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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不愧为一代良史，他对文献编纂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就留给后世丰富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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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兢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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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一生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是《贞观政要》，其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受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思想的影响，另方面是唐初成绩斐然的史学成就，为吴兢修史提供了可贵的原始资料和榜样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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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修史，上距贞观之治为期不远，虽然中经武后的改制，然而遗风犹存，民气可复。彼时朝野上下对儒学无以复加的推崇，形成了以儒家思想观察、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使贞观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着浓重的儒学色彩，吴兢的《贞观政要》，正是在唐太宗崇儒重道的历史背景下，在唐初史学尤其是修史之风的极深影响下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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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作为一代良史，一生著述颇丰，而《贞观政要》为其代表作，《贞观政要》对后世及唐代史学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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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是一部汲取了儒家思想的帝王文化范本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思想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内圣外王”、“儒表法里”，帝王文化和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结合得最为紧密，在大一统问题上，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一家”思想和帝王文化的“家天下”思想外表也己相似。这在吴兢《贞观政要》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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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是吴兢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专制制度，按照儒家的思想而撰述帝王文化的范本。吴兢认为“君道第一”，应弘扬帝王的个人修养和政治谋略，以让皇帝从选拔官吏、施用刑赏、调度军事、生活作风等方面遏制皇权的恶性发展，让皇帝认真把历史上留下来的儒家等有价值的思想接受过来，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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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期，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等都奉《贞观政要》为经典。其中，宣宗李忱还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60)。他们通过阅读和研究此书，慨然仰慕祖宗的辉煌业绩，从中获取鼓舞的力量，力图奋发有为，挽救业已走向衰败的大唐帝国。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新刻本作序。《贞观政要》对帝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帝王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本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感悟到《贞观政要》确实是一部有助于治国安邦的教材，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治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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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面很广，除广泛流传于汉族地区外，还曾被译为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蒙文和满文，以供西夏、辽、金等朝的统治者参考。这种影响甚至于延及古代日本，“这本书自日本平安时代开始，一直就是日本帝王的教科书”(61)。日本平安时代初（794年起）正当唐德宗贞元年间，表明《贞观政要》自唐末就已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宝典，据说“历代的幕府政权都相继援用，民间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寺庙的僧侣都争相研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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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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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书贯穿、透发着一种“居安思危”居高虑倾的忧患意识。这固然是贞观君臣的思想表现，也是吴兢史学思想的有意安排。“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文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传》虽为孔子所作，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却是源远而流长，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殷周甚至夏商之际的社会变革时代。殷亡周兴的历史事件，引发了周初统治者及知识分子对家国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如《诗经》有言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63)。《集传》引：“苏氏曰：商周之衰，典型未废，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为不义以自绝于天，莫可救止，正犹此耳。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传为文王系辞的《易经·乾卦爻辞》就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等语，《文言传》曰：“何谓也？子曰：‘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64)说明周初统治者，处处以殷商为鉴，并教育子孙后世，时时记取败德亡国的教训。这种临政“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65)的戒惧心理，经过儒家经典的传播与提倡，特别是《周易》对事物成毁胜败规律以及如何持盈保泰的探索追求，逐渐沉淀为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以及人文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从思想内涵上说，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清醒的危机意识，一种富有远见的宏大历史意识，融合着深切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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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富有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史官。吴兢敏锐地发现“贞观之治”与忧患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与“贞观君臣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直接关联，时时处处以亡隋为借鉴，君臣戮力于太平盛世的政治与民生建设。“贞观之治”的治国思想和具体措施，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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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使用大量篇幅记述太宗君臣对历史兴亡的探讨，表现了他们惕焉兢惧、临深履薄的思想和心态，借鉴历史，总结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即是其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的体现。这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与太宗的个人品质有关，史学家向来感叹“明君之难遇”，范祖禹就曾在《唐鉴》中指出：“夫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余年而后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岂不难得哉！”其次是出现魏征、王珪、马周等一大批治世良臣，尤其魏征，其历史识见之卓越，善于谏诤的胆略，以及体国忘身的公忠，实为“不世出”的罕遇良才，太宗至将其比作诸葛亮而无不及。不世出之明君贤相，加之太宗君臣历史罕遇的风云际会，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内在因素。或许有人要说，这是历史的的必然，没有太宗和魏征，还会出现李征之类的的话。而这恰恰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历史的必然恰是由无数历史的偶然性组成并体现出来的，而且必然性是不将时间计算在内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八百年一遇”，虽为极而言之，倘若世不偶出“贞观君臣”，岂不哀哉！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原因，那就是隋末那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涉及范围之深且广，破坏程度之严重与惨烈，皆为前古所未有，给予亲历其时其事的贞观君臣以强烈而深刻的刺激。恩格斯有句名言曰：“没有哪一次巨大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66)加之其时其人，真是缺一不可，岂不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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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君臣的忧患意识及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具体体现，经过吴兢以文简而义丰的史笔，进行概括归纳，分门别类地予以采录，勾勒出一幅幅“贞观之治”历史图画，不仅给后人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部如何致治的政治教科书。这当然与其同样以忧患意识等史学思想用作修史的指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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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对后世及唐代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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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本身是封建社会统治的典范，再加上吴兢对这段历史的档案文献有一个比较好的编纂方法。于是贞观之治和《贞观政要》相得益彰。一方面《贞观政要》成为历代封建文人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唐代著名学者柳芳、欧阳询，宋代司马光、范祖禹，元代儒臣戈直等都先后为《贞观政要》校勘和重勘；另一方面从《贞观政要》中可以找到贞观之治，能帮助统治阶级从中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故引起历代封建帝王的重视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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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其详尽。此外，吴兢生于唐太宗逝世二十年之后的公元670年，其生活与著述时代距贞观年间不远。因此，《贞观政要》是唐朝人写本朝事，所提供的史料自然要比后出史书更为翔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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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编纂学上，《贞观政要》也拥有独特的地位。吴兢这种按照专题分类，进行总结归纳，用以记述一朝历史的作法，使各类致治思想与措施，相对集中，脉络清晰，便于研习与效法。这是本书得以长期传习，广泛流布的重要原因。后世史家，争相效法，遂使后世类拟的论政书籍不断涌现。如北宋史家范祖禹纂成《唐鉴》一书，辑录了唐代君臣的政治言行。其所编撰的另一部著作《帝学》又纂辑了上至伏羲、下迄宋神宗的贤君事迹，并在每条后面附有论断。其中以记叙宋代的事实居多，俨然是一部新撰的“宋代政要”。明代宗朱祁钰在景泰年间主持编写了《君鉴》五十卷，其中七卷是记述明朝帝王的言行，与范祖禹的《帝学》相类似等。这些书都是仿效《贞观政要》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特点而进行的补缀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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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兢的修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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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恪守“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独创了专题编排体例，继承了儒家秉笔直书的“董狐”作风，并用简赅叙事的生动文笔，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汲取儒家致治思想的帝王文化范本。《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做了一个总结”(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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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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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编撰于玄宗开元后期，此时唐王朝虽然承续“贞观之治”而继续兴盛发展，但社会危机已初见端倪，“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微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68)，政治状况昭然不及贞观时代清明。身为朝廷官员的吴兢，深感有必要进谏皇上，改善政治，以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吴兢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69)，如果玄宗能遵从太宗的治国方针、政策，“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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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概述贞观年间政事的纲要，皆人伦之纪，军国之政，以备玄宗君臣“克尊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71)。吴兢的编撰指导思想非常明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义在惩劝”：把历史文献编撰、整理落脚于实现历史文献的真正社会价值，并希望玄宗统治集团“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正是《贞观政要》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和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吴兢以事过不久的当代史讽谏当今政治，反映出作者高度的胆识，这也是该书编撰的一大特色。吴兢这种“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与“惩恶而劝善”的儒家《春秋》笔法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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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新颖，文约事丰的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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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以前汇编的体例比较简单，如《尚书》，基本上以时间为序进行排列，不分类，以编年体例为主。而《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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