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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15 夫子内韫大圣,逢时若此,欲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无用,虚叹衔书之凤,乃似丧家之狗,既不救于已往,冀垂训于后昆,因鲁史之有得失,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之作则,历百王而不朽也。(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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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17 文中“冀垂训于后昆”一句,是说困迫当中的孔子,仍然以天下后世为己任,勇于承担起学术的责任,著《春秋》“以为天下后世法”。训,即是讲明道理,再结合史实,进行善恶褒贬,因而达到“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的效果。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的确是深刻而久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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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19 孔颖达修撰《春秋正义》所选定的《传》为《左传》,《注》为杜预《左氏集解》,旧疏则是选取刘炫的《春秋左传述议》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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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21 《春秋》记事,大义寓于微言,须由传授者加以解释,方明其义。《传》即是传授的意思。孔颖达谓:“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214)由于传述人不同的学术倾向,便产生不同的《传》。《春秋》之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五家,著名的《春秋》三传,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之外,尚有《邹氏传》和《夹氏传》,由于书佚而失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属于经今文系统,因而在西汉就立有博士,成为官学。而《左氏传》是古文经,虽然早出,却在西汉备受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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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23 《左传》的作者为孔子同时代而“躬为国史”的左丘明,而且是孔子的朋友,服膺孔子学说,属于儒家学派。据《史记》记载,《春秋》修成之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215)《汉书·艺文志》则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216)。班固所说的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孔子讲解《春秋》之言,只是口耳相传,因而再传而可能有不同的传记。二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说明《左传》特质是就“本事”以立传;而以“本事”立传,既可使《春秋》之传,不失其真,又可以证明孔子并非“以空言说经”,所有“微言大义”皆有其事实之根据。孔颖达《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217)查《严氏春秋》为严彭祖书,年代早于司马迁。(218)《后汉书·儒林传》谓:楼望“世称儒宗”,“少习《严氏春秋》”(219)。严氏本习《公羊春秋》,则其书《公羊》学之书也。然所引文字,不见于今本《孔子家语》,又鲁国为周公旧封,享有周公的待遇,各国重大事件,亦须向鲁国报备。所以周、鲁史记应该相同,根本不需要“如周”以观国史,还是班固的记载较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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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25 孔颖达《左传正义序》叙述《左传》在汉代的流传及训诂情况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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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27 其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此乃以冠双屦,将系综麻,方凿圆枘,其可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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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29 西汉末年,刘歆在秘府校书,发现的一批古文经籍中,即有《左氏传》一种,哀帝时,刘歆上疏建议将《左氏春秋》、《尚书》、《逸礼》、《毛诗》等古文经传立于学官。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理由是充分的。“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而“诸博士”或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或不肯置对”。刘歆遂联合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刘歆主张立为学官的《左氏春秋》,是出于“孔壁”的古文本经书,也有充分的理据。并说孔安国献书之后,只是因“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且诸书可以与今文经传相印证,弥补今文“经或脱简,传或简编”的缺失,有利于探原旨、求道真。同时,也严厉谴责了太常博士的抱残守缺。惹怒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用这一令人恐惧的罪名,阻遏了刘歆的请求。可见为了捍卫利禄之途,已经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今文经学派内,也有学者深以刘歆所论为然,如《汉书·楚元王传》载:“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220)看来,龚胜亦以《左氏传》当立,只是无力改变局面,因而自责。清代纪昀引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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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31 《左传》当时虽未立为学官,但这场论争所造成的影响,却使《左传》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东汉初正式列为学官。此后贾逵、马融、郑玄、服虔等经学大师无不兼综今古文。然其传注,“杂取《公羊》、《穀梁》以释《左氏》”,孔颖达认为“三传”学理差距较大,以《公》《穀》释《左传》,有些“方凿圆枘”,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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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33 魏晋以后,由于玄学风气的熏染,《左传》的注释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孔颖达《正义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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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35 晋世杜元凯又为《左氏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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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37 自称有“《左氏》癖”的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其所以卓绝一时,成为划时代的著作,是因其改变了汉儒《左传》研究的“诂训”方法。《左传集解》与东汉贾、服旧注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其清除了汉注“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之弊,而“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222)。其次是摆脱汉儒“繁文碎义”的诂训窠臼,转而为清通简要的为学风格。而且专重以史学诠经解传,尽删汉儒谶纬之说。《集解》除对《左传》文本进行诠释外,首次将《春秋》《左传》合并为一,正式确立了《左传》传经之正统地位。可以说“《春秋左氏》,因元凯而方著”(223),并且首开“弃经信传”之风,宋代陈振孙评曰“(杜预)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后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224)然杜预《集解》实亦聚集继承汉魏诸家传注,于服虔旧注吸收尤多。而《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致使《正义》认为:“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225)实则是文同意同,不应该有偏差的。清代王鸣盛则认为:“夫名曰《集解》,则是集合诸家之解矣。”(226)则是符合事实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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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39 由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风靡江南,嗣后影响及于北朝,隋朝诸儒,亦多为《集解》作《义疏》。孔颖达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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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41 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然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虽傍攻贾、服,使后之学者钻仰无成。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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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43 杜预《集解》既已囊括汉魏众注,《正义》更于汉注众疏,博取广收。实可集唐前《左传》研究之大成。于前朝旧疏中,孔颖达对传世三家旧疏进行比较,认定刘氏《左传述议》最佳,沈氏《春秋义略》居次。在列举了各家义疏的优缺点后,决定《正义》撰述所据之底本,以刘氏义疏为主,其所不足,则以沈氏义疏弥补。若刘、沈所著均不可用,则自己提出看法和意见,使之臻于完善。也即以沈、刘二家为《正义》所据之本,孔氏原不讳言。可能正是因为在《序》言中已经声明,所以在疏文中就不再一一标注姓字,以保持行文的简捷流畅。且当时刘炫《述议》尚在,欲知两书异同,自可取原书对照。孔颖达等并不能逆料到《述议》等旧疏后来亡逸,更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清代汉学家无论出于疑古还是复古的目的,其考据学工夫用在从《正义》中,分析出何者是汉儒旧注,何者是隋儒原疏,都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贡献;如果旨在证明孔颖达等意在剽窃前人成果,则实在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考证。事实恰恰相反,汉魏旧注及南北众疏,若非官修《五经正义》的撰定,这些珍贵的文化思想资料,将更有可能散逸殆尽。由此亦可反证《五经正义》实为汉唐经学文化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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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45 《春秋左传》是一部侧重以历史本事阐释《春秋》经典的传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几乎包罗儒家所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观念。比如“济世拯民”的“王道政治”;“赏善罚暴”的“神道设教”;以及“民为神主”,“政顺民心”的施政观念,以及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观念等,皆用史实给予最生动最全面的阐释。孔颖达《正义》又根据杜预囊括汉魏旧注的《集解》和隋代迥出群疏之上的刘炫《述议》,对经传中的这些传统思想观念,经过全面梳理、开掘和总结,做出新的订正与阐扬。如“忠”之观念,本是一普遍的规范,但每被误解为下对上的忠诚。在《庄公十年传》,曹刿论战一节有:“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杜注“上思利民,忠也”。《正义》曰:“言以情审察,不用使之有枉,则是思欲利民,故为忠之属也。”(227)可见“忠”也是对统治者利于民的要求。又如《成公十六年传》叔时有“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之语。(228)《正义》疏曰:“德者,得也,自得于心,美行之大名。有大德者以德抚人,是德用之以施恩惠也。有奸邪者断以刑罚,是刑用之以正邪辟也。详者,祥也,古字同耳。《释诂》云:‘祥,善也。’义者,宜也,物皆得宜,利乃生焉,故义所以生立利益也。礼者,履也,其所践履,当识时要,故礼所以顺时事也。言而无信,物将散矣,故信所以守群物也。人君用此道以抚下民,民之生计丰厚,财用足,则民之德皆正矣。”“由上施恩惠,故民生计丰厚也,财用有利益,而每事得节,饥则有食,寒则有衣,其事皆得节矣。”“政不扰民”,“自上及下,和睦相亲,周旋运转,不有违逆,上之所求,下无不具,下民自知其中无复二心”。“在上德、义、礼三事,以教于下,则在下之人皆无邪恶,以信自守”,“故下民生计皆丰厚而多大,人皆和同其心以听进止,无不尽已之力以从上命”,“此战之所由得而胜也”。诸如此类的阐释与发挥,在《正义》一书中,可说俯拾皆是。通过浏览,可以了解古代儒家思想的真相,不至为人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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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47 《五经正义》的撰定,是对隋唐以前的经学文化最大规模的一次系统总结,说其集五经研究成果之大成亦不过分。《正义》的编撰,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与体例,是编撰一部指导人民思想行为经世致用的经书,而非专供研究讨论之用的学术著作。虽然其本身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及极强的学术性,因此其于古注旧疏,必须要有所取舍,以求得思想的一致和便于遵行。所以不可能将各种学说和观点全部容纳进去。至于当时辑录所刊落的学术观点及其原书的失传,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但却不能由《正义》任其咎。唐朝没有奉行过文化专制政策,书籍的遗逸是后来的战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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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49 《五经正义》的撰定,是一项极其浩繁的工程,且其为官修之书,多人参加,成于众手。虽历经讨论,对共参决,取舍仍不能不有所缺误脱漏。故《五经正义》成书后,就有博士马嘉运对其错谬处加以驳正。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尚未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五年后高宗诏令“覆更详审”,经过两年的精心修改和严格“覆审”才最终“刊定”完成。这个过程十分慎重,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参与者俱是英才通儒,代表了唐初学术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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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51 故清儒皮锡瑞云:“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229)近人马宗霍说:“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桌。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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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53 《五经正义》的价值,本在于通过对古注旧疏的整理,统一并确立经注中的意义,以权威的文本示天下后世以准则。后人因此而抨击唐代经学的文化大一统,以为阻碍了思想的百花齐放,甚与后世的文化专制主义等同视之,这真是莫大的误解。任何一文化必有其恒久稳定的文化核心,儒家经学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根柢所在,有此核心,虽垂如一线,不绝如缕,终可发扬光大之,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无此核心则不成其为完整的文化,没有根柢,则不可能流布蔓延以致久远。古希腊、埃及文化曾经显赫一时,其文化可谓色彩斑爛,光彩照人,终因无此生命之内核,而瞬息寂灭,成为后世各文化的滋养,而其本身则无以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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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55 文化大一统,一统或许是同一,而在儒道文化中,凡事物之冠以“大”者,则是对其事物本身之超越,如老子之“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乃形也,而大象反而无形;声即音也,而大音竟然希声。(231)而“同”之大者,并非必同、尽同,而是“不同而和”,亦即“和而不同”。这就不仅是事物之客观描述,而是价值追求了。其价值追求之至高境界则是“大同”学说,大同者,集聚所有之不同共处一室之内,而和平相处之谓也。(而非冶于一炉之内,冶于一炉之内,是强使之同也。必有不相融而相伤损者。)文化大一统之大,本有赞美之意,至此则复有大体一致之义。没有大体一致之框架,则凡事失去衡量评价之标准矣。倘若假借一统之名,而强人必与之同,斯则文化专制主义之谓也。但在唐史中,尚未见有压制不同学术意见之记载。《五经正义》即是最好的例证,当有不同意见时,马上就进行重审修订,至于采纳与否,当然还有学术标准和体例要求,《正义》非集解之书,乃士子考试之标准,只能在一书之内,选择众论,而不能尽容纳之,以自反其说,自毁其例。且考试之贴经固是考其熟知程度,而策论之试,则鼓励灵活发挥,旁征博引,力求抒发独立见解而后可。只要能真切地把握其精神实质,虽作者万千,历逾千年,仍然会有新义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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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57 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就是在经学基础上,通过对经传的注疏解释,而得到发挥发展的。其基调其趋势及其框架,甚至在孔子时代即已设定了的。有人认为儒家传统框架束缚了思想的发展,必须将其打破。如其言,则真不知何谓发展矣!譬犹汹涌黄河束流于万里长堤,未曾误其奔流到海。难道非要撤毁堤坝,让江河横流方是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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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359 唐代官修的《五经正义》,不惟是对古代阐释儒家经典的注疏所呈现之诂训义理,进行“正义”,也是对儒家表现在社会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礼仪、思想行为等价值观的“正义”。作为古代儒家集大成的思想武库,其中的宝藏,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本章节只是作一大略的介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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