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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精通经史，且多独到的见解，与流俗大异其趣，因之落落寡合，然亦并非独学无友，与当时以经史著名而具有共同学术观点的几位史官相友善，尝在《自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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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惟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显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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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子者，皆有传世著作，且多有新颖而相近的学术见解，隐然形成一经史改革的学术流派。惟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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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累次迁官，位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因其介直自守，累岁不得迁转。中宗迁都回长安，知几乃自乞留在东都著书。后因有人上书言子玄身为史臣而私自著述，所以被召回京师，任命为领史事，即史馆的长官负责撰修国史，官迁秘书少监。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致书萧向至忠言不能再任史官的“五不可”，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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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未闻藉功于众。唯汉东观集群儒，纂述无主，条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汉郡国计书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唯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门，所以杜颜面，防请谒也。今作者如林，傥示褒贬，曾未绝口，而朝野咸知。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归，故司马迁退处士，进奸雄；班固抑忠臣，饰主阙。今史官注记，类禀监修，或须直辞，或当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四不可。今监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务相推避，以延岁月：五不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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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直述胸臆，将不可再任史官的五条理由坦率地表达出来，认为朝廷任用其为史官是对其史学才能的重视，但由于有此“五不可”的存在，实则是“厚用其才而薄其礼”。因而又是不尊重不信任，重用而不信任，则什么事情也无法做成。所以坚决求去。宰相萧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萧、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85)。然“十羊九牧”的局面，终莫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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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时，知几修订《武后实录》，有所改正，时任监修的武三思等却不予采纳。知几“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徐坚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尝自比杨雄者曰：‘雄好雕虫小伎，老而为悔；吾幼喜诗赋而壮不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经，当时笑之；吾作《史通》，俗以为愚。雄著书见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释蒙》。雄少为范逡、刘歆所器，及闻作经，以为必覆酱瓿；吾始以文章得誉，晚谈史传，由是减价。’其自感慨如此”(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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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内负才志有所未尽，乃将国史撰修委托于吴兢，自己则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玄宗开元初年，由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迁左散骑常侍。上《〈孝经注〉议》，为《古文孝经》和《孔传》辩护，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证据左证其谬，认为当以《古文孝经孔传》为正；又认为传《易》并无子夏传（当然，有之则必为伪撰）、《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即王著《老子注》。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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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据郑君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玄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惟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郑注《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寸纸片札，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志》。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其所注笺驳论，亦不言注《孝经》。其验五也。宋均于诗谱云：序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子弟也。师所著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惟有评论。非玄之所著，于此特明，其验六也。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余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玄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玄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于世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具为郑玄传者，载其所注，皆无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之奏，并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辨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验。易为考核。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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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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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列举十二条理据，论证今文《孝经注郑氏》非郑玄所著，而将《古文孝经孔传》历代流传及亡逸的情况，及隋代重新发现的过程，叙述详明。肯定刘炫是受命“校定”，绝非炫所伪撰；而刘炫对《孔传》的稽疑，则不为他所认可。认为《孔传》“正义甚美”，批评刘炫在无兼本依凭情况下，“辄以所见，率意刊改”。看来知几谙习刘炫《古文孝经孔传》义疏，并对经学亦即儒家经典历代的传注之学有着深湛的研究。因而向玄宗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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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宋璟等不以为然，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司马贞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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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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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妄作此传”，“非孔旧本”，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请二家兼行，惟子夏《易传》请罢。诏可。于是郑注与孔传得以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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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值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配流。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卒于任所，时年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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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知几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89)。知几勤于著述，“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廷每有论著，必居其职。曾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以及预修《唐书实录》等，皆流传于当代，有文集三十卷。知几卒后数年，玄宗敕令河南府遣人就家抄写《史通》以进，读而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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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传论》论知几及其学派诸人曰：“刘、徐（坚）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91)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公允切当的。《新唐书论赞》则批评知几曰：“何知几以来，攻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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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知几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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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在幼年起开始研读史书，至晚年完成等身著作，致力于史学研究达50年之久，著述之丰，堪称巨子。与人合作编撰的史书计有：《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三教珠英》一百三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自力完成的著作计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集》三十卷、《史通》二十卷。兹根据现有资料及历代的研究成果，对刘知几史学的主要特点与贡献，择其犹要者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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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知几对以往史学进行了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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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然而知几之前，所谓史学，实为历史事件之载记、人物言行之纂述，以及史评史论之总称；唐代之前，可称史学评论的，有《后汉书·班彪传》所载班彪对过去重要史籍的论述，然仅500余字；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叙述从孔子至东晋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情况，也仅1300余字。《文心雕龙义证·史传》篇卷首詹锳《义证》引纪昀评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玄之书在。”又引范文澜案语曰：“《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至於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认为刘勰不仅史事当行，而且“深得史迁著述之遗意”，“尤得史法之精微。後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93)余读《文心》书，亦以为范当而纪非。今按，子玄《史通》实为对刘勰并及以前学者关乎史学的论述，有所继承、总结，发展而成。因之，若论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完备，包揽之广泛，自成一系统的体系，当然要首推知几《史通》一书，堪称名副其实的史学或史学评论专著，实开中国史学评论的新学风。甚至亦可说自知几《史通》起，中国始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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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不仅是对唐代以前史学业绩进行全面总结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对中国史学新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第一人。刘知几将中国历代史学流派，概括为六家二体，溯其源流，疏其得失，第一次给予较为全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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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史通》开宗明义，第一章便将我国浩如烟海的史书，分成“六家”与“二体”：记言之《尚书》家、记事之《春秋》家、编年之《左传》家、分国别的《国语》家、纪传的《史记》家和断代的《汉书》家。以此六家统领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诚足以纲维群史，而将前代所有的史书体例概括殆尽。并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在众多“体式不同”的史学体裁中，惟经年纬月，铨次分明的编年体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最具生命力。故于叙“六家”之后，复作《二体篇》，为史书体例，竖起了编年，纪传两大支柱。编年体为左丘明传《春秋》所创制；纪传体则为司马迁著《史记》所立。此后遂成为我国史学体裁的主要潮流。并指出纪传、编年二体，各有所长及所短：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但于人物的记载多所遗漏，“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纪传体则“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短处在于“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缺乏清晰的时间概念。因此认为这两种著史体裁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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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二体》两篇史论，对自古以来的众多史书体例和体裁，做出穷源镜委，脉络分明的概括总结。刘知几尚是第一人。虽然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史部》，已将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使之成为典籍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和学科，开拓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但对史学的功用及主要概念范畴，尚未做出清晰的阐释。《史通》则“辨其指归”，“殚其体统”，透过对史学源流及史体的剖辨，从此将史学的概念建立起来。刘知几在《史通·补注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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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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