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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15 可见郑玄之注“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已是汉学之集大成,贾公彦因而论之曰:“然则《周礼》起於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惟有郑玄徧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乎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是以周礼大行,(为)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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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17 贾公彦《周礼正义》又称《周礼注疏》则是选择郑玄《周官礼注》和沈重《周官礼义疏》四十卷为底本,(259)兼以旁征博引,穷原竟委,古注旧疏,赖此以存;深文奥义,依之而明。故在唐人所作五经疏中,贾疏可列上乘。《四库全书总目》称:“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260)与孔颖达《五经正义》相同,贾公彦《周礼注疏》也是对汉魏六朝《周礼》注疏所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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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19 (二)《仪礼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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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21 《仪礼注疏》是贾公彦完成《周礼注疏》后的又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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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23 《仪礼》本称《礼》,是礼的本经。今本《仪礼》十七篇,就是汉代所谓的《礼经》。秦火之后,“三礼”在汉武帝时被同时发现。据《汉书》载:“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261)其中之《礼》,即指《仪礼》。《汉志》但称“《礼》”,不称“《仪礼》”。汉时亦多有称《仪礼》为《礼记》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262)此处的《礼记》,实指《仪礼》。是因为着眼于礼经本文之后,又有“记曰”一段释经文字而言。“记”即是“传”,只不过“传”是传述人自作,或就经师传述而言;“记”则是学者对传述要义的记录,实则为一。《礼经》篇后的“记”,比较简略,仅是钩玄提要而已;不如大小戴《礼记》系统详尽。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著作则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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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25 如果说《周礼》系国家官方的“治职文书”(263),那末《仪礼》则是社会约定的行为规范。《释名》曰:“仪,宜也,得事宜也。”因此,“仪礼”即是指在各类行事中适宜得当的礼节行为。《仪礼》所述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都有一个起源、演化、改进乃至完善的过程。礼本起源于敬事鬼神的仪式,后渐转化为人际相待的礼仪。从事神而事人,这一根本性质转化的标志,便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因此《礼》或《仪礼》所述之礼仪,肇端于周公之制作是不成问题的,经过近三百年的实践改进与变化,至东周而“礼坏乐崩”,其书亦随之散乱。孔子述礼正乐,搜遗补缺,将之重新整合编纂为《礼》(经)十七篇,即班固所谓“缀周之礼”也。周礼向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264)之说,经过孔子的缀集编次,“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265)。秩然有序,首尾完具,使有周一代礼典,炳然大备。皮锡瑞、梁任公曾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266)一语,论定《仪礼》为孔子所作,未免武断之嫌。孺悲赴孔子学“士丧礼”,是先知有此“士丧礼”在,且孔子知之,因而派孺悲前往受学。“《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只表明《士丧礼》从此写定,哪里有孔子自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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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27 汉代重新发现《周官》、《仪礼》的同时,还有《逸礼》五十六篇,邵懿辰认为“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只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267)。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方面,已经囊括礼之大体,故孔子即手定此十七篇以为“礼”之教本。此外,历史上还有《仪礼》真伪之辨,古书写定之前后,窜入后世文字,本是难免之常事,以此论断其成书时间,讨论其书之真伪,可说毫无意义,因此不再辨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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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29 汉兴,传礼者有高祖时之叔孙通,武帝时之高堂生及徐生一门师弟,皆为鲁人,以鲁为周公旧封之国,孔孟传学之地,故流风余韵至汉不绝。高堂、徐生所传,系今文经;至刘歆所重者,乃“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自此而有今古文之争。今古文经本大同小异,只不过古文经学派认同《礼》书出自周公,今文经学派则认为出自孔子;今文学派压制古文经,并非维护孔子的著作权益,实则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禄,其用意已与拯时救敝的孔子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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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31 东汉马融传刘歆之学,最早为古文《仪礼》作注,弟子郑玄又复遍注三《礼》,所作《仪礼注》会通三礼,博综今古,转训互证,文简义通。并从中提取出五礼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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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33 《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吉礼事邦国之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脍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周礼·地官·保氏》又有:“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268)五礼的概括分类,遂成为后世区分古仪制定新礼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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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35 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讫隋,《仪礼》一直列在官学,士大夫间礼学之风不废,义疏迭出,可惜大多散佚。至唐,贾公彦继孔颖达《礼记正义》之后,奉敕为二《礼》作疏,《仪礼注疏》亦是按《正义》体例,总结往代《仪礼》传注疏解成就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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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37 贾公彦在其《仪礼疏序》中分辨二礼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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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39 至於《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本则难明,末便易晓。是以《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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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41 认为二礼“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有一共同的源头,按其条理分为二部论述。并以《仪礼》为本,《周礼》为末。《周礼》乃国家的大经大法,《仪礼》多风习揖让进退之细枝末节,而其反以《仪礼》为本,《周官》为末,如此区分,殊难令人理解。意其盖以《仪礼》乃朝廷与社会普遍奉行之行为规范,而《周官》之分官设职,特又为维护管理此一社会秩序,以保证其行于朝廷乡党之间而设欤?又,《仪礼》多据名物以言理,《周礼》多依职官以言事,或其依理事之分以断本末,亦未可知。公彦紧接着论述道:“本则难明,末便易晓。”联系序文首句所谓:“道本冲虚,非言无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释无能悟其理,圣人言曲事资,注释而成。”是知其所谓“言曲事资”的微妙理道,即是指《仪礼》而言。则古人以为《仪礼》难读,则不惟文辞古奥,即其义理,亦且深奥难晓矣。故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以其言事易晓故也;而能为《仪礼》作注者,惟有郑玄而已。这也是其选择郑注的理由。然后述及前代《仪礼》义疏的情况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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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43 其为章疏,则有二家:信都黄庆者,齐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硕儒。庆则举大略小,经注疏漏,犹登山远望而近不知;悊则举小略大,经注稍周,似入室近观而远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时之所尚,李则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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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45 在点明黄李两家义疏的特点后,举例指出两疏的缪妄失误之处。阐明所据为本的旧疏概况,随之确定为之“正义”的途辙,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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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47 今以先儒失路,后宜易涂,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专欲,以诸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仍取四门助教李玄植详论可否,佥谋已定,庶可施以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无讥焉。(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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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49 为了避免先儒旧疏的失误,应该改进义释的方法,尽其平生所学,剪裁成此义疏,并未专依此两家之说,更取诸家义疏为本,择善而从,增以己意,但不敢自是,“仍取四门助教李玄植详论可否”,看来李玄植一直是其修二《礼》义疏的主要助手。待群谋议定之后,方敢交付讲堂师儒与青衿学子使用,再由其去瑕取玖(美石),庶几可免无学之讥。虽属自谦之言,然“去瑕取玖”自是读书之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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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51 《仪礼》所述五礼,无不关乎国家大事,贴近社会人生,无论其冠、婚、乡、射、燕之嘉礼,即其丧服之礼,影响人之心理与言行甚巨,不仅可使外在的举止高贵优雅,亦令内在的庄敬之心油然而生,能促使人们思考社会及人生之意义与责任,更利于自律人格的养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将人伦纳入到家庭、社会、国家的秩序当中,使各安其所依,各行其所当为,家庭、社会、国家因之日趋于和谐之境,人伦礼仪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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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53 郑注贾疏通过对古代“仪礼”及其蕴含之人伦义理的阐释,不仅可以增进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即使对现实人生及现代社会礼序环境之建构亦不无启示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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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55 总之,于《五经正义》颁布之后,贾公彦续作二《礼》义疏,继踵前业,以补未备,而其著疏之用心与方法,亦与孔氏同。盖自魏至隋,“战争相寻,干戈是务”,古书旧籍,或焚烬于兵燹,或漂没于砥柱,淹灭无算。《正义》、《注疏》之撰,对前代传注之整理保存之功,几至无可替代。据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271)论证,“义疏”本是两事,“义”是讲义,即经旨义理的发挥;“疏”是疏通,专对旧注予以疏解;准此,则孔、贾等《正义》撰述主旨,意在纠正先儒义疏或流入佛老、或师心自任、公然违背经传的错失,自无论矣;于疏解方面遵行“疏不破注”之原则,但疏通前人传注而不轻议其非,亦体式之当然;然在义释方面,虽能纠正前人之失,终嫌其于义理发挥缺乏创造性开拓,亦是不争之事实。然而这后一要求,未免苛刻,忠实于经传,方是注疏之学的首要职责。与《周礼正义》相同,公彦《仪礼注疏》亦是自汉至唐数百年间《仪礼》研究成果的结撰之作,对《仪礼》之古注旧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集与删润,于郑注亦多所发明,甚有功于《仪礼》的研究及传播,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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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57 (三)《公羊传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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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59 《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传记体的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人的说法,应是先由孔子讲授于子夏,子夏又传授于公羊高,公羊高传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口耳相传至景帝时,公羊寿方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将其“著于竹帛”(272),故曰《公羊传》,意即公羊子所传之春秋大义也。至于其作者及时代究竟为谁何,实则无法深究。《汉志》以为“公羊子,齐人”(273)。戴宏《公羊传序》、颜师古《汉书注》认为即公羊高。其“书”既为公羊氏世代口耳授受,并无文字定本,则每一代都有可能增益新的理解,则著者“公羊子”为其一门之统称,殆无不可。其写定成书固在西汉景帝时,而其作始当即孔子作《春秋》时之讲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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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61 司马迁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寓含着孔子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所以将其视为全部名誉乃至生命的寄托;《春秋》文字至简,欲使有限的文字,蕴含丰富的“微言大义”,则须寓意于“书法”之中,这就是其口授子夏,传为《春秋传》的公羊义法。《公羊传》宣扬王道,尊崇大一统,维护君臣等级观,具有理想与现实并重的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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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463 汉初,隶书写定的《公羊传》,自然属于今文经学系统,助公羊寿“著于竹帛”的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274)。而与之“同业”的董仲舒,则著《春秋繁露》将公羊学进一步理论化。自后传公羊学者尽出此两系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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