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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实百王准的。伏见敕旨,令韦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铨选,及试判将毕,递召入禁中决定,虽有吏部尚书及侍郎,皆不得参其事。议者皆以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则居上临人之道,经邦纬俗之规必在推诚,方能感物。抑又闻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汉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尝卒至尚书省,尚书令陈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矫曰:“此是臣之职分,陛下非所宜临。若臣不称职,则就黜退。陛下宜即还宫。”帝惭而返。又陈平、丙吉者,汉家之宰相也,尚不对钱穀之数,不问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况我大唐万乘之君,卓绝千古之上,岂得下行选事,顿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铨分选,复以三铨还有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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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强调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皇帝也不能任意改变制度,亦不得随意干预各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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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吴兢历转多官,如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皆修史如故。参与修定《则天实录》,并新成《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三部史书;还奉诏参预编次秘书监图书;任卫尉少卿时兼修国史,撰成《贞观政要》。后因母丧去官,朝廷几次欲“夺情”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坚守“三年之制”(46)。期间,即使“停职还家”,却依然“匪忘纸札”,坚持修撰。开元三年守丧期满,“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47)。开元八年,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即吴兢《贞观政要序》中所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爰命下才,备加甄录”。吴兢受命,“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48),开始编录《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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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吴兢忽然辞去史职,请求外任。其《乞典郡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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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至于理人之政,在兢尤所详晓,望令试典一郡,刺举外台,必当效绩循良,不负朝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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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批答曰:“岂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50),因而不许。吴兢之所以欲辞去史职,是因张说为相并监修国史。先是,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记长安三年张昌宗诬陷魏元忠,引张说作证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51)其事据《唐会要》、《资治通鉴》所记为:张昌宗欲图皇太子,乃谮魏元忠等密谋拥立太子夺位。逼迫张说作证,并“赂以美官”,张说“伪许之”。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当武后让张说对质时,张说“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武则天因此斥责其为“翻覆小人”。于是,贬元忠,而流放张说。而此时,张说以宰相兼修国史,见《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假说刘知几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当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史官无不惊异,赞佩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找吴兢,“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52)坚持不改。但吴兢深恐在其属下修史,难于直笔叙史,因而申请外调。后终因吴兢“以父丧解(职),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53)开元十三年,吴兢“丧终”,转官太子左庶子。此后未再担任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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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十月东封泰山,玄宗途中“数驰射为乐”。吴兢上《谏东封不宜射猎疏》,“依贞观故事”劝谏玄宗,说“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伏愿陛下遵而行之”。同时指出,“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较其优劣”(54)玄宗纳之。第二年六月又上《大风陈得失疏》,其文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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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故曰:“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竞弥广。此弊未革,实陛下庶政之阙也,臣不胜惓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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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大风为灾,玄宗诏群臣陈得失之机,引据经典,进一步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诫骄奢,听忠言,防微杜渐,致力政理,以维护清平之治于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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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在武后朝,虽任史事,然由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郁郁不得志,乃私撰《唐书》、《唐春秋》,刊削未就。任太子左庶子的次年,吴兢上《请总成国史奏》,追述自武后朝以来预修国史的经历,及私撰国史的情况,特请朝廷给楷书手和纸墨,以便抄录成书。玄宗未复其史职,只是诏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后张说致仕,亦诏其在家修史。宰相李元纮上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56)诏从之。二人虽然同在史馆修撰,但是修史的文风却迥异其趣。张说是开元盛世有名的“燕、许大手笔”之一,文笔自然高出吴兢,然其“志在粉饰盛时”;吴兢质朴无华,且旨在“直书”、“实录”,而伤于疏略、过简。期间,《贞观政要》书成,写《上贞观政要表》,并书稿一同呈上。在史馆日久,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后历转数郡刺使,皆“许以史稿自随”。及萧嵩入相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馀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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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一生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史修撰上。除表疏之外,文章保存甚少,因此并无文集传世。史学著作,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十余部,计有:《乐府古题要解》一卷,《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二十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一百卷(《隋史》、《唐书》与韦述、柳芳等合撰),《唐春秋》二十卷,《太宗勋史》一卷,《唐书备阙记》十卷,《高宗后修实录》十卷(初令狐德棻撰,刘知儿、吴兢续成)、《中宗实录》三十卷、《睿宗实录》五卷、《贞观政要》十卷、《唐代名臣奏》十卷。“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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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目录学和兵家、医学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还载有:《兵家正史》九卷,医书《五藏论应象》一卷。(59)其中《贞观政要》十卷属于晚年之作,也是吴兢惟一流传至今的一部史书。其余少部分著作尚有后人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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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不愧为一代良史,他对文献编纂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就留给后世丰富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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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兢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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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一生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是《贞观政要》,其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受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思想的影响,另方面是唐初成绩斐然的史学成就,为吴兢修史提供了可贵的原始资料和榜样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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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修史,上距贞观之治为期不远,虽然中经武后的改制,然而遗风犹存,民气可复。彼时朝野上下对儒学无以复加的推崇,形成了以儒家思想观察、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使贞观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着浓重的儒学色彩,吴兢的《贞观政要》,正是在唐太宗崇儒重道的历史背景下,在唐初史学尤其是修史之风的极深影响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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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作为一代良史,一生著述颇丰,而《贞观政要》为其代表作,《贞观政要》对后世及唐代史学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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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是一部汲取了儒家思想的帝王文化范本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思想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内圣外王”、“儒表法里”,帝王文化和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结合得最为紧密,在大一统问题上,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一家”思想和帝王文化的“家天下”思想外表也己相似。这在吴兢《贞观政要》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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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是吴兢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专制制度,按照儒家的思想而撰述帝王文化的范本。吴兢认为“君道第一”,应弘扬帝王的个人修养和政治谋略,以让皇帝从选拔官吏、施用刑赏、调度军事、生活作风等方面遏制皇权的恶性发展,让皇帝认真把历史上留下来的儒家等有价值的思想接受过来,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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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期,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等都奉《贞观政要》为经典。其中,宣宗李忱还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60)。他们通过阅读和研究此书,慨然仰慕祖宗的辉煌业绩,从中获取鼓舞的力量,力图奋发有为,挽救业已走向衰败的大唐帝国。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新刻本作序。《贞观政要》对帝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帝王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本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感悟到《贞观政要》确实是一部有助于治国安邦的教材,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治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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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面很广,除广泛流传于汉族地区外,还曾被译为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蒙文和满文,以供西夏、辽、金等朝的统治者参考。这种影响甚至于延及古代日本,“这本书自日本平安时代开始,一直就是日本帝王的教科书”(61)。日本平安时代初(794年起)正当唐德宗贞元年间,表明《贞观政要》自唐末就已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宝典,据说“历代的幕府政权都相继援用,民间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寺庙的僧侣都争相研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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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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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书贯穿、透发着一种“居安思危”居高虑倾的忧患意识。这固然是贞观君臣的思想表现,也是吴兢史学思想的有意安排。“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文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传》虽为孔子所作,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却是源远而流长,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殷周甚至夏商之际的社会变革时代。殷亡周兴的历史事件,引发了周初统治者及知识分子对家国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如《诗经》有言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63)。《集传》引:“苏氏曰:商周之衰,典型未废,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为不义以自绝于天,莫可救止,正犹此耳。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传为文王系辞的《易经·乾卦爻辞》就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等语,《文言传》曰:“何谓也?子曰:‘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64)说明周初统治者,处处以殷商为鉴,并教育子孙后世,时时记取败德亡国的教训。这种临政“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65)的戒惧心理,经过儒家经典的传播与提倡,特别是《周易》对事物成毁胜败规律以及如何持盈保泰的探索追求,逐渐沉淀为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以及人文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从思想内涵上说,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清醒的危机意识,一种富有远见的宏大历史意识,融合着深切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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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富有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史官。吴兢敏锐地发现“贞观之治”与忧患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与“贞观君臣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直接关联,时时处处以亡隋为借鉴,君臣戮力于太平盛世的政治与民生建设。“贞观之治”的治国思想和具体措施,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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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使用大量篇幅记述太宗君臣对历史兴亡的探讨,表现了他们惕焉兢惧、临深履薄的思想和心态,借鉴历史,总结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即是其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的体现。这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与太宗的个人品质有关,史学家向来感叹“明君之难遇”,范祖禹就曾在《唐鉴》中指出:“夫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余年而后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岂不难得哉!”其次是出现魏征、王珪、马周等一大批治世良臣,尤其魏征,其历史识见之卓越,善于谏诤的胆略,以及体国忘身的公忠,实为“不世出”的罕遇良才,太宗至将其比作诸葛亮而无不及。不世出之明君贤相,加之太宗君臣历史罕遇的风云际会,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内在因素。或许有人要说,这是历史的的必然,没有太宗和魏征,还会出现李征之类的的话。而这恰恰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历史的必然恰是由无数历史的偶然性组成并体现出来的,而且必然性是不将时间计算在内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八百年一遇”,虽为极而言之,倘若世不偶出“贞观君臣”,岂不哀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原因,那就是隋末那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涉及范围之深且广,破坏程度之严重与惨烈,皆为前古所未有,给予亲历其时其事的贞观君臣以强烈而深刻的刺激。恩格斯有句名言曰:“没有哪一次巨大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66)加之其时其人,真是缺一不可,岂不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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