考较得失,以决定去取,并删其烦冗,增其过简而为定本之《义疏》。疑其于新疏内,原来即于义疏之外,增有“正义”一项新内容,为便于总结考较旧疏得失所必需。“正义”条目之下,必是先引旧疏,进行分析、评判,对符合经传原意的义疏,予以赞明,对有所偏失的旧疏义理予以纠正,甚至另行撰述符合经传原注的疏义,此即谓之“正义”矣。这是颖达《义赞》新疏所创之新特点,实乃对经学义疏体例之一大贡献,太宗正是有见于此,方从而为之更名曰《正义》。《正义》之名,非是一般义疏之学的泛称、通称,应是实有所指,遍布书中之“正义”条目,亦非太宗更名之后所加,读者当能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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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81 至于《五经》各经《正义》的专任撰修人,兹据孔颖达《序》屡述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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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83 《周易正义》初撰人有: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助教赵乾叶。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苏德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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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85 《尚书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李子云。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朱长才、苏德融、随德素、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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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87 《毛诗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齐威。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赵乾叶、贾普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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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7989 《礼记正义》初撰人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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