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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君臣的忧患意识及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具体体现，经过吴兢以文简而义丰的史笔，进行概括归纳，分门别类地予以采录，勾勒出一幅幅“贞观之治”历史图画，不仅给后人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一部如何致治的政治教科书。这当然与其同样以忧患意识等史学思想用作修史的指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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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对后世及唐代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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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本身是封建社会统治的典范，再加上吴兢对这段历史的档案文献有一个比较好的编纂方法。于是贞观之治和《贞观政要》相得益彰。一方面《贞观政要》成为历代封建文人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唐代著名学者柳芳、欧阳询，宋代司马光、范祖禹，元代儒臣戈直等都先后为《贞观政要》校勘和重勘；另一方面从《贞观政要》中可以找到贞观之治，能帮助统治阶级从中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故引起历代封建帝王的重视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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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其详尽。此外，吴兢生于唐太宗逝世二十年之后的公元670年，其生活与著述时代距贞观年间不远。因此，《贞观政要》是唐朝人写本朝事，所提供的史料自然要比后出史书更为翔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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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编纂学上，《贞观政要》也拥有独特的地位。吴兢这种按照专题分类，进行总结归纳，用以记述一朝历史的作法，使各类致治思想与措施，相对集中，脉络清晰，便于研习与效法。这是本书得以长期传习，广泛流布的重要原因。后世史家，争相效法，遂使后世类拟的论政书籍不断涌现。如北宋史家范祖禹纂成《唐鉴》一书，辑录了唐代君臣的政治言行。其所编撰的另一部著作《帝学》又纂辑了上至伏羲、下迄宋神宗的贤君事迹，并在每条后面附有论断。其中以记叙宋代的事实居多，俨然是一部新撰的“宋代政要”。明代宗朱祁钰在景泰年间主持编写了《君鉴》五十卷，其中七卷是记述明朝帝王的言行，与范祖禹的《帝学》相类似等。这些书都是仿效《贞观政要》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特点而进行的补缀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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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兢的修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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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恪守“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独创了专题编排体例，继承了儒家秉笔直书的“董狐”作风，并用简赅叙事的生动文笔，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汲取儒家致治思想的帝王文化范本。《贞观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针，对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统治经验做了一个总结”(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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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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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编撰于玄宗开元后期，此时唐王朝虽然承续“贞观之治”而继续兴盛发展，但社会危机已初见端倪，“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微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68)，政治状况昭然不及贞观时代清明。身为朝廷官员的吴兢，深感有必要进谏皇上，改善政治，以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吴兢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69)，如果玄宗能遵从太宗的治国方针、政策，“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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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概述贞观年间政事的纲要，皆人伦之纪，军国之政，以备玄宗君臣“克尊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71)。吴兢的编撰指导思想非常明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义在惩劝”：把历史文献编撰、整理落脚于实现历史文献的真正社会价值，并希望玄宗统治集团“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正是《贞观政要》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和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吴兢以事过不久的当代史讽谏当今政治，反映出作者高度的胆识，这也是该书编撰的一大特色。吴兢这种“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的编撰思想与“惩恶而劝善”的儒家《春秋》笔法在精神上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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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新颖，文约事丰的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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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以前汇编的体例比较简单，如《尚书》，基本上以时间为序进行排列，不分类，以编年体例为主。而《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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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以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从而把贞观时期的治国方针、君臣关系、道德规范、文史、礼乐、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都反映在相应的专题中，使人一目了然。为历代统治阶级了解“贞观之治”和今天研究唐初的历史及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较为系统的素材。吴兢这种开创性的体例编排，为后世学者如何编纂史书，开创了一条新路。在修史中追求形式创新，以容纳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是儒家学者自孔子修春秋以来，一直延续的优良作风。终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施政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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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与吴兢同时代的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72)就是说一部好的史书，首先应做到文约事丰，简捷明了。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称赞《政要》说：“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法戒，文亦质朴，赅赡，足追古之作者。”(73)《贞观政要》正是一部叙事言简义丰，堪称“述作之尤美者”的一代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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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的“董狐”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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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其事、资料丰富、信而有征。是《贞观政要》的一大特色。吴兢直笔写史，《资治通鉴》有生动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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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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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开元九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先前，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张说入相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张昌宗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明知是吴兢所记，却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行五）殊不相借。”吴兢当面从容回答说：“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不不已。张说又私下找吴兢，“祈兢改数字”，吴兢断然拒绝，凛然回答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被称誉为“当世董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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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直笔记史，信而有征，客观真实地记载了“贞观之治”的情况，涵括内容相当广泛，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收集唐太宗君臣嘉言懿行、德治仁政的过程中，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唐太宗晚年一些任情放纵的劣迹。如到贞观后期，唐太宗好大喜功之性萌发，遂至征伐高丽，几蹈隋炀帝覆辙。吴兢如实载录下臣下的劝谏：“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青：‘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叉监国定州，东两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若克胜，不足为武，倘不胜，恐为所笑。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并加之以“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议者是之”(75)的评语，隐含了自己的倾向，表现出作者严肃的著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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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在全面反映贞观之治成就的同时，也揭露了其弊端，指出后期大不如前期的事实，反映了作者敢于直书的精神。如《贞观政要·诚信》篇著录了贞观十年魏征的上疏，指出贞观五六年以后，太宗不再从善如流，喜听直言，致使小人肆意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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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於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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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玄宗时代的吴兢，看到玄宗政治后不如前，讽谏玄宗，在《贞观政要》中直书不讳，大写贞观后期逊前的事实及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封建史学家吴兢的良苦用心，这也体现了吴兢身为一个儒家学者，努力恪守“惩恶而劝善”的儒家修史宗旨的美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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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另一突出特色是叙事简赅，编排得法，文笔洗练，情趣盎然。吴兢把史实分类排列，标以醒目而又概括的题目，围绕中心，紧扣主题，选择若干典型的史实，一一列出，眉目清晰，内容井井有条，主旨鲜明突出。再加上文笔洗练，生动传神，材料多具故事性，同时却又注意处处紧扣大体。因此全书读起来情趣盎然，言近旨远。虽然是千余年前的人与事，但即使是当今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也能容易读懂，这反映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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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并没有对贞观之治发表多少评论，只是就太宗时的政事分门别类地编排了贞观君臣的议论和政治措施，实际上是历史资料的汇编，但是书中有关文献资料的选择编排无一不体现着吴兢的思想、无一不是吴兢见识的展现。作为文献资料而言，《贞观政要》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吴兢对贞观之治的客现历史的主观选择、解释，也是吴兢历史观点、历史识见的具体表现。吴兢对国家的治乱兴衰给以极大的关注，表现出其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自觉地把为现实服务作为编写史书的落脚点，这，正是儒家“惩恶而劝善”、“经世致用”修史笔法的最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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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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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049451e+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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