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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对《后汉书》中记载杨雄《甘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都表示了异议，认为“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这也都反映了唐太宗要求修史需突出“以史为鉴”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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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儒家修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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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微言大义与皮里阳秋，王侯将相成为史家审美的聚焦点，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等儒家修史原则也是唐初修史的重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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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编成的《隋书》，能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炀帝纪下》曾对炀帝作如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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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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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矫情饰貌，弑父诬兄，淫乱后宫，“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隋书》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这说明唐初修史能坚持儒家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的修史原则，据事直书，对隋炀帝大兴土木、荒淫无耻等历史事实，都有翔实的叙写，不加任何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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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修史，不论是历史记录还是历史撰述，对于文明传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3)礼是制度，是制度文明的体现；世代变更，礼法必有损益，但根基不会改变，孔子的话表明，制度史对于文明传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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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开创史馆，设专职史官以修历代史书的壮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古代重视记述历史的传统，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天宝年间，李华著《著作郎厅壁记》，悬之衙壁。曾论及这次由天子亲自参与的修史活动，文虽短，而甚为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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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史官之任有述作，盖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极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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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志所载，有左史记事，或箴王之阙，或司过於朝，所典不同，其纳君於善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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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诏梁国文昭公、郑国文贞公统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亲垂笔削，与《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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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兼帝王之极功，总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轩皞，绍美唐虞，润色乎大猷，发明乎皇道”(35)。文教是唐代国家大政方针（大猷）中，王道（大体同于皇道，亦称皇王之道或帝道）政治的具体体现，修史又是文教政策的终极体现。唐太宗在褒奖房、魏征等所上五代史诏书中，曾十分感慨地写道：“朕拯溺师旅，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36)。这篇诏书十分精辟地反映出“史籍”对文化导向及文明传承的重要性。所谓“龟文”、“鸟册”，指的是关于文明源头的记载；所谓“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指的是思想的驰骋和视野的拓展。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看来，正是“史籍”可以帮助人们同古人“对话”、“回归”历史，从而也就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明的进程与方向。唐太宗与孔子对修史与传承文明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太宗对史书的这些思想认识，都直接地左右了唐代史书的修撰与史学观念的形成，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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