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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在全面反映贞观之治成就的同时，也揭露了其弊端，指出后期大不如前期的事实，反映了作者敢于直书的精神。如《贞观政要·诚信》篇著录了贞观十年魏征的上疏，指出贞观五六年以后，太宗不再从善如流，喜听直言，致使小人肆意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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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於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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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玄宗时代的吴兢，看到玄宗政治后不如前，讽谏玄宗，在《贞观政要》中直书不讳，大写贞观后期逊前的事实及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封建史学家吴兢的良苦用心，这也体现了吴兢身为一个儒家学者，努力恪守“惩恶而劝善”的儒家修史宗旨的美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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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另一突出特色是叙事简赅，编排得法，文笔洗练，情趣盎然。吴兢把史实分类排列，标以醒目而又概括的题目，围绕中心，紧扣主题，选择若干典型的史实，一一列出，眉目清晰，内容井井有条，主旨鲜明突出。再加上文笔洗练，生动传神，材料多具故事性，同时却又注意处处紧扣大体。因此全书读起来情趣盎然，言近旨远。虽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与事，但即使是当今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也能容易读懂，这反映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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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并没有对贞观之治发表多少评论，只是就太宗时的政事分门别类地编排了贞观君臣的议论和政治措施，实际上是历史资料的汇编，但是书中有关文献资料的选择编排无一不体现着吴兢的思想、无一不是吴兢见识的展现。作为文献资料而言，《贞观政要》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吴兢对贞观之治的客现历史的主观选择、解释，也是吴兢历史观点、历史识见的具体表现。吴兢对国家的治乱兴衰给以极大的关注，表现出其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自觉地把为现实服务作为编写史书的落脚点，这，正是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笔法的最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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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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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光耀《关于吴兢与〈贞观政要〉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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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刘知几的社会史论及对儒学传统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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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知几生平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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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以避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出身于传习儒学的世代冠冕之家，累世通显，且多以文章史学知名。知几少年时期亦“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77)。尝自述早年学习经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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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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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已精通《春秋左传》，年十七，即已周览《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谙习“古今沿革，历数相承”，摆脱“师训”，触类旁通。然而为了“将求仕进，兼习揣摩”，以便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尚无暇“专心诸史”。终于弱冠之年（20岁），“射策登朝”，擢进士第，得调获嘉县主簿。上任之后，政务清简，公务余暇，历游京洛山川，恣情披阅经史子集及各类杂书每遇“异说”，“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79)。乃博览群籍，潜心钻研，在任十九年时光，积累了丰厚的社会阅历和学术功力。适值“武后证圣年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表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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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又谓：“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后嘉其直，不能用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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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本来就是比较注重事功的朝代，至武后当政时，更是只重事功，不讲规范，遂使“官爵僭滥”，吏治混乱不堪，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追求功利更加活跃的时期。武后又重法术，“法网严密”，信用酷吏，朝臣动辄得咎，“多陷刑戮”。而时人不悟，前仆后继，“竞为趋进”；“知几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其《思慎赋序》曰：“生乐死哀，进荣退辱，此人伦之大分也。然历观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原因就在于“惟利是视”者多，而不知贪图功名爵禄，“犹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宴安鸩毒，迟疑犹豫”，实犹“螳螂伺蝉，不知黄雀在後”，及至祸机先发，而悔之已晚。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自贻伊戚，匪降於天，而谓之不幸，未之闻也”。因此告诫士人“慎言语，节饮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闻夕死，去食存信之难也。违之则为凶人，蹈之则成吉士，其为宏益多矣”。因思“寻往哲之遗事，验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诸炯诫”，因著以为赋，书之缙绅，刊于几案，以为座右之铭。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西晋时代及陆机本人，都颇为重视功利，世人皆欲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而不顾当时政治的险恶。陆机著《豪士赋》，一方面赞扬功业的可贵，一方面告诫士人不可希冀非分，人在“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的同时，危机也将随之而至。“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于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踰量，盖为此也。”(81)武后执政时期的政治环境，是与魏晋时期颇为相类的，很容易使人将两赋联想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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