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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吴兢与《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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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兢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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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方直寡交游，惟与魏元忠、硃敬则友善，二人亦颇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37)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水部郎中。玄宗时，为谏议大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还曾出任台、洪、饶、蕲、相等州刺史，邺郡太守，后回京任恒王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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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既为史臣，“直史馆，修国史”。后任谏官，性情耿直，每敢犯颜直谏。唐中宗时，大权旁落，武三思、韦后等效法武则天，意欲铲除李唐继承人，乃唆使奸党“日夜谋谮相王（李旦）”与太子李重俊“通谋”造反。吴兢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疏中宗，直率地指出把相王说成太子同谋，是阴谋。“贼臣等共加罗织，此则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因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手足之情，“若信任谗邪，置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谓芟刈股肱，独任胸臆，方涉江汉，弃其州楫，可为寒心，可为恸哭”，并进而指出“自昔翦伐枝干，假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验之覆车，安可重迹”(38)。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吴兢的表疏颇具影响，加之御史中丞萧至忠等同时上疏，终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中宗被韦后等毒死，李隆基兴兵平乱，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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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临朝，“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39)。在宰相姚崇、宋璟辅助下，“协心革中宗敝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40)。吴兢转官起居郎，“掌录天子起居法度”。“秉笔随宰相入殿”，每“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皇帝“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起居郎可以“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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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讨诸韦有功的太平公主又复擅权揽政，重蹈韦后母女覆辙。辛替否因而上疏谏睿宗，“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42)对于究竟是“依贞观故事”，还是踵“中宗之乱阶”的政治较量，最终由太平公主势力被一举尽歼而结束。玄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倚重贤相姚崇，抑权幸、纳谏诤、却贡献，“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终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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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臣僚谏表可采者，未蒙召见细访；忤旨者，先见其责罚。吴兢虑及玄宗勇于果决，而疏于纳谏，乃上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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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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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斗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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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监于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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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疏引经据典，不容置疑，直言谠论，令人震撼。历举拒谏灭亡史迹，并“贞观故事”以谏玄宗。可惜文长不能俱引。由于吴兢谙习史事，其举太宗纳谏言行说：“太宗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然后辨析说：“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44)自此玄宗一改拒谏作风，日闻献纳，终于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开元、天宝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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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国家大事。所进《谏十铨试人表》即是明显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玄宗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且程序繁杂，难于分清职责。吴兢于是奏疏予以谏止，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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