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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新缮写可谓焕然一新，鉴于以前直书于土壁之上，无法长期保存，这次则采用上好木材，比照廊壁尺寸，剖成宽大平滑的木板，连结成密无间隙的整体版面，由善书之国子生员，缮写于木版之上。白底黑字，焕若星采。较之土壁，又是一番景象。刘禹锡十分重视此事，认为足可书之竹帛，志之艺文。于是在文末写道：“时余为礼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关决，故书之以移史官，宜附艺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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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书于国子监讲论堂的《壁经》，主要提供给学官和国子生员校订经籍之用，未能普及于广大举子和社会人士。于是在太和四年，《壁经》落成后不久，翰林侍讲学士的郑覃，即向文宗进言：“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文宗“从之”。但刊刻石经的建议并未及时实行，因为第二年李宗闵、牛僧孺执政，恶郑覃与李德裕相善，罢其侍讲学士。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复出，郑覃任御史大夫，仍召为侍讲学士，得在文宗左右。“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304)太和九年十月，郑覃迁尚书右仆射，兼判国子祭酒，不久又以本官同平章事。郑覃以宰相兼国子祭酒的身份，领导了国子监刊刻“石壁九经”的工程。“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订九经文字，旋令上石。”(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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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石经》于附刻张参《五经文字》三卷之后，又附唐元度《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作为对张参《五经文字》的补充，亦附刻于石经之末，“用证谬误”(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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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之刊刻，完成于开成二年。石经末署“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即开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至此，唐国学《五经壁本》用了六十余年时间，距太宗贞观七年颁布颜师古《五经定本》于天下，整整二百零四年。至此，儒家经籍由纸本而登壁，由土壁而木版、由木版而石刻，最终成就了《开成石经》这部卷帙浩繁的石刻典籍。历经近一千二百年历史风雨之后，至今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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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定本》所谓五经与《石壁九经》的“九经”实际是一致的，所谓“五经”，礼经包括三礼，《春秋》实指三传。九经之谓，则是将五经分析而统称之为经。但是时称《石壁九经》只是《开成石经》的省称，文宗敕文明令“《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则《开成石经》实为十二经，应该无疑。后儒或未见《唐会要》，仍据《旧唐书》之省文，作了许多考证。《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条引《石经考》曰：“按《旧唐书·文宗本纪》及《郑覃传》，皆言石壁九经，即黎持之祀亦然。(307)其实九经之外，更有《孝经》、《论语》、《尔雅》，凡十二经，不止九经也。”《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云：“惟验石刻，实十二经。”(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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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社会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各朝政府仍然十分重视经籍与文教的存废与维持。由于五代雕版印刷术的进步，推动了经籍、字样书的发展和普及。后唐宰相冯道、李愚皆重经学，因“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较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较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即“长兴三年二月，中书省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事。(309)然此役至后汉乾佑年间方始雕板完毕。中国从此有了雕版印行的经籍，减少了公私抄本的文字讹误。后周又继印发行了雕版《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无疑是在经籍普及与文字规范方面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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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直至南宋时确认《孟子》为“经”，合晚唐确认的十二经，成为至今传世的《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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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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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8581
［1］刘丰《百年来〈周礼〉研究的回顾》，《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702048582
1702048583
［2］孙景坛《〈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
1702048584
1702048585
［3］周书灿《20世纪以前的〈周礼〉学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702048586
1702048587
［4］吕友仁《〈周礼〉概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702048588
1702048589
［5］杨天宇《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702048590
1702048591
［6］马增强《〈仪礼〉与礼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702048592
1702048593
［7］马增强《〈仪礼〉研究及其意义》，《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702048594
1702048595
［8］陈其泰《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6期。
1702048596
1702048597
［9］刘国民《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702048598
1702048599
［10］平飞《〈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
1702048600
1702048601
［11］平飞《〈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特质发微》，《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1702048602
1702048603
［12］平飞《〈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意图探析》，《现代哲学》，2008年5期。
1702048604
1702048605
［13］文廷海《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702048606
1702048607
［14］秦平《20世纪以来〈春秋穀梁传〉研究综述》，《孔子研究》，2007年第6期。
1702048608
1702048609
［15］张高评《台湾近五十年来〈春秋〉经传研究综述》（上、下），《汉学研究通讯》，23：3（总期91期）公元2004年8月；《汉学研究通讯》23：4（总92期）公元2004年11月。
1702048610
1702048611
［16］吴丽君《〈唐开成石经〉刊刻的社会背景综述》，《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5卷第1期。
1702048612
1702048613
［17］路远、唐国学《〈五经壁本〉考—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文博》，199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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