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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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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朝为《礼记》作疏者，皆学问渊博，名重一时的大学者。惟北学不重义理，故其义疏训解烦琐枝蔓而不得要领；南学重义理而又义涉玄虚，往往违背传注而不知返。皇、熊两家盖亦若此。《正义》即取皇疏为底本，而以熊疏补其未备。然于其余诸家之胜义尚存者，亦时有采摭。择取的标准与鉴定的方法，则如《序》文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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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閤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对共量定。(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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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条标准：一是诂训周详悉备，二是义理精确慎密，对旧疏“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然后重予撰定。这应是《五经正义》普遍的标准与方法。从“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一语可知，《礼记正义》多由颖达亲笔所撰。然后与参撰诸学者“对共量定”，体现了对学术也是对待诏命的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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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一书体大思精，虽非《经》，而实已包容“六经之义”。孔颖达《正义》于《三礼》“惟疏《礼记》，而实贯穿《三礼》及诸经。有因《礼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元元本本，殚见洽闻，非后儒所能及也。”(198)《礼记》有《经解》篇，郑玄将其归之“通论”一类，历来学者将其视为解读《礼记》乃至《六经》的鈐辖。《正义》因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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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为分析六经，体教不同，故云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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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认为，《经解》一篇是由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论而成，总论六经之教的关联与异同，实为六经之纲领。六经之教虽有不同，要之总归于“礼”。《六经》皆言理，惟《礼》为可见之礼仪制度及行为。“以礼为本”者，即一切皆须落实为制度与行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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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继而解释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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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义，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烦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广博易良，乐教也”者，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洁静精微，易教也”者，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恭俭庄敬，礼教也”者，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主，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从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经之教，以化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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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正义》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之教各自的特点，及其持循之方。其以“乐”之无所不用的“和通”功用，以及歌乐化人于无形，感人至深且易，释“乐教”之“广博易良”；以谦让节俭以约己，庄严敬重以处事，解“礼教”之“恭俭庄敬”。使看似平易实则艰深的文意易于理解。礼、乐与诗教的作用，在于使人文雅温良，远离野蛮；而易、书及春秋之教，则旨在教人聪睿明辨，远离愚昧。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中华古国文明，实由六经之教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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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重视六经之教，依之为致太平的途径，但同时指出即使正确如“六经”，亦不可过度推行。过度则必有所失，甚至走向反面。《正义》疏解六经之失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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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诗之失愚者”，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于诬，“乐之失奢”者，乐主广博和易，若不节制，则失在于奢；易主洁静严正，远近相取，爱恶相攻，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贼害；“《礼》之失烦”者，《礼》主文物，恭俭庄敬，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烦苛；春秋之失乱者，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乱。此皆谓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济，节制合宜，所以致失也。(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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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六经复各有所失者，《正义》概释以“不加节制”，意即过度推求。如“诗之失愚者”，诗本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弄欺诈；“书之失诬”者，《书》本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诬枉抹杀，如疑古过勇者对《书》的过度推求，正是所谓的“诬”；乐主宽广平和，若不节制，惟求丝竹管弦之盛，沉溺于乐律的狂放与颓靡，必将失之于奢靡委顿；易主洁静严正，故相取相攻而生悔吝吉凶，若不节制，妄意猜度，则将造成相互残害；礼本主文物张设合宜，行为庄敬有度，若追求豪华，盛陈装潢，则难免于诛求烦苛；春秋多述攻伐权谋，若过度沉迷，希图一逞，则会造成社会的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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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训诲人君即使用六经教下，也应“可否相济，节制合宜”，庄敬严肃，守正不阿。不然，则仍有可能走向反面，导致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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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篇进一步阐释礼的特征与重要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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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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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礼是衡量检测国家政务的标准，制定礼法，诚如悬衡而“不可欺以轻重”；列绳墨“不可欺以曲直”；设规矩“不可欺以方圆”；有了礼的标准，则官吏难以用其奸诈。实即是要求国家政务公平、公正、公开的主张。所以孔颖达认为此一节是“赞明礼事之重，治国之急”。(200)时至今日，仍然是社会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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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无论是国家制度、礼仪、礼法还是待人接物的礼节和礼貌，在古代，主要的是对君子的要求。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即无法立身于世，无以成为君子的意思。过去认为，“礼”是对人民的约束，只是要求人民必须遵循封建统治秩序，这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实则更多的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对社会主导者的约束。“礼不下庶人”，应有礼不责于庶人的意思。但是君子之于庶人，却不能无礼。《曲礼》篇于总论礼之宗旨之后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正义》释礼之于阶级曰：“礼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僣上，故云礼不逾越节度也。‘不侵侮’者，礼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201)“负贩者”处于社会最底层，亦应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侵犯侮慢”，此即所谓“礼”。而且，社会秩序只据单方面的要求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作为保障社会秩序及人际和谐的“礼”，实际上，乃是人际间的一种契约，再联系儒家以民意解读天命的观点，两相结合，则“礼”实即古代中国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付出的赋役，须要统治者（管理者）的回报，即须向人民提供和平安定生存生活环境之有效保证。所以官方扰民和过度的盘剥便被视为大恶，是违礼的行为，必将受到追纠或惩罚。《礼记·乐记》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202)礼，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主体，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自天子以至庶人，无论何人何时都必须遵守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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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至社会制度、风俗民情，学术义理，终极关怀；小至立身处世、人情物理、言动语默、人格修养，无不有精彩的论述。所以清儒陈寿祺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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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书各为篇，篇各为礼。微之在仁义性命，质之在服食器用，扩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伦纪纲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远之在百世之治乱。其旨远，其辞文，其声和以平，其气淳以固。其言礼乐丧祭也，使人孝弟之性油然而生，哀乐之感，浡然而不能自已。则文词之精也，学者沉浸于是，苟得其一端，则抒而为文，必无枝多游屈之弊。盖《礼记》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遗言，故粹美如是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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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对《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儒行》篇的人格修养，对《乐记》人性论及礼乐相须观念的论述；以及对《中庸》《大学》《檀弓》等篇章儒家义理的阐扬，无不围绕以礼为中心而展开。不但使这部不足十万字的《礼记》，列为大经，(204)还用了数百万言详尽地阐释了其蕴含的奥旨大义。由于《礼记正义》的表彰和诠释，不但使号称绝学的礼学，易于理解，也使儒家的礼学思想从此深入人心，为开元盛世的开创，做出了必要的学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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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和礼仪，所谓“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自周秦汉魏以迄唐宋元明清，皆有其随时度宜之礼乐，各代礼虽不同，但却贯穿着一条统一的礼乐精神。盖各代之礼，如《周礼》和《仪礼》，以及《开元礼》之类，但言一代之制。而《礼记》与之不同，不仅记载了古代典章制度及人际间礼仪节文，更重要地是详尽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透彻地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社会秩序的建设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孔颖达《礼记正义》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仁义和礼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调节了社会上下阶层的关系，规范了世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维护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大经大法，故能赢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清儒焦循曰：“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205)所言似乎有些绝对，但细思之，确有至理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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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春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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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改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书中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孔子的历史及人生价值观，贬恶扬善，文约义丰，充满了所谓的“微言大义”，对现实政治具有极强的规范意义，所以很早即被尊崇为六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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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流转积累而发展进步，以平王东迁为标志，历史进入了一个“礼坏乐崩”，王者熄迹的东周，亦即五霸迭兴以救敝的春秋时代。比起“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历史进入的是乱世。孔子作《春秋》的志愿，正是要以西周为榜样，再造一个东周。所以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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