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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郑玄之注“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已是汉学之集大成，贾公彦因而论之曰：“然则《周礼》起於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惟有郑玄徧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乎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是以周礼大行，（为）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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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周礼正义》又称《周礼注疏》则是选择郑玄《周官礼注》和沈重《周官礼义疏》四十卷为底本，(259)兼以旁征博引，穷原竟委，古注旧疏，赖此以存；深文奥义，依之而明。故在唐人所作五经疏中，贾疏可列上乘。《四库全书总目》称：“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260)与孔颖达《五经正义》相同，贾公彦《周礼注疏》也是对汉魏六朝《周礼》注疏所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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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仪礼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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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注疏》是贾公彦完成《周礼注疏》后的又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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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本称《礼》，是礼的本经。今本《仪礼》十七篇，就是汉代所谓的《礼经》。秦火之后，“三礼”在汉武帝时被同时发现。据《汉书》载：“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261)其中之《礼》，即指《仪礼》。《汉志》但称“《礼》”，不称“《仪礼》”。汉时亦多有称《仪礼》为《礼记》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262)此处的《礼记》，实指《仪礼》。是因为着眼于礼经本文之后，又有“记曰”一段释经文字而言。“记”即是“传”，只不过“传”是传述人自作，或就经师传述而言；“记”则是学者对传述要义的记录，实则为一。《礼经》篇后的“记”，比较简略，仅是钩玄提要而已；不如大小戴《礼记》系统详尽。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著作则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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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周礼》系国家官方的“治职文书”(263)，那末《仪礼》则是社会约定的行为规范。《释名》曰：“仪，宜也，得事宜也。”因此，“仪礼”即是指在各类行事中适宜得当的礼节行为。《仪礼》所述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都有一个起源、演化、改进乃至完善的过程。礼本起源于敬事鬼神的仪式，后渐转化为人际相待的礼仪。从事神而事人，这一根本性质转化的标志，便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因此《礼》或《仪礼》所述之礼仪，肇端于周公之制作是不成问题的，经过近三百年的实践改进与变化，至东周而“礼坏乐崩”，其书亦随之散乱。孔子述礼正乐，搜遗补缺，将之重新整合编纂为《礼》（经）十七篇，即班固所谓“缀周之礼”也。周礼向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264)之说，经过孔子的缀集编次，“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265)。秩然有序，首尾完具，使有周一代礼典，炳然大备。皮锡瑞、梁任公曾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266)一语，论定《仪礼》为孔子所作，未免武断之嫌。孺悲赴孔子学“士丧礼”，是先知有此“士丧礼”在，且孔子知之，因而派孺悲前往受学。“《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只表明《士丧礼》从此写定，哪里有孔子自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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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重新发现《周官》、《仪礼》的同时，还有《逸礼》五十六篇，邵懿辰认为“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只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267)。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方面，已经囊括礼之大体，故孔子即手定此十七篇以为“礼”之教本。此外，历史上还有《仪礼》真伪之辨，古书写定之前后，窜入后世文字，本是难免之常事，以此论断其成书时间，讨论其书之真伪，可说毫无意义，因此不再辨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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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传礼者有高祖时之叔孙通，武帝时之高堂生及徐生一门师弟，皆为鲁人，以鲁为周公旧封之国，孔孟传学之地，故流风余韵至汉不绝。高堂、徐生所传，系今文经；至刘歆所重者，乃“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自此而有今古文之争。今古文经本大同小异，只不过古文经学派认同《礼》书出自周公，今文经学派则认为出自孔子；今文学派压制古文经，并非维护孔子的著作权益，实则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禄，其用意已与拯时救敝的孔子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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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马融传刘歆之学，最早为古文《仪礼》作注，弟子郑玄又复遍注三《礼》，所作《仪礼注》会通三礼，博综今古，转训互证，文简义通。并从中提取出五礼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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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吉礼事邦国之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脍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周礼·地官·保氏》又有：“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268)五礼的概括分类，遂成为后世区分古仪制定新礼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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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讫隋，《仪礼》一直列在官学，士大夫间礼学之风不废，义疏迭出，可惜大多散佚。至唐，贾公彦继孔颖达《礼记正义》之后，奉敕为二《礼》作疏，《仪礼注疏》亦是按《正义》体例，总结往代《仪礼》传注疏解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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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公彦在其《仪礼疏序》中分辨二礼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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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本则难明，末便易晓。是以《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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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二礼“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有一共同的源头，按其条理分为二部论述。并以《仪礼》为本，《周礼》为末。《周礼》乃国家的大经大法，《仪礼》多风习揖让进退之细枝末节，而其反以《仪礼》为本，《周官》为末，如此区分，殊难令人理解。意其盖以《仪礼》乃朝廷与社会普遍奉行之行为规范，而《周官》之分官设职，特又为维护管理此一社会秩序，以保证其行于朝廷乡党之间而设欤？又，《仪礼》多据名物以言理，《周礼》多依职官以言事，或其依理事之分以断本末，亦未可知。公彦紧接着论述道：“本则难明，末便易晓。”联系序文首句所谓：“道本冲虚，非言无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释无能悟其理，圣人言曲事资，注释而成。”是知其所谓“言曲事资”的微妙理道，即是指《仪礼》而言。则古人以为《仪礼》难读，则不惟文辞古奥，即其义理，亦且深奥难晓矣。故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以其言事易晓故也；而能为《仪礼》作注者，惟有郑玄而已。这也是其选择郑注的理由。然后述及前代《仪礼》义疏的情况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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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章疏，则有二家：信都黄庆者，齐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硕儒。庆则举大略小，经注疏漏，犹登山远望而近不知；悊则举小略大，经注稍周，似入室近观而远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时之所尚，李则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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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明黄李两家义疏的特点后，举例指出两疏的缪妄失误之处。阐明所据为本的旧疏概况，随之确定为之“正义”的途辙，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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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先儒失路，后宜易涂，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专欲，以诸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仍取四门助教李玄植详论可否，佥谋已定，庶可施以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无讥焉。(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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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先儒旧疏的失误，应该改进义释的方法，尽其平生所学，剪裁成此义疏，并未专依此两家之说，更取诸家义疏为本，择善而从，增以己意，但不敢自是，“仍取四门助教李玄植详论可否”，看来李玄植一直是其修二《礼》义疏的主要助手。待群谋议定之后，方敢交付讲堂师儒与青衿学子使用，再由其去瑕取玖（美石），庶几可免无学之讥。虽属自谦之言，然“去瑕取玖”自是读书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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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所述五礼，无不关乎国家大事，贴近社会人生，无论其冠、婚、乡、射、燕之嘉礼，即其丧服之礼，影响人之心理与言行甚巨，不仅可使外在的举止高贵优雅，亦令内在的庄敬之心油然而生，能促使人们思考社会及人生之意义与责任，更利于自律人格的养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将人伦纳入到家庭、社会、国家的秩序当中，使各安其所依，各行其所当为，家庭、社会、国家因之日趋于和谐之境，人伦礼仪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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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贾疏通过对古代“仪礼”及其蕴含之人伦义理的阐释，不仅可以增进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即使对现实人生及现代社会礼序环境之建构亦不无启示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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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于《五经正义》颁布之后，贾公彦续作二《礼》义疏，继踵前业，以补未备，而其著疏之用心与方法，亦与孔氏同。盖自魏至隋，“战争相寻，干戈是务”，古书旧籍，或焚烬于兵燹，或漂没于砥柱，淹灭无算。《正义》、《注疏》之撰，对前代传注之整理保存之功，几至无可替代。据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271)论证，“义疏”本是两事，“义”是讲义，即经旨义理的发挥；“疏”是疏通，专对旧注予以疏解；准此，则孔、贾等《正义》撰述主旨，意在纠正先儒义疏或流入佛老、或师心自任、公然违背经传的错失，自无论矣；于疏解方面遵行“疏不破注”之原则，但疏通前人传注而不轻议其非，亦体式之当然；然在义释方面，虽能纠正前人之失，终嫌其于义理发挥缺乏创造性开拓，亦是不争之事实。然而这后一要求，未免苛刻，忠实于经传，方是注疏之学的首要职责。与《周礼正义》相同，公彦《仪礼注疏》亦是自汉至唐数百年间《仪礼》研究成果的结撰之作，对《仪礼》之古注旧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集与删润，于郑注亦多所发明，甚有功于《仪礼》的研究及传播，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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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羊传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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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传记体的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人的说法，应是先由孔子讲授于子夏，子夏又传授于公羊高，公羊高传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口耳相传至景帝时，公羊寿方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将其“著于竹帛”(272)，故曰《公羊传》，意即公羊子所传之春秋大义也。至于其作者及时代究竟为谁何，实则无法深究。《汉志》以为“公羊子，齐人”(273)。戴宏《公羊传序》、颜师古《汉书注》认为即公羊高。其“书”既为公羊氏世代口耳授受，并无文字定本，则每一代都有可能增益新的理解，则著者“公羊子”为其一门之统称，殆无不可。其写定成书固在西汉景帝时，而其作始当即孔子作《春秋》时之讲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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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寓含着孔子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所以将其视为全部名誉乃至生命的寄托；《春秋》文字至简，欲使有限的文字，蕴含丰富的“微言大义”，则须寓意于“书法”之中，这就是其口授子夏，传为《春秋传》的公羊义法。《公羊传》宣扬王道，尊崇大一统，维护君臣等级观，具有理想与现实并重的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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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隶书写定的《公羊传》，自然属于今文经学系统，助公羊寿“著于竹帛”的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274)。而与之“同业”的董仲舒，则著《春秋繁露》将公羊学进一步理论化。自后传公羊学者尽出此两系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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