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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二体》两篇史论，对自古以来的众多史书体例和体裁，做出穷源镜委，脉络分明的概括总结。刘知几尚是第一人。虽然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史部》，已将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使之成为典籍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和学科，开拓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但对史学的功用及主要概念范畴，尚未做出清晰的阐释。《史通》则“辨其指归”，“殚其体统”，透过对史学源流及史体的剖辨，从此将史学的概念建立起来。刘知几在《史通·补注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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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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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虽然郑玄、王肃的经说及何休、马融对《春秋三传》的辨析虽然不同，但尚属章句训解，经义发明，与史学仍然大异其趣。而史学的特征在于：“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则须“识事详审，措辞精密”，“告诸往而知诸来者”。(94)目的在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95)。点出了史学的特有功能与作用。并进一步申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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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诂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故经史之目，于此分焉。(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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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尚书》、《春秋》涵意深奥，而儒者诂训成义，婉而成章，是为经学，和史学的叙事不同。但《尚书》、《春秋》亦为叙事之冠冕与龟镜，《史记》与《汉书》就是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而《尚书》乃左史载言之书，《春秋》为右史记事之史，至于《左传》并兼言事，刘知几认为是叙事的最高标准。因将“疏通知远”之《尚书》，“属辞比事”(97)之《春秋》纳入史学的范围。所以他说“文籍肇创，史有《尚书》，柔远疏通，网罗历代”，而“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98)。因以《尚书》和《春秋》为著史叙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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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知几针对以前学界一致认为《春秋》只是经书而言之的，刘知几并未因此而否定《春秋》同时也是一部经书。因而为《春秋》为春秋正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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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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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春秋》之前的“百国春秋”，即非单纯地记载本国和他国“赴告”的史实，还要加之以是非善恶的评价。故而《国语·楚语》记载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曰：“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又曰“为之陈有明德者世显，而闇乱者世废”的道理。孔子正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使用独创的简要笔法，突显了《春秋》褒贬的作用和意义，使之成为道德训诫和著史记事的圭臬。知几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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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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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承认《春秋》经传，是通过史事所传授的仍然是“经旨”。可见经书的意旨，也是著史必须遵行的法则。著史重视实录之外，也要兼具“劝善惩恶”的褒贬功能。所以其在《史通·史官建置篇》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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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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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认为《春秋》虽然属于经书，然其作为史书的社会功用则更为显著，而儒者诂训成义，斐然可观，但毕竟和史学的叙事不同。但《尚书》、《春秋》仍然是叙事的冠冕与龟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就是继承这个叙事的传统。因此，他在叙述史学源流时，《六家篇》首列《尚书》、《春秋》二家。并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认为“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一曰记事”。《尚书》是载言之书，《春秋》是记事之史，至于《左传》并兼言事，刘知几认为是叙事的最高标准。《史通·六家篇》“左传家”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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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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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所以偏好《左传》，不仅因为《左氏春秋》是他家的家学，十二岁就由他父亲讲授《左传》，当时虽未能深解，却可略举其义，后来更博观义疏，故其颇以“精此一经”(101)自负。因而在《史通》中有《申左》一篇，畅论左氏三长，其中三长之一，就是丘明既躬身为太史，除读鲁国文集外，并“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102)。因此称誉《左传》叙事“世称实录”。并且特详当代行事，《史通·申左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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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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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详实记载当代行事，这也是刘知几偏爱《左传》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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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是古文家言。自来是经今古文争议最激烈的一部书。争议的焦点由于对经书中心人物孔子，彼此持不同的看法。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素王，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六经文学是糟粕，其中的微言大义，才是精旨所在。古文学家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删《诗》《书》、订《礼》《乐》、著《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份文化遗产传授于人。所以，孔子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也是史学家。(103)因此，就古文学家而言，认为经书多属历史或典章制度的记载。《周礼》和《春秋左传》，一是制度，一是历史。杜预的《左传集解》，就突出了这种历史意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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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申左篇》注引杜预《左传集解·释例》称：“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对于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刘知几认为“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104)。以史贯穿经传，并以此作为解释《春秋》经传的依据。自杜预开始的以史学诠释《春秋》的治学路向，为刘知几继承与发扬，不仅扩展到《尚书》和《周礼》，并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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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将经书视为历史或典制的记录，是古文学家的基本精神。杜预以史为基点对春秋经传所作的诠释，以及西晋太康三年汲冢书的发现，引起学术界震撼。由于新出资料大异经传，经书的许多传统看法因之得到修正，同时引发出不少新观点。刘知几曾以《纪年》、《琐语》所载《春秋》时事与《左传》相校，发现多与左氏相同。因而说“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105)。所以，汲冢书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杜预对《春秋》经传的解释，使之成为经史互通的桥梁，加速了史学脱离经学的进程。裴松之注《三国志》，从而由明理的经注形式，转变为达事的史注。刘知几将《尚书》、《春秋》纳入史学的领域，并以疑古、惑经的形式进行批判。也是受到自杜预开始以史解经，从而脱离单纯以理解经这一经学传统所影响，并对史学展开全面系统地论述，使中国史学从此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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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提出了良史必备的条件，如“史学三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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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认为，作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三长”。“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表达史事见解和把握史料素材的能力。面对浩如烟海的繁杂史料，进行分析、组织、整理、加工亦即如何驾驭的能力，谓之史才。所谓“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106)。如无相当的治学能力，难当此任。且史才与文才不同，史家撰史，必须言出有据，不可私意杜撰，而文士撰文，则着意于润饰辞藻，“逐文字而略于事实”。文人撰史，往往“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07)。唐初所设史馆，史职多为文士充任，文人修史遂成为惯例，而才识兼备的史家反遭排挤，亦即所谓：“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108)从而形成史坛文史混淆，是非难辨的局面。因此，主张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应加以区别。虽然优秀的史家亦应具备描摹物象的生花妙笔，而一部史著则要求必须文质并茂，方堪负此“不刊之业”的重任。故而亦须重“质”，亦即必须以“求真”、“可信”为本。所谓“学”，则指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熟知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以《史通》一再强调史家必须广搜博采。但是，如果一位史学家没有判别史料真伪精粗和价值高低大小的能力，那么，纵然掌握有丰富的史料，也是枉然，充其量只不过是“藏书之箱箧”而已。所以刘知几在《史通》里再三强调要“善择”，具有鉴别史料真伪精粗的鉴识能力，亦即史识。知几论史家应有“才、学、识”三长。其中史识，还应包括一个人的“识度”，亦即知几所谓“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知几还强调说：“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尚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明确指出，三长莫重于史识，史识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德和无畏精神。因之主张史家能“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方为上乘，否则是不足取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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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就这样对史学的性质、范畴、体例、方法与技巧，以及良史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与论述；划分了史学与经学乃至文学的分野，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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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儒家伦理为史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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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其史论的内涵，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为人们所理解。《史通》一问世，便遭到毁誉不一的评价，批评的。同时代的柳灿即以刘知几议驳过当，而著《史通析微》以反对之。《新唐书》则批评他勇于“攻诃古人”，却拙于检察自己。宋初孙何更著《驳史通》十余篇，纠其谬误。明代于慎行著《史通举正论》，抨击知几“好奇自信，抱见深文，小则取笑于方家，大则得罪于名教”。尤其《疑古》、《惑经》两篇，更是后人评议的焦点。清钱大昕指斥刘知几“于迁固已降，肆意觝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因之被后人“目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论”。但又分析说：知几“三为史官，再入东观，思举其职，既沮抑于监修，又见嫉于同列，议论凿枘，不克施行，感愤作《史通》内外篇”。因对史局制度及权臣的干涉不满，所以“但以祖宗敕撰之本（指唐初所撰六史），辄加弹射，又恐谗谤取祸”，于是“阳为狂易侮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实为自知“蚍蜉撼树，言匪由衷，柳翳隐形，志在避祸，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同时又认为：“然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109)颇能以辨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黄叔琳则直斥《疑古》、《惑经》是“非圣无法”的“邪说淫辞”，并力主删去其中部分篇章。纪昀在《书浦氏通史通释后》的跋语中说：“《史通》，号学者要书。其间精凿之论，足拓万古之心胸；而迂谬偏激之处亦往往不近人情，不合事理，宜分别观之。”并在《史通削繁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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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亦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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