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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瞿林东《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史学集刊》，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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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素平《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南都学坛》，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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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阿聪《论〈贞观政要〉的忧患意识》，《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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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东岳论丛》，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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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毅《论“《春秋》笔法”》，《文艺理论研究》，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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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家骅《儒家的修史观与日本古代的史学》，《日本研究》，1998．03：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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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万生《吴兢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贞观政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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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家骅《儒家的修史观与日本古代的史学》，《日本研究》，1998．03：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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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阎质杰《吴兢与〈贞观政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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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光耀《关于吴兢与〈贞观政要〉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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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刘知几的社会史论及对儒学传统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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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知几生平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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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以避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出身于传习儒学的世代冠冕之家，累世通显，且多以文章史学知名。知几少年时期亦“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77)。尝自述早年学习经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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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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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已精通《春秋左传》，年十七，即已周览《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谙习“古今沿革，历数相承”，摆脱“师训”，触类旁通。然而为了“将求仕进，兼习揣摩”，以便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尚无暇“专心诸史”。终于弱冠之年（20岁），“射策登朝”，擢进士第，得调获嘉县主簿。上任之后，政务清简，公务余暇，历游京洛山川，恣情披阅经史子集及各类杂书每遇“异说”，“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79)。乃博览群籍，潜心钻研，在任十九年时光，积累了丰厚的社会阅历和学术功力。适值“武后证圣年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表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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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又谓：“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后嘉其直，不能用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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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本来就是比较注重事功的朝代，至武后当政时，更是只重事功，不讲规范，遂使“官爵僭滥”，吏治混乱不堪，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追求功利更加活跃的时期。武后又重法术，“法网严密”，信用酷吏，朝臣动辄得咎，“多陷刑戮”。而时人不悟，前仆后继，“竞为趋进”；“知几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其《思慎赋序》曰：“生乐死哀，进荣退辱，此人伦之大分也。然历观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原因就在于“惟利是视”者多，而不知贪图功名爵禄，“犹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宴安鸩毒，迟疑犹豫”，实犹“螳螂伺蝉，不知黄雀在後”，及至祸机先发，而悔之已晚。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自贻伊戚，匪降於天，而谓之不幸，未之闻也”。因此告诫士人“慎言语，节饮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闻夕死，去食存信之难也。违之则为凶人，蹈之则成吉士，其为宏益多矣”。因思“寻往哲之遗事，验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诸炯诫”，因著以为赋，书之缙绅，刊于几案，以为座右之铭。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西晋时代及陆机本人，都颇为重视功利，世人皆欲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而不顾当时政治的险恶。陆机著《豪士赋》，一方面赞扬功业的可贵，一方面告诫士人不可希冀非分，人在“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的同时，危机也将随之而至。“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于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踰量，盖为此也。”(81)武后执政时期的政治环境，是与魏晋时期颇为相类的，很容易使人将两赋联想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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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精通经史，且多独到的见解，与流俗大异其趣，因之落落寡合，然亦并非独学无友，与当时以经史著名而具有共同学术观点的几位史官相友善，尝在《自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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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惟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显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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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子者，皆有传世著作，且多有新颖而相近的学术见解，隐然形成一经史改革的学术流派。惟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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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累次迁官，位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因其介直自守，累岁不得迁转。中宗迁都回长安，知几乃自乞留在东都著书。后因有人上书言子玄身为史臣而私自著述，所以被召回京师，任命为领史事，即史馆的长官负责撰修国史，官迁秘书少监。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致书萧向至忠言不能再任史官的“五不可”，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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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未闻藉功于众。唯汉东观集群儒，纂述无主，条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汉郡国计书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唯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门，所以杜颜面，防请谒也。今作者如林，傥示褒贬，曾未绝口，而朝野咸知。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归，故司马迁退处士，进奸雄；班固抑忠臣，饰主阙。今史官注记，类禀监修，或须直辞，或当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四不可。今监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务相推避，以延岁月：五不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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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直述胸臆，将不可再任史官的五条理由坦率地表达出来，认为朝廷任用其为史官是对其史学才能的重视，但由于有此“五不可”的存在，实则是“厚用其才而薄其礼”。因而又是不尊重不信任，重用而不信任，则什么事情也无法做成。所以坚决求去。宰相萧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萧、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85)。然“十羊九牧”的局面，终莫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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