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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仕引东汉仲长统云：“‘《周礼》是经，《礼记》为传’。斯言近之。”(192)今按，颖达之所以舍二《礼》，而独取《礼记》，其由尚有二：一则想是唐初国学仅立《礼记》为学官，因择取何经为官学，此非孔颖达所能专；二则，按《五经正义》之体例，皆为先有《经》、《传》或《注》、《疏》在，而且首先选择《传》、《注》，然后为其所属之《疏》“正义”。《礼记》虽非《经》，然其既述礼制复论礼义，属于《正义》首要选择的《传》，次及郑玄之《注》，并兼顾王肃等注，旧《疏》亦以传注为去取。《礼记》因此得列于“五经正义”其书，从而上升到“经”的地位。《春秋左传》乃至《公》《穀》亦同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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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于《礼》既重礼制的建置，尤重礼义的寻绎，其于《礼记正义序》论礼之起源及功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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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醯，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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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经天纬地的“礼”，推本则产生于人类之初，体验之实出人之常情的欲望。人生于阴、阳、风、雨、晦、明及四季变化的自然环境中，秉赋固有清浊厚薄之分，而人性皆随内外变化而迁转，人性生而本静，人欲感物而动，于是便产生喜、怒、哀、乐之情，并存有爱憎之心。这自然是一篇精辟的性理起源论。虽然“礼缘人情”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汉代司马迁亦有“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194)的认识。但孔颖达有进一步的论述，其曰：虽然如此，那些秉赋精纯者，仍会“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则将“无所不为”。所以古代圣王就像设堤防以备洪水一样，为保持人性之正直，将其归纳于德义的规范之中。孔颖达认为鸿荒时代，先民已经注意“礼”的建设，因为这是人禽之别的必然趋势。衣冠文物之饰产生于神农时代，经由夏商易代的损益因革，至西周而“典章斯备”。史传“制礼作乐”，对礼制做出奠基贡献的是周公，对此孔颖达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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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乎姬旦，负扆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礼者，体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为盛。纲纪万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类此松筠负贞心於霜雪。顺之则宗祏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政教烦，阴阳错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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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是国家的典章制度，《曲礼》是礼仪法规，素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繁文缛节，当时视为盛事，其作用确实不容轻忽：“纲纪万事，彫琢六情”。无论国家大事，还是个人举止，都有典礼仪式，行为规则。社会赖之而安，纲纪赖之以正，公法私德之信念，深入人心，成为人际间彼我遵守的操行；礼仪壮观，举止儒雅，文明于是大兴，遂有“郁郁乎文哉”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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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礼者，体也，履也”。本是郑玄《礼序》为“礼”所作的诠释。《礼序》已佚，其后尚有进一步的诠释曰“统之於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体”应指本体或体制，“履”则是践履或途径意。郑序忽曰“统之於心曰体”。反而令人滋生疑惑。《正义》因而释之曰：“礼虽合训体、履，则《周官》为体，《仪礼》为履，故郑序又云：‘然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於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於物，故为礼。”《周礼》关乎体制，是国家的大经大法，故称“体”；《仪礼》则为“别亲疏，辨上下”，包含吉、凶、军、宾、嘉五礼与刑法在内，是体现与维护军国威仪尊严的礼仪节文和法律规定。皆可依之付诸践履，又为实现国体大法之具体途径。故《正义》云：“《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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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社会变迁，“礼坏乐崩”，夷狄交侵，五霸迭兴。孔子之道不能见用于时，归而著书立说，定礼正乐，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与总结。经过战国秦汉之交的战乱，及“异端并作”的学术纷争，孔子学说的“馀风曩烈，亦时或独存”。汉初治礼学者，“俱以所见，各记旧闻”。遂有“共氏分门”的大、小戴《记》，及“同经异注”的王、郑礼学。爰及南北朝，礼学之传，江南尤盛，各有数家，其为义疏，风格迥异。流传至唐初者，则惟有南朝皇甫侃和北朝熊安生两家，可为《正义》“撰定”旧疏之用。孔颖达因在《礼记正义序》中论及两家义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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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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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朝为《礼记》作疏者，皆学问渊博，名重一时的大学者。惟北学不重义理，故其义疏训解烦琐枝蔓而不得要领；南学重义理而又义涉玄虚，往往违背传注而不知返。皇、熊两家盖亦若此。《正义》即取皇疏为底本，而以熊疏补其未备。然于其余诸家之胜义尚存者，亦时有采摭。择取的标准与鉴定的方法，则如《序》文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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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閤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对共量定。(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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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条标准：一是诂训周详悉备，二是义理精确慎密，对旧疏“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然后重予撰定。这应是《五经正义》普遍的标准与方法。从“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一语可知，《礼记正义》多由颖达亲笔所撰。然后与参撰诸学者“对共量定”，体现了对学术也是对待诏命的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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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一书体大思精，虽非《经》，而实已包容“六经之义”。孔颖达《正义》于《三礼》“惟疏《礼记》，而实贯穿《三礼》及诸经。有因《礼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元元本本，殚见洽闻，非后儒所能及也。”(198)《礼记》有《经解》篇，郑玄将其归之“通论”一类，历来学者将其视为解读《礼记》乃至《六经》的鈐辖。《正义》因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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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为分析六经，体教不同，故云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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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认为，《经解》一篇是由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论而成，总论六经之教的关联与异同，实为六经之纲领。六经之教虽有不同，要之总归于“礼”。《六经》皆言理，惟《礼》为可见之礼仪制度及行为。“以礼为本”者，即一切皆须落实为制度与行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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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继而解释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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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义，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烦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广博易良，乐教也”者，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洁静精微，易教也”者，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恭俭庄敬，礼教也”者，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主，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从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经之教，以化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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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正义》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之教各自的特点，及其持循之方。其以“乐”之无所不用的“和通”功用，以及歌乐化人于无形，感人至深且易，释“乐教”之“广博易良”；以谦让节俭以约己，庄严敬重以处事，解“礼教”之“恭俭庄敬”。使看似平易实则艰深的文意易于理解。礼、乐与诗教的作用，在于使人文雅温良，远离野蛮；而易、书及春秋之教，则旨在教人聪睿明辨，远离愚昧。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中华古国文明，实由六经之教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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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重视六经之教，依之为致太平的途径，但同时指出即使正确如“六经”，亦不可过度推行。过度则必有所失，甚至走向反面。《正义》疏解六经之失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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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诗之失愚者”，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于诬，“乐之失奢”者，乐主广博和易，若不节制，则失在于奢；易主洁静严正，远近相取，爱恶相攻，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贼害；“《礼》之失烦”者，《礼》主文物，恭俭庄敬，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烦苛；春秋之失乱者，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乱。此皆谓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济，节制合宜，所以致失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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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六经复各有所失者，《正义》概释以“不加节制”，意即过度推求。如“诗之失愚者”，诗本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弄欺诈；“书之失诬”者，《书》本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诬枉抹杀，如疑古过勇者对《书》的过度推求，正是所谓的“诬”；乐主宽广平和，若不节制，惟求丝竹管弦之盛，沉溺于乐律的狂放与颓靡，必将失之于奢靡委顿；易主洁静严正，故相取相攻而生悔吝吉凶，若不节制，妄意猜度，则将造成相互残害；礼本主文物张设合宜，行为庄敬有度，若追求豪华，盛陈装潢，则难免于诛求烦苛；春秋多述攻伐权谋，若过度沉迷，希图一逞，则会造成社会的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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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训诲人君即使用六经教下，也应“可否相济，节制合宜”，庄敬严肃，守正不阿。不然，则仍有可能走向反面，导致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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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篇进一步阐释礼的特征与重要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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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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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礼是衡量检测国家政务的标准，制定礼法，诚如悬衡而“不可欺以轻重”；列绳墨“不可欺以曲直”；设规矩“不可欺以方圆”；有了礼的标准，则官吏难以用其奸诈。实即是要求国家政务公平、公正、公开的主张。所以孔颖达认为此一节是“赞明礼事之重，治国之急”。(200)时至今日，仍然是社会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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