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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六经复各有所失者，《正义》概释以“不加节制”，意即过度推求。如“诗之失愚者”，诗本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弄欺诈；“书之失诬”者，《书》本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诬枉抹杀，如疑古过勇者对《书》的过度推求，正是所谓的“诬”；乐主宽广平和，若不节制，惟求丝竹管弦之盛，沉溺于乐律的狂放与颓靡，必将失之于奢靡委顿；易主洁静严正，故相取相攻而生悔吝吉凶，若不节制，妄意猜度，则将造成相互残害；礼本主文物张设合宜，行为庄敬有度，若追求豪华，盛陈装潢，则难免于诛求烦苛；春秋多述攻伐权谋，若过度沉迷，希图一逞，则会造成社会的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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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训诲人君即使用六经教下，也应“可否相济，节制合宜”，庄敬严肃，守正不阿。不然，则仍有可能走向反面，导致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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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篇进一步阐释礼的特征与重要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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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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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礼是衡量检测国家政务的标准，制定礼法，诚如悬衡而“不可欺以轻重”；列绳墨“不可欺以曲直”；设规矩“不可欺以方圆”；有了礼的标准，则官吏难以用其奸诈。实即是要求国家政务公平、公正、公开的主张。所以孔颖达认为此一节是“赞明礼事之重，治国之急”。(200)时至今日，仍然是社会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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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无论是国家制度、礼仪、礼法还是待人接物的礼节和礼貌，在古代，主要的是对君子的要求。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即无法立身于世，无以成为君子的意思。过去认为，“礼”是对人民的约束，只是要求人民必须遵循封建统治秩序，这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实则更多的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对社会主导者的约束。“礼不下庶人”，应有礼不责于庶人的意思。但是君子之于庶人，却不能无礼。《曲礼》篇于总论礼之宗旨之后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正义》释礼之于阶级曰：“礼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僣上，故云礼不逾越节度也。‘不侵侮’者，礼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201)“负贩者”处于社会最底层，亦应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侵犯侮慢”，此即所谓“礼”。而且，社会秩序只据单方面的要求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作为保障社会秩序及人际和谐的“礼”，实际上，乃是人际间的一种契约，再联系儒家以民意解读天命的观点，两相结合，则“礼”实即古代中国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付出的赋役，须要统治者（管理者）的回报，即须向人民提供和平安定生存生活环境之有效保证。所以官方扰民和过度的盘剥便被视为大恶，是违礼的行为，必将受到追纠或惩罚。《礼记·乐记》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202)礼，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主体，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自天子以至庶人，无论何人何时都必须遵守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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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至社会制度、风俗民情，学术义理，终极关怀；小至立身处世、人情物理、言动语默、人格修养，无不有精彩的论述。所以清儒陈寿祺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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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书各为篇，篇各为礼。微之在仁义性命，质之在服食器用，扩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伦纪纲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远之在百世之治乱。其旨远，其辞文，其声和以平，其气淳以固。其言礼乐丧祭也，使人孝弟之性油然而生，哀乐之感，浡然而不能自已。则文词之精也，学者沉浸于是，苟得其一端，则抒而为文，必无枝多游屈之弊。盖《礼记》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遗言，故粹美如是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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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对《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儒行》篇的人格修养，对《乐记》人性论及礼乐相须观念的论述；以及对《中庸》《大学》《檀弓》等篇章儒家义理的阐扬，无不围绕以礼为中心而展开。不但使这部不足十万字的《礼记》，列为大经，(204)还用了数百万言详尽地阐释了其蕴含的奥旨大义。由于《礼记正义》的表彰和诠释，不但使号称绝学的礼学，易于理解，也使儒家的礼学思想从此深入人心，为开元盛世的开创，做出了必要的学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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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和礼仪，所谓“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自周秦汉魏以迄唐宋元明清，皆有其随时度宜之礼乐，各代礼虽不同，但却贯穿着一条统一的礼乐精神。盖各代之礼，如《周礼》和《仪礼》，以及《开元礼》之类，但言一代之制。而《礼记》与之不同，不仅记载了古代典章制度及人际间礼仪节文，更重要地是详尽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透彻地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社会秩序的建设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孔颖达《礼记正义》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仁义和礼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调节了社会上下阶层的关系，规范了世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维护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大经大法，故能赢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清儒焦循曰：“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205)所言似乎有些绝对，但细思之，确有至理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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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春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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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改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书中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孔子的历史及人生价值观，贬恶扬善，文约义丰，充满了所谓的“微言大义”，对现实政治具有极强的规范意义，所以很早即被尊崇为六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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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流转积累而发展进步，以平王东迁为标志，历史进入了一个“礼坏乐崩”，王者熄迹的东周，亦即五霸迭兴以救敝的春秋时代。比起“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历史进入的是乱世。孔子作《春秋》的志愿，正是要以西周为榜样，再造一个东周。所以孟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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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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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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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臣民以“兴观群怨”的歌诗，讽喻讥刺政治，即可使不合理的政策得到调整，此即所谓王道政治。《孟子·离娄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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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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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确，历史环境的变迁，“诗”的氛围没有了，则必将代之以《春秋》。《春秋》是继承发扬《诗》的精神，取《诗》之“义”，而用史书褒贬定论的形式，著而为《春秋》一书。司马迁曾引董仲舒之言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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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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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和《司马相如列传》中云：“《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208)通过与其所著《易传》的比较，以阐发《春秋》实则是通过历史现象，抉发其实质，阐扬其大义的特点。应比《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209)的认识，更为深刻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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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在《春秋正义序》中论述了《春秋》的性质和宗旨，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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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左史所职之书。王者统三才而宅九有，顺四时而治万物，四时序则玉烛调于上，三才协则宝命昌于下。故可以享国永年，令闻长世。然则有为之务，可不慎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若夫五始之目，章于帝轩，六经之道，光于《礼记》，则此书之发，其来尚矣。但年祀绵邈，无得而言。(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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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春秋》是“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左史所职之书”，《礼记·玉藻》有“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说。刘勰因而论之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211)而《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同为记事之书，而左右史反。《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晋伐秦，下军帅栾黡擅自撤军，左史因谓魏绛：“不待中行伯（指中军帅荀偃的同意）乎。”可知左史乃随军记事之官。孔颖达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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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认为，“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皆须律之以礼义，“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将《春秋》甚于斧钺的褒贬，直截与君主之明镜联系在一起。比《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论断，视野高远；而比司马迁“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212)的警诫，寓意委婉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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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继论孔子当“九域骚然，三纲遂绝”之时，毅然修撰《春秋》的苦衷与意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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