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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八年，太宗令阎立本为颖达图形于凌烟阁，褚亮为之作《像赞》，文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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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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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经正义》的预修人及其修订和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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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是太宗钦定的国家项目，初次奉诏的编撰者列名者六人，据《贞观政要》所载，颜师古为首，孔颖达居次。(106)师古名具为首者，很可能是因为在编定颁布《五经定本》之后，颜师古是向太宗提议修纂义疏的第一人，故而列名于前。孔颜二人名位相埒，颜为秘书少监，孔为太学祭酒。经籍音义，多关秘书监；而经典义训与太学直接相关，后来《五经正义》的重担主要由颖达承担，此亦为原因之一。然而后来师古之名不见《正义》各序。《新唐书·孔颖达传》记载“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107)。据此是可以认定师古仍然是全书的撰述者之一。然《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正义》条孔颖达之后列其名，此外皆没有师古具名。有学者认为在《五经》之首署颖达、师古并司马、二王名位，意在以概其凡；也有人认为师古是中途因故退出；亦有学者认为师古与颖达统筹全书，只是参加注本的选择、发凡起例的设计和疑难的讨论，并没有参加义疏的具体修撰。颖达则是始终如一的主导撰修者，并与各经修书人随时商定旧疏的取舍与评定的标准，亦即如何“正义”，乃至全书最后的汇统事宜。又在经过审定后，如实的将所依据的注本、旧疏和撰述标准，以及参撰人、复审人以及修撰的完整过程，写于五经各序，上报太宗复命。但是《正义》与《定本》的关系，亦即采用《定本》乃至《释文》之“字样”、音义、经传序列等，是不应不一提及的。然而，《五经正义》编定之后，本应有一篇颖达奏禀太宗的《进书表》，正如鄭真所拟作的那样，表文必将交代当初受诏诸人参加情况，可惜文献有阙，今已不得其详。但《新唐书》编撰之时，未尝已佚，《艺文志》当是有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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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正义》其书，不过就六朝义疏进行删改，而前人姓字每为隐匿，大有攘窃之嫌。今察孔颖达初受命编撰《五经正义》，但云“义疏”，及编成上呈，名为《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108)。本名“义赞”者，据台湾学者潘重规认为“盖即依据前人义疏而赞明之。故其序皆胪陈六朝旧疏之目，而加以评骘，且一一明言‘今据以为本’，即其《正义》所据之主要蓝本。然后删其所短，博取诸家之长以补之。如觉旧说皆违，则特申己见，今疏中有云‘今赞’、‘今删定知不然者’，即冲远之新说。大抵其书体例，为适应考试之用。务令经义定于一尊，故必坚守疏不破注之原则。然六朝旧疏，多求新义，不能专守一家之说，故于例有所未醇，序所云奉诏删定，其主要工作即在删除不合体例之处。冲远尊崇前人，故书名“义赞”；朝廷矜尚体制，故改名“正义”也。永徽诸儒刊改冲远之书，于征引旧说名氏，多所刊削，使后之读者，误以为冲远有意攘窃，要亦非冲远之咎也。”(109)辨说详明，于据有征，群疑于是乎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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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可申而论之曰：颖达受业刘焯之门，至奉敕撰定《五经正义》，则更以谨慎公允之心，对前儒旧疏加以斟别订正，考较得失，以决定去取，并删其烦冗，增其过简而为定本之《义疏》。疑其于新疏内，原来即于义疏之外，增有“正义”一项新内容，为便于总结考较旧疏得失所必需。“正义”条目之下，必是先引旧疏，进行分析、评判，对符合经传原意的义疏，予以赞明，对有所偏失的旧疏义理予以纠正，甚至另行撰述符合经传原注的疏义，此即谓之“正义”矣。这是颖达《义赞》新疏所创之新特点，实乃对经学义疏体例之一大贡献，太宗正是有见于此，方从而为之更名曰《正义》。《正义》之名，非是一般义疏之学的泛称、通称，应是实有所指，遍布书中之“正义”条目，亦非太宗更名之后所加，读者当能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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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五经》各经《正义》的专任撰修人，兹据孔颖达《序》屡述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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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初撰人有：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助教赵乾叶。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苏德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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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李子云。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朱长才、苏德融、随德素、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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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初撰人有：王德韶、齐威。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赵乾叶、贾普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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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初撰人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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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义》初撰人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十六年修订时，除前修疏人外，又有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随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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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经复审人皆为赵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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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毕竟是初修之后，难免存在“谬冗”，马嘉运驳正其失，可谓《正义》之诤臣。马嘉运所掎摭（即指责、挑剔）之内容，究系那部经典还是全体，今天已不得其详。据其《本传》云：“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是指《正义》各部，而且摘取而指责者，还颇具代表性，每为诸儒称当。但不为颖达所同意，因此致相讥诋。但是奉旨更加详定时，马嘉运没有再去修订《周易正义》，而只参加了春秋三传《正义》的修订。这次修订，由于马嘉运与主持人先后去世。终贞观朝，《五经正义》未及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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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定当年，太宗已经明令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即交付国子监作为教材，并诏“令天下传习”(110)。此后发生的马嘉运异议案，太宗虽然诏令修订重审，但不会影响其作为教材在国子监的试行。在历年使用过程中，国子监诸儒，可能也已发现许多遗漏和不当之处。太宗去世之后，这些意见迅速集中到高宗那里，作为先帝的成命，先朝的未竟之业，高宗将其作为当务之急，于即位的当年，即将其纳入议事日程，第二年初即开始实施。至此，距贞观十六年《五经正义》初修编定，已经历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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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徽二年初，决定组织朝廷重臣，重新修正并最后刊定《五经正义》。据《唐会要·贡举下·论经义》载：“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诏：太尉赵卫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弘文学士，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仰即刊正。至四年三月一日，太尉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及国子监官，先受诏修改五经正义。至是功毕，进之。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111)《册府元龟》将此事归类在《学校部·校刊》，似乎认为此次修订的主要任务，侧重在“校刊”而非疏义的更正(112)。至于此次刊定的参加人员及完成过程，有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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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无忌等言：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年中奉诏修撰，虽相加讨覆，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令刊定。敕太尉扬州都督兼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司马上柱国英国公臣勣、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臣志宁，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傅监修国史上护军北平县开国公臣行成、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监修国史上护军禧县开国公臣季辅，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骑都尉臣柳爽、前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臣谷那律、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臣伯庄、朝议大夫国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太学博士臣贾公彦、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直学士臣范义頵、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学博士臣齐威、宣德郎守国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太常博士臣孔志约、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臣薛伯珍、兼太学助教臣郑祖玄、征事郎守太学助教臣随德素、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赵君赞、承务郎守太学助教臣周玄达、承务郎守西门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门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禀宸旨，傍摭群书，谨以上闻，伏增战越，谨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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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容如此庞大，官阶如此崇贵，可谓倾朝之力，犹且费时两年，可见高宗对此事重视程度之高，期望之殷；亦可知此次刊正本文、校对群书，是如何地仔细认真，不敢有半点疏失缺漏，因之堪称《正义》之“定本”。《旧唐书·高宗纪》：“四年春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成为国家抡才大典的依据，亦即儒家经典的权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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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于《周易》、《尚书》《正义》下之撰修人与孔《序》差别极大，《毛诗》、《礼记》同，《春秋》小有异同。《新唐志》著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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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奉诏撰，苏德融、赵弘智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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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覆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褚遂良，柳奭，谷那律、刘伯庄，贾公彦、范义頵、齐威，柳士宣、孔志约，赵君赞，薛伯珍，史士弘，郑祖玄、周玄达，李玄植、王真儒、王德韶与隋德素等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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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之《五经正义》是经过永徽初年重新刊定颁布的版本署名著录的。撰疏人前后计有孔颖达、颜师古及马嘉运、赵乾叶、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外，只增加于志宁一人；覆审人则除原有赵弘智外，分别增加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等。据《新唐书艺文》与《旧唐书》及孔《序》记述之不同，可以考见各经在编撰和终审刊定过程中，参加人员的变更、漏载以及最后的刊正情况。(114)至于刊定诸人只见于《尚书正义》，而他经不载者，正如齐召南《尚书正义序考证》所云“不书于各经下而书于尚书下，盖互文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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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最终编成后，在永徽四年三月正式颁行，“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汉魏六朝以来，争议纷纭的经义，自此，“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终唐之世，人无异词。”(116)然而，有唐一代仍有不少学者，继续对《正义》进行讨论，提出异议。如高宗朝的崔义玄，则天朝的王玄感，玄宗朝的元行冲、李鼎祚等。崔义玄的讨论是高宗下令进行的、而且是就《正义》义疏的异议，而非学派之争。《旧唐书·崔义玄传》载云：“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释解，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论是非，事竟不就。”(117)永徽初年刊定《五经正义》时，义玄方任婺州刺史，未能躬逢斯役，值永徽四年冬睦州叛乱，为其讨平，大得高宗亲任，因“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论是非”。事竟不就者，盖因永徽六年高宗废立皇后，朝政掀起轩然大波，玄义主导的这次《五经》讨论因之废止。究竟涉及哪些问题，史书未载，玄义又无传世文字，已经无法得知。然其既为《五经正义》有关事件，作为余波，仍须在此叙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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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自贞观十二年（638年）开始编修，中经两次修订，至永徽四年（653年）最后编定，历时十五年。自贞观四年太宗决定统一经学，诏令颜师古编定《五经定本》计起，至此，则已历经二十四年。加上最后试图进行的第四次修订，唐初致力于儒家经学的统一工作，编定《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前后整整经历近三十年，可见唐代前期统治者对经学统一大业的重视。《五经正义》的完成，标志着儒学进入了一个统一稳定的发展时期。《五经正义》颁行后，“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18)虽然元代以后，科举考试改用朱子的《四书集注》，但是，儒家经学自唐代达到空前统一之后，历宋元明清，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但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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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经正义》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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