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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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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通经为主”的原则和“据理通经”的方法。具体的成果，便是杨士勋所称“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290)以释经。因之可以不受“注不违传”的束缚，对旧注择善而从，“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亦可谓集大成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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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杨士勋为《春秋穀梁传》作义疏，终使之得立为九经之一。与公羊学的“以义解经”相较，《穀梁传》是“借事明义”，更着重宣扬礼乐教化，推崇仁德之治，强调宗法情谊，并对“民为君本”的“重民”思想做出新的阐释。如“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291)。又曰：“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292)“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293)从正反方面论证了民重于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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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传》常常援引古礼阐释《春秋》经文义理，并以此揭示经文中所寓含的褒贬损益之义。如《东观汉记》谓：“礼重嫡庶之序，《春秋》之义大居正。”(294)《公羊传》即倡导“君子大居正”。何休注云：“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295)“正”一般是指嫡长子，但“正”不必定“贤”；《春秋》“与正不与贤”的观念，实为杜绝王位继承方面的乱阶；但又可能导致另一种昏乱政治的产生。面对着这种政治伦理（尊尊，尊贤）与亲属伦理（亲亲，重嫡）的冲突，《穀梁传》采取重尊尊而轻亲亲的主张。提倡“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296)即主张不能以伦理取代政治。也是《穀梁》不同于《左传》、《公羊》处。《春秋穀梁传·桓公二年》书“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条下。杨士勋疏范宁注曰：“所以极言君父之恶，以示来世者，桓既罪深责大，若为隐讳，便是长无道之君，使纵以为暴，故《春秋》极其辞以劝善惩恶也。”(297)这都是对《春秋》笔削精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的忠实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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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释经也，各有所长，郑玄《六艺论》曾有评论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杨士勋认为这是“先儒同遵之义”；阮元则曰：“《六艺论》云‘榖梁善于经’，岂以其亲炙于子夏，所传为得实与？公羊同师子夏，而郑氏《起废疾》则以《榖梁》为近孔子，公羊为六国时人。又云“传有先后，然则《榖梁》实先于《公羊》矣”。(298)二传先后可置勿论，其以“榖梁善于经”，近于孔子，则洵为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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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在其《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亦曾评论《春秋》三传之特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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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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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士勋疏释，“《左氏》艳而富”者，是因为左氏“躬亲载籍，属辞比事有可依据”。“‘艳’文辞可美之称也”。其失在于“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公羊》辩而裁”者，“‘辩’谓说事分明，‘裁’谓善能裁断”。“失于‘俗’者，以其多及人之隐私也”；“《穀梁》清而婉”者，“辞清义通”之谓。其失“短”者，谓其于经文大义，往往缺略不言故也。三传各有短长，故范宁以为避其短而扬其长，则可几于道矣。阮元称赏其书曰：“范注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杨士勋疏又为之“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299)。杨士勋在为《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的同时，尚著有《春秋公穀考异》五卷，宋代始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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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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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石经》是《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撰成后二百年以后刊刻于石，立于国学的五经定本。因为同属维护经典文字字样及音义是否统一的问题，故有此举。惟其不称《五经》而号称“九经”，当为九经《正义》（《注疏》）撰成后之习称。而其最终刊于石者，又不限于“九经”，实为十二经。因述论之，以见唐代经学之发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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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经定本》及《五经正义》（675年）颁布以来，有关五经文字及音义的讨论、修订以及订正传抄讹误的努力，一直持续不绝。在两书颁布之后六十余年，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就曾将全本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屋壁，以供诸儒校刊正误之用。称之为《五经壁本》或径称《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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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记其事颇详。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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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辨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之而归于大同。(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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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禹锡所记，可知《五经壁本》创始于大历年间，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主持勘定五经和书写的是国子司业张参，目的在于校定以往经籍中之讹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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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参，开元天宝间举明经，至大业初任司封郎，授国子司业。所编《五经文字》三卷，附刻于《开成石经》之末，卷首有《五经文字序例》一文，阐明《五经文字》的缘起和体例，及国子监书《五经壁本》的原因。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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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於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职事之病，上言其状，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送尚书省。参幸承诏旨，得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互发字义，更相难极。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经典音字，多有假借，（自注：谓若借后为後，辟为避，大为太，知为智之类，经典通用）。陆氏《释文》，自南徂北，遍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固当以此正之，（自注：唯今文《尚书》改就今字，删定《月令》，依其时进本，与《释文》音训，颇有不同）。卒以所刊，书于屋壁，虽未如蔡学之精密，《石经》之坚久，慕古之士，且知所归。(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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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出现“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的严重状况，大历十年夏六月，有司上言其状，代宗诏委国子儒官勘校经本。张参奉诏，“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互发字义，更相难极”。最后将所刊定的五经，书于屋壁，即所谓的《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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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参为之作序的这部《五经文字》，自然是这次勘定《五经》的副产品，因为“以经典之文六十余万，既字带惑体，音非一读”，“犹虑岁月滋久，官曹代易，境复荒污，失其本真”，所以才在校勘经文的基础上，“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同时附于《五经壁本》之后，书于屋壁。全部工程的完成，前后费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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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张参《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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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书《五经壁本》之后不久，建中四年朱泚在长安兵变，德宗出奔，此后兵连祸结，几无宁日。国子监曾经兵燹，废毁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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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郑余庆任尚书左仆射兼国子祭酒，“以太学荒毁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此次重修包括先师庙及诸室宇，并重新缮写了《壁经》。此时距张参始书“壁经”，已经四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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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太和年间，由于壁书容易剥落，方改由漆书壁板之上。刘禹锡的《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主要记述的是太和年间再新《五经壁本》之事。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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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壁本》“揭揭高悬，积六十岁，崩剥污蔑，淟然不鲜，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国学上言，遽赐千万。时祭酒皥实尸之，博士公肃实佐之。国庠重严，过者必式，遂以羡赢，再新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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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即位（826年）后，革除穆.敬以来奢侈之风，释放宫人，裁减冗员，罢地方进献。不修葺宫苑，而特重国学的修缮。刘禹锡记述新修的情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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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背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可寻。堂皇靓深，两庑相照。申命国子能通法书者，分章揆日，逊其业而缮写焉。笔削既成，雠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飞动，以蒙来求，焕若星辰，以敬来趋，肃如神明，以疑来质，决若蓍蔡。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非止服逢掖者钻仰而已。(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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