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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定的《诗经》三百五篇，秦火之后，至汉代师传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师传属“今文经”学派，西汉时即立于学官。惟《毛诗》传“古文经”，初为私家传授，东汉时方立于学官。《毛诗》即《诗经》毛氏《诂训传》(158)的简称。郑玄《毛诗笺》，即是为这部《诂训传》所作的笺注。孔颖达《毛诗正义》，即选取毛《传》郑《笺》，而以二刘义疏为撰写《正义》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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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学派的《毛诗》，因毛公而得名。《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159)而郑玄说：“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160)因有大小毛公之别。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述《毛诗》的传授渊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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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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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今文经学一统天下，《毛诗》自然不能与鲁、齐、韩三家《诗》相比。东汉以后，《毛诗》大盛，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皆治《毛诗》。尤以郑玄《毛诗笺》，影响最大。《毛诗笺》问世，鲁、齐、韩三家诗说遂废。《四库全书总目》曰：“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引说文曰：“笺，表识书也。”又引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162)《毛诗笺》既宗《毛传》，遇毛说“隐略”之处，则或采今文说，或下己意以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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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长序，世称《毛诗序》或《诗大序》。是关于《诗》旨的一篇总论，也是理解《诗》本义的纲领，而作者历有争议。班固、王肃和陆机主张《诗序》为子夏作。郑玄、陆德明与之稍异，认为《大序》为子夏作，《小序》则子夏、毛公合作。魏征《隋书·经籍》云：“《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卫宏字）又加润益。”此说最为近理，孔颖达与之合作修撰《隋书》，应该是大体同意的。《毛诗正义》多处称说“子夏作序”的观点。如《诗谱序》“正义”云：“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163)当然，子夏《序》也应该包含孔子的遗教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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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序》《传》每有冲突，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仍然聚讼纷纭，迄未能决。毛奇龄《诗札》，论定为毛亨。即《诗序》为《故训传》的组成部分，同为毛亨所传之古义。其文甚有理致，足解千古之疑。《诗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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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何人作？臆通是毛亨作。何以知之？按《汉志》《毛诗》二十九卷，《故训传》三十卷，郑氏《诗谱》有云“大毛为故训传”，今《毛诗》比卷，卷首有若篇故训传，若干文。按之“故”即序首一句也，第不连属篇题。于篇题下判云若干章、章若干句，然后入此一句。自序首一句后便是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一句是故，“风之始也”至末便是训。训者，推训此一句耳，然与首句不甚合，若二人作；自《关雎》诗文下“兴也”以后则是传，传者，传诗文也。然又与故训不必合，有若二人作，则臆“故”之为旨，故有此语而今述之也，非谓诂也。训者，训此故，则可不合，传诗文又非训此故也，则又可不合，此可知耳。然则称《毛故训传》即《毛序训传》，此明甚著者。(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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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传的歧异，是解读《毛诗》不可回避的问题。依《诗札》说，则所有疑问皆可涣然而释。意即旧有之释，谓之“故”。《序》称为“故”者，毛亨语也。斯乃解决此一疑案的关键所在。然按其说，则《序》不必定作于毛亨，实亦可证孔颖达说，乃“子夏作序”(165)，历传之至毛亨而写定。如此则更为符合毛以“故”、“训”、“传”分说《序》《传》，并定其本为一体，并不矛盾的逻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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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篇的形式为文学，但其内容却包容万象，体现了诗人的道德情感与价值取向。故而在春秋以迄汉代被尊为《五经》之一，原因即是文学并非《诗》的惟一属性，(166)歌诗是人随感遇而自然发舒的性情表达，所谓“畅怀舒愤”，体现了人们的真实愿望与是非观念，又复具有儒家所总结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即“温柔敦厚”的特点，有益于人之身心修养，因而被认为具有教化的功能。如纪昀即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167)儒家所谓“教化”，即关乎世道人心的引导与化育，注重的是人性善美品德的塑造与社会和谐氛围的营建，甚至要求政治运作也须以此为目的，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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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删诗的用意，在《诗序》中有充分表述，最著名的观点，首先是发挥《虞书》的“诗言志”论，《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正义》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168)刘毓崧论《诗序》曰：“观于此。则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塗。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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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著名命题是“诗缘情”论。《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170)，无论是兴是怨，还是“诗言志，歌咏言”，无不牵动诗人的情感，发自歌者的肺腑。班固因之提出“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171)的论点。孔颖达则进而提出“情志合一”论，其文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172)。志因事而起，情因感而发，实为同时而发，只是从不同角度言之，而有情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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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序》第三个命题是“六义”说：风、雅、颂，赋、比、兴。粗略言之，前三者为诗体，后三者为诗法。然诗体非仅形式，而是就内容而论，如说“风”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由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其表现形式则是“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风”即是以讽喻刺讥君上。郑玄《诗谱序》论及诗体的功用曰：“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173)但《诗序》要求无论风雅颂都应“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所谓“诗教”。孔子有名言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74)孔子的“诗教”，深深影响了中国历代的诗风，历朝那么多扣人心弦，催人泣下，拓人襟胸，激人奋发的壮美诗篇，都与《诗序》的精神、孔子的诗教有关，所谓“诗”绝非仅是辞章之学，风花雪月之谓；如果抽去上述讽喻训诫内容，诗将不诗，那里还有什么文学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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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与疏文中，对《诗》的性质、功用及其与政教的关系作有详尽论述，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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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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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认为：诗歌的作用和性能，一是“论功颂德”，记念人世之功勋；二是“止僻防邪”，矫治社会之弊风。歌诗出自天籁，淳和而自然，感人至深，化育无形，容易引发共鸣，不胫而走，故能使苍生广受裨益。孔颖达的诗论思想与孔子诗教及《诗序》一脉相承，而更有深入之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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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孔颖达认为《诗序》“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等语，表现了诗的本质特征，认为直言非诗，诗的特征必须是“长歌”，“言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为心使，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动足而蹈地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故为诗必长歌也”(176)。不长歌，不足以抒情舒愤。所以后世方有“长歌当哭”之语，“拔剑击柱”之辞。皆因诗情因事而起，人之喜怒哀乐六情动乎中，天地山河百物作于外。情因物而感，物因情而变。歌者用以舒愤抒怀，闻者足以攘袂振起。诗歌之感人，每常若此。由其出自真情实感，遣辞驭句自然合于韵律，因而能惊动天地，感泣鬼神，可见诗歌作用之大。因之可以“发于情而用于政”。这就是孔颖达对诗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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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释“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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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即云“情见于声”，又言“声随世变”。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欢乐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乱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国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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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教必将产生不同之影响，因而通过歌音反映出来的感情也就迥然而异。《正义》因以《诗》为例，以说明政教引起的情感变化曰：“《良耜》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安之极也。《湛露》云：‘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乐之极也。《天保》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其政和也。”此三诗之所以安、乐、和，是因为“治世之政教和顺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乐，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相反则如“《蓼莪》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是其政乖也”。此三诗之所以怨、怒、乖。是因为“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乱世之音怨以怒”。“《苕之华》云：‘知我如此，不如先生。’哀之甚也。《大东》云：‘眷言顾之，潸焉出涕。’思之笃也。《正月》云：‘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这三首诗之所以哀、思、困。是因为“国将灭亡，民遭困厄，哀伤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孔颖达总结说：“诗述民志，乐歌民诗，故时政善恶见于音也。”这是屡经历史证实不爽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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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毛诗正义》，选用传注，既尊《毛传》与《郑笺》，复能调停汉魏歧异众说，“乃论归一定，无复歧涂”(178)。至于所择义疏，则若《正义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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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於一时，骋绝辔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於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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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议》为稿本，并且“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对旧疏进行梳理与增删，以求准确地阐发《诗》本义，正是所谓“正义”重心之所在。颖达作为总揽大纲的主编，对每一首诗之《正义》，都与分撰人“对共讨论，辨详得失”。公允地对待旧疏，而于诗义之诠释务求精当，故而书成之后，“终唐之世，人无异词”(180)。即使宋明理学时代，尊崇朱子《诗集传》，终亦不能取代《毛诗正义》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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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虽有二刘义疏作为蓝本，但对于疏义，遵从“注不驳传，疏不驳注”的汉学传统。但此一原则，本是就大体而言，并非要求沿袭传注错误。其主张“不驳传注”者，是不可轻易驳斥传注者所释。若传注所释符合经义，偶有不通，则须为之疏解，以使之通；若不符经义，然后纠正之。传注本为注《经》某义，偶或失之，必非其本意所欲，疏则踵接其意，纠正其误，继释其经义，此亦不可谓之有悖传注也。然而《毛诗正义》只将此原则施于郑《笺》，而未追本至《传》。黄悼因而批评说：孔氏“凡于毛、郑义有异同，遂多左毛右郑。而于郑玄宗毛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其分疏毛、郑也，于《郑笺》有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简质，一语了之’”。(181)《毛诗正义》宗郑，本所以尊毛，而于两者有所侧重，有所重必有所失，此亦为学之势所难免。（我无意反对黄焯先生的“求全责备”，因为惟有如此，方是学术发展的必经之门。）然《正义》能于宗郑同时，并未“不取异议，专宗一家”，而是博引汉魏各派师说，并为六朝诸家义疏“正义”，应该是对汉魏六朝以来的诗论，作一全面的总结，其造诣、其贡献，都达到了历史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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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的精髓在于肯定歌诗体现的是人的自然情性，歌诗抒发情性，也使情性得以发舒宣泄，进而归于中和或者得到升华。因之通过“春诵夏弦”，四时讴歌的歌诗音乐，“发乎情而止于礼”，从而达到移情化性移风易俗的教化目的，应该是一条最根本有效的途径。《正义》认为“乐”与“诗”具有同样移人性情作用，说“《孝经》言乐能移风俗者，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182)意欲移风易俗，就应首先从感化改移人的性情入手，使之潜移默化，日迁于善。如释《大雅·烝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云：“我吉甫作是工师之诵，其调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风化养万物，使之日有长益也。”(183)当然还要以顺应和保护人之天性为前提。如谓“有道者，谓顺其生长之性，使之得相长养，取之以时，不残暴夭绝其孩幼者。”(184)又在《左传正义》释吴季札聘鲁观乐章，论《颂》曰：“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形容，谓道教周备也。成功者，营造之功毕也。天之所营在於命圣，圣之所营在於任贤，贤之所营在於养民。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185)统治者知所“养民之性”，使“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即是教化成功的表征。这也是《诗》所以为“经”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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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礼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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