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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以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从而把贞观时期的治国方针、君臣关系、道德规范、文史、礼乐、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反映在相应的专题中,使人一目了然。为历代统治阶级了解“贞观之治”和今天研究唐初的历史及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较为系统的素材。吴兢这种开创性的体例编排,为后世学者如何编纂史书,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修史中追求形式创新,以容纳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是儒家学者自孔子修春秋以来,一直延续的优良作风。终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施政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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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与吴兢同时代的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72)就是说一部好的史书,首先应做到文约事丰,简捷明了。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称赞《政要》说:“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法戒,文亦质朴,赅赡,足追古之作者。”(73)《贞观政要》正是一部叙事言简义丰,堪称“述作之尤美者”的一代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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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的“董狐”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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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其事、资料丰富、信而有征。是《贞观政要》的一大特色。吴兢直笔写史,《资治通鉴》有生动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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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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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开元九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先前,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张说入相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张昌宗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明知是吴兢所记,却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行五)殊不相借。”吴兢当面从容回答说:“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不不已。张说又私下找吴兢,“祈兢改数字”,吴兢断然拒绝,凛然回答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被称誉为“当世董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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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直笔记史,信而有征,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贞观之治”的情况,涵括内容相当广泛,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收集唐太宗君臣嘉言懿行、德治仁政的过程中,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唐太宗晚年一些任情放纵的劣迹。如到贞观后期,唐太宗好大喜功之性萌发,遂至征伐高丽,几蹈隋炀帝覆辙。吴兢如实载录下臣下的劝谏:“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青:‘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叉监国定州,东两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并加之以“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议者是之”(75)的评语,隐含了自己的倾向,表现出作者严肃的著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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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在全面反映贞观之治成就的同时,也揭露了其弊端,指出后期大不如前期的事实,反映了作者敢于直书的精神。如《贞观政要·诚信》篇著录了贞观十年魏征的上疏,指出贞观五六年以后,太宗不再从善如流,喜听直言,致使小人肆意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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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於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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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玄宗时代的吴兢,看到玄宗政治后不如前,讽谏玄宗,在《贞观政要》中直书不讳,大写贞观后期逊前的事实及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封建史学家吴兢的良苦用心,这也体现了吴兢身为一个儒家学者,努力恪守“惩恶而劝善”的儒家修史宗旨的美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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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另一突出特色是叙事简赅,编排得法,文笔洗练,情趣盎然。吴兢把史实分类排列,标以醒目而又概括的题目,围绕中心,紧扣主题,选择若干典型的史实,一一列出,眉目清晰,内容井井有条,主旨鲜明突出。再加上文笔洗练,生动传神,材料多具故事性,同时却又注意处处紧扣大体。因此全书读起来情趣盎然,言近旨远。虽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与事,但即使是当今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也能容易读懂,这反映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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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并没有对贞观之治发表多少评论,只是就太宗时的政事分门别类地编排了贞观君臣的议论和政治措施,实际上是历史资料的汇编,但是书中有关文献资料的选择编排无一不体现着吴兢的思想、无一不是吴兢见识的展现。作为文献资料而言,《贞观政要》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吴兢对贞观之治的客现历史的主观选择、解释,也是吴兢历史观点、历史识见的具体表现。吴兢对国家的治乱兴衰给以极大的关注,表现出其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自觉地把为现实服务作为编写史书的落脚点,这,正是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笔法的最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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