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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15 《尚书》又称《书经》也可单称为《书》，是记载上古三代夏商周政治、历史文献之书。所以称为《尚书》者，孔颖达释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并引《书纬》云：“‘书者，如也’。则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然“书”本是总名，百家六籍皆得称书，而惟此独称“书”者，是此书“本书君事，事虽有别，正是君言，言而见书，因而立号”(144)，成为专名。因此而有人解“上”为“君上”；此外，“上”还有尊崇的意思等。孔子“删书”之时，上古之书，无虑千百，比所删定的百篇，要多出数十倍。(145)然如史迁所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孔子因而将信史“断自尧舜”，其余皆删去。因此，与所删之书相较，对删存的百篇《书》，当然含有“尊崇”之意；而与后出之书相较（比如《逸周书》等），实无逾其上者，斯为最古，故并用两义，称为《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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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17 孔氏《尚书正义序》开宗明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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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19 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册。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生，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以昭法诫，慎言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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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21 对《尚书》的性质及意义作了精辟而细微的阐述。由于君主的言行，关系至钜，国家的安危、上下的荣辱，无不系于“枢机之发”，所以必须诫慎言行。明确指出，此是针对君王昭示法诫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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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23 孔子手订的《尚书》亡于秦朝，至西汉有两种版本传出。一为伏生口诵所传的今文隶定《尚书》，一为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壁所出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的传习者，被迅速地立为博士，成为官学；而古文《尚书》由于文字难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六国大篆），仅仅成为孔氏家学。录呈朝廷者，也被藏之秘府，束诸高阁。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由师法家传，成为占据主流的权威学派，排斥经古文学；而五十八篇之古文本，虽历有中秘奏请立为学官，皆因命途多舛，国家多故而被搁置。至东汉许慎传习孔氏家学，其子冲献《古文尚书孔传》，孔安国所作《传》始与《古文尚书》并传于世。经今古文学之争，虽未平息，然古文经学已被贾马郑服等今文权威所承认，郑玄甚至已成融会今古文的经学大家。但古文《尚书》及《孔传》，不久又亡逸于汉末兵燹之中。但我一直认为此皆指官藏典籍而言。并不等于说孔氏家传和民间一定再无其书，而后来再现者，一定就是伪造。这本是一个事实上难于证明，而逻辑上讲不通的论断。然而竟统治学界近两千年之久，岂非咄咄怪事？若非地下文献重见天日，(146)及李学勤诸先生的不懈论证，恐怕真要成为终古沉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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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25 魏晋之际，《古文尚书孔传》重新面世，由郑冲、皇甫谧等学者传习。(147)东晋时，由梅赜奏上元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148)，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云：“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149)。这部《尚书》按朝代次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大部分，共计五十八篇。由于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而广为流传以至于今。尽管这部《尚书》篇目，前人据明清学者考证，认为真伪难辨，问题殊多。但我认为恰恰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方法大成问题。比如阎氏认为《古文尚书》各篇多抄自诸子史籍，实际是很难论定两者孰为后先的，完全可以反证为诸子史籍据抄《古文尚书》。如杨善群通过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从而证实：“古文为正确、合理、完整、全面、连贯流畅、自然贴切，而引语则往往错误、脱漏、片面、删节、篡改、掐头去尾、用词不当；且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大多相异，许多旧籍引语在古文《尚书》中找不到；特别是旧籍引语在古文《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有些长篇古文只有一二个短语见于旧籍之中。”由此证明，所谓古文《尚书》是“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而“编造”出来的说法，也是“不考查事实、极不负责任的断语”(150)而其中的许多论据，曾经是疑古派论证古文《尚书》为伪的证据。比如古文《尚书》较诸子旧籍流畅，便被认为是古文本抄撮旧籍后，经过文字加工的显证。而古文《尚书》许多文句比引文更为古奥而合理的证据反被忽略或隐匿，是从朱熹就开始的错误。必得如杨文将所有的疑点，组成一个坚实的证据链，方能予似乎已成铁案的疑古论调以有力的驳斥。近读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151)及《阎若璩〈疏证〉伪证考》一文，将阎论全盘推翻，不禁为其学术勇气及缜密论证（还有犀利的文风）所叹服。而孔颖达《尚书正义》不仅涉及古文《尚书》伪案，还有所选传注即孔安国《传》亦被认为是伪书，而且被论定为“伪中之伪”的问题。但是由于《五经正义》自唐宋元明近千年以来享有的重名及权威性，如何越过这一公认的学术高峰，而直接攻击古文经和《孔传》，清初的疑古派还是煞费苦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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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27 如阎氏《疏证》谓：“唐贞观中诏诸臣撰《五经义训》，而一时诸臣不加详考，猥以晚晋梅氏之《书》为正。”(152)唐初四位大儒，陆、孔、颜、魏，学术渊源各不相同，而皆为举世公认的学术权威（这是阎氏不敢否定的），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上，竟然取得不谋而合的一致；加之《正义》选为蓝本的隋代二刘义疏，尽弃今文而用《孔传》，历时近半个世纪（从二刘义疏与《释文》计起），前期学术检验的时间不可谓之仓促；唐太宗诏命“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而今古文之争及《孔传》真伪之辨，恰是“师说多门”的核心问题，也是太宗诏命重撰《五经》疏，首须解决的疑案，如此明确的学术目标，如此郑重的国家课题，又经高宗动员庞大的学术力量，几乎是倾朝之力，费时两年加以审定刊正，而阎氏欲以“一时不加详考”，轻巧的一笔，瞒天过海，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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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29 颖达本出北学，通晓《郑氏尚书》学。至撰《正义》，舍郑注用孔传，舍今文本而用“古文经”，实亦经过文献比较，择善而从的结果。与《周易正义》相同，选择《古文尚书孔传》作为底本，几乎得到唐初大儒的一致首肯，绝非颖达一孔私见，或“诸臣一时不加详考”的失误。陆氏《释文》、颜氏《定本》，以及魏征《群书治要》皆定《孔传》为《尚书》正传。唐初秘书监图书，经魏征、颜师古等先后搜罗、整理，汉魏《石经》拓本及贾马郑王传注尽罗眼底。因使颖达诸人得以尽“检古本并石经”(153)，以鉴定今古文之异同与真伪，岂待千百年后，作为原始证据的古籍碑石散逸殆尽，而由勇于疑古者，扪竽论定乎？是必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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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31 而实际上孔颖达等在《尚书正义》中，也曾对选用古文及《孔传》，以及杂用贾马郑王注释的理由加以说明。《尚书正义序》论述《尚书》今古文及传注问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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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33 暨乎七雄已战，五精未聚，儒雅与深穽同埋，经典共积薪俱燎。汉氏大济区宇，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书于齐鲁。其文则欧阳、夏侯二家之说，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则两汉有所不行，安国注之，实遭巫蛊，遂寝而不用。历及魏晋，方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其学，所注经传时或异同。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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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35 将《尚书》今古文经传的产生及注释情况交代的十分清楚。经过比较，然后对古文经传做出评价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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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37 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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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39 这里所谓“古文经早出”，是指其在战国之际即已写定而言，自是较汉文帝遣晁错赴伏生处隶定的今文经为早。由于避秦火而藏于屋壁，至武帝时方由鲁共王发现。而且据孔安国《尚书序》所云，只是孔氏家传其学。从“晚始得行”来看，所言早出之“经”，应是“经传”的省称。因为既认定《孔传》出自安国，（至少由安国开其端，因为司马迁已听过安国的讲解）。则其时亦比今文经注要早得多，而行世则晚于今文经注。至东汉方得广为学者传习。颖达等经过比较，认为古文经传文辞、事义详备而弘雅，令人覆按不厌，即经得起反复推敲，原由在此，故为江左学者所乐于祖述传习。下面是隋代《尚书孔传》众家义疏的现状，颖达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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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41 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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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43 一方面赞扬二刘义疏“最为详雅”，一方面指出二刘的弊病所在，这是欲以其义疏为底本，而必先明确的扬弃取舍方向。继而说明《正义》的撰述原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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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45 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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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47 《尚书正义》主要根据《孔传》，但仍然杂录郑玄、王肃诸人之注，故笼统说是参照古人传记，以二刘义疏为主，对勘审定近代诸疏异同，无非都是为了“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刘焯之烦而增刘炫之简。每一条“正义”的论定，都不敢凭胸臆私见，必皆有其师说旧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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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49 兹举一例以见一般。如《皋陶谟》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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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51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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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53 以下是摘自《孔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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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55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归者天命之。民所叛者天讨之，言天所赏罚，惟善恶所在，不避贵贱。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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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57 《孔传》释文，其义甚明，是说：“天”之聪明与明威，都来自下民。民心之所向，天命（予）之福；民心所叛，天讨之罪。明确指出“天所赏罚，惟善恶所在”。告诫有土有责者，“不可不敬惧”！其文难解者，惟在皋陶自谦语：“赞赞襄哉”。《孔传》释“赞”为“赞奏上古行事”，而未释“襄”字。《正义》因而引马融注云：“襄，因也。”即因袭古之言论而已。复引显氏注云：“襄，上也。谓赞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但是二刘义疏同于马融。并以“襄”为“因”。《正义》认为孔《传》不训“襄”为上，已从“襄陵”而释之。《尚书·益稷》篇有“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语。《孔传》释之为“包山上陵”，则已释“襄”为“上”。因而否定二刘说曰：“若必为因，孔传无容不训其意。”然后又引郑玄《注》云：“赞，明也。襄之言畅，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赞明帝德，畅我忠言而已。”表示并不墨守《孔传》一家之言，而是博引众家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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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59 《古文尚书》并《孔传》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主要有民本论、天命论和诫慎论。经过孔颖达《尚书正义》总结和诠解，在此后的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书》和《孔传》的这三种思想，是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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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61 天命论如《大禹谟》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又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传》曰：“困穷谓天民之无告者。言为天子勤此三者，则天之禄籍长终汝身。”民本论如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传》曰：“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众戴君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立。”又如《盘庚》“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传》“言我先世贤君，无不承安民而恤之”。最经典的表述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56)但其天命论却是以民本为依据的。如《泰誓》所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上引“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正义》疏曰：“此即《泰誓》所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故‘民所归者，天命之’。”(157)天命实即假天威以行民意，可称之为民本的天命观，是为正统的儒家天命论。天命常改实不足恃，然“惟德是辅”。因之而又有诫慎论的提出。如益赞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益又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孔颖达以“诫慎言行”以提领《尚书》精神，实符合《尚书》之原旨，更有现实之意义。然则《尚书》之经、传、疏的核心精神，无疑是使其足以彪炳千古为百世法的民本思想，殆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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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163 （三）《毛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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