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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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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深善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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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后迁官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曾与诸儒议定历法及明堂制度，皆采纳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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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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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后因太子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而承乾不能纳。及太子被废，因此没有罪及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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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一生最大的事业和成就，就是奉诏编撰《五经正义》。关于《五经正义》的编纂与完成的时间，《贞观政要·崇儒学》和《旧唐书·儒林传》都是说在颜师古《五经定本》完成之后，大得太宗赞赏，遂将《五经定本》以法定的形式颁行全国。然而仅仅文字的刊定，尚不能改变经义上儒学多门的状况，于是，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98)，时间约在贞观七、八年间，但此一叙述，很可能是连带述及，因为得不到其他资料记载的证实与支持，权且称之为《五经正义》的酝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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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孔颖达传》则在贞观十四年后，述及“先是（即十四年之前），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紧接着述及太宗下诏褒奖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没有交待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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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二月，于叙“上幸国子监，观释奠”事后，又记有：“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99)虽然明确系于本年，而却言之笼统，仍然令人不明究为《五经正义》起始之年还是完成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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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记载又有不同，明确地记有受命编撰时间和最初的书名：“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0)。此为有关《正义》最早的时间，应为起始之年无疑。然如此浩繁的巨著，绝非当年可以竟功，《会要》亦是约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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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书（起居注除外）的惯例，插叙事件的记载，或在起始之年或在结束之年，首尾完具，一并述及，而一般多在结束之年。此事之记载，《会要》应是系于起始之年的并述；而《旧唐》与《通鉴》属于后者。所以我怀疑《旧唐书》所以在十四年下，忽然补述前事，应该是已经完成之时的补述。“先是”者，仅是说其曾经于此前受命而已，至是功毕，因于此述及之。只是在行文中省去“至是”之类字样，意思还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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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义》各经义疏的最后完成时间，还有另外的说法。“有学者据颖达各经序所言‘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某人等对’，及‘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等语，知在贞观十六年之前，初修已成。”(101)断定在贞观十六年及稍前即已陆续完成。今察各序，实际是说贞观十六年，书稿完成后的复核校对，并且经过朝廷专使详审，已经修改定稿的意思。但不能否定完成于十四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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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鄭真撰《荣阳外史集》卷六十载有一篇“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102)，若果为孔氏佚文，则足补史传阙失。然细检其文，全不类唐人文字，且“尊王抑霸”，“道统之传”，也非唐初经师属意之命题。直是一篇骈四俪六的制艺文，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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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五经正义》初稿完成于贞观十四年的记述，仍是可信的。史传的记载，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是汇总《会要》与《通鉴》的记载，可以清晰的知道《正义》之撰，起始于贞观十二年。越两年而初稿完成，又两年而完成校核与修订，并通过敕命专使审定。不然，孔颖达不可能于十五年，抽身参预房玄龄、高士廉等二十二人编撰的千二百卷《文思博要》，并于次年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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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论颖达所撰《正义》事发生，新旧《唐书》具载其事。据《册府元龟》载“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因此相与不平，嘉运屡相讥诋”(103)。《新唐书》叙述较为平易，其文曰：《正义》虽云“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104)。太宗诏令更加裁定，这是因为产生异议而进行的第二次修订，然而功竟未就。因为次年，颖达以年老致仕，而马嘉运亦于十九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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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八年，太宗令阎立本为颖达图形于凌烟阁，褚亮为之作《像赞》，文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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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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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经正义》的预修人及其修订和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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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是太宗钦定的国家项目，初次奉诏的编撰者列名者六人，据《贞观政要》所载，颜师古为首，孔颖达居次。(106)师古名具为首者，很可能是因为在编定颁布《五经定本》之后，颜师古是向太宗提议修纂义疏的第一人，故而列名于前。孔颜二人名位相埒，颜为秘书少监，孔为太学祭酒。经籍音义，多关秘书监；而经典义训与太学直接相关，后来《五经正义》的重担主要由颖达承担，此亦为原因之一。然而后来师古之名不见《正义》各序。《新唐书·孔颖达传》记载“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107)。据此是可以认定师古仍然是全书的撰述者之一。然《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正义》条孔颖达之后列其名，此外皆没有师古具名。有学者认为在《五经》之首署颖达、师古并司马、二王名位，意在以概其凡；也有人认为师古是中途因故退出；亦有学者认为师古与颖达统筹全书，只是参加注本的选择、发凡起例的设计和疑难的讨论，并没有参加义疏的具体修撰。颖达则是始终如一的主导撰修者，并与各经修书人随时商定旧疏的取舍与评定的标准，亦即如何“正义”，乃至全书最后的汇统事宜。又在经过审定后，如实的将所依据的注本、旧疏和撰述标准，以及参撰人、复审人以及修撰的完整过程，写于五经各序，上报太宗复命。但是《正义》与《定本》的关系，亦即采用《定本》乃至《释文》之“字样”、音义、经传序列等，是不应不一提及的。然而，《五经正义》编定之后，本应有一篇颖达奏禀太宗的《进书表》，正如鄭真所拟作的那样，表文必将交代当初受诏诸人参加情况，可惜文献有阙，今已不得其详。但《新唐书》编撰之时，未尝已佚，《艺文志》当是有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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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正义》其书，不过就六朝义疏进行删改，而前人姓字每为隐匿，大有攘窃之嫌。今察孔颖达初受命编撰《五经正义》，但云“义疏”，及编成上呈，名为《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8)。本名“义赞”者，据台湾学者潘重规认为“盖即依据前人义疏而赞明之。故其序皆胪陈六朝旧疏之目，而加以评骘，且一一明言‘今据以为本’，即其《正义》所据之主要蓝本。然后删其所短，博取诸家之长以补之。如觉旧说皆违，则特申己见，今疏中有云‘今赞’、‘今删定知不然者’，即冲远之新说。大抵其书体例，为适应考试之用。务令经义定于一尊，故必坚守疏不破注之原则。然六朝旧疏，多求新义，不能专守一家之说，故于例有所未醇，序所云奉诏删定，其主要工作即在删除不合体例之处。冲远尊崇前人，故书名“义赞”；朝廷矜尚体制，故改名“正义”也。永徽诸儒刊改冲远之书，于征引旧说名氏，多所刊削，使后之读者，误以为冲远有意攘窃，要亦非冲远之咎也。”(109)辨说详明，于据有征，群疑于是乎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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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可申而论之曰：颖达受业刘焯之门，至奉敕撰定《五经正义》，则更以谨慎公允之心，对前儒旧疏加以斟别订正，考较得失，以决定去取，并删其烦冗，增其过简而为定本之《义疏》。疑其于新疏内，原来即于义疏之外，增有“正义”一项新内容，为便于总结考较旧疏得失所必需。“正义”条目之下，必是先引旧疏，进行分析、评判，对符合经传原意的义疏，予以赞明，对有所偏失的旧疏义理予以纠正，甚至另行撰述符合经传原注的疏义，此即谓之“正义”矣。这是颖达《义赞》新疏所创之新特点，实乃对经学义疏体例之一大贡献，太宗正是有见于此，方从而为之更名曰《正义》。《正义》之名，非是一般义疏之学的泛称、通称，应是实有所指，遍布书中之“正义”条目，亦非太宗更名之后所加，读者当能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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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五经》各经《正义》的专任撰修人，兹据孔颖达《序》屡述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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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初撰人有：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助教赵乾叶。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苏德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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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李子云。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朱长才、苏德融、随德素、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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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齐威。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赵乾叶、贾普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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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初撰人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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