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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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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之失，则在于言辞过于偏激，甚至有些刻薄，这固然与其当时的处境，以及“著书寄愤”的为学旨趣有关。但学者治学著论，实贵乎用心公允、立言平正。对此，张舜徽先生亦曾论及。其于《浮词》篇论云：“大抵古今才识之士，逞其雄辩，有所论列。其精处，在能通贯群书，揭橥大例，实有突过前人者。其粗处，则在勇于判断，自信不疑，亦有贻误后学者。若王充、郑樵，皆坐此失，不第知几为然。论其摧陷廓清之功，又足掩穿凿附会之失。学者取其长而弃其短，可也。”此诚通人之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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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知几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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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注重的理想人格，首先是内圣的规定，其次是外王的要求。“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这个善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儒学以“仁”为核心，这个“仁”既体现了人道原则，又为理想人格提供了多重规定，比如仁、义、礼、智、信都可视为仁德，仁德还可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关怀、真诚相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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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塑造除了仁德，还要“知”，所谓“知”（智）是指人具有智慧和认识能力。“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没有理性的品格，人们往往会受制于情，很难达到健全的境界。只有通过理性升华，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大学》强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126)便概括了儒家的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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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王是儒家追求的终点，儒家理想中的圣人，不仅要具有很高的仁德，而且要能够成就安民济众的事业。修己以安人，内圣而外王。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儒家所塑造的理想人格，以修身为本，但不限于“修己”，还要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由“内圣”转向“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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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非常注重“内圣”。在谈到人时，他总是首先考虑人的道德品质并且做出善恶、邪正的区分，判定是君子还是小人。比如前引“人禀五常”说。“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作为士人仅具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是远远不够的，为人正直，或君子的道德。还要贯彻于百行之中，方能“不避强御”、敢于“彰善瘅恶”。因此，他特别表彰南、董：“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刘知几牢记孔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导，联系到自己从事的史学工作，感到“儒诚有之，史亦宜然”。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两者“薰获不类”，相去甚远。在刘知几看来，像史官魏收“曲笔诬书”，“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127)，恶直丑正，书为秽史，人为小人。而董狐、左丘明、司马迁等，敢于好善嫉恶，名与书俱传，流芳百世。刘知几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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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更追求“外王”。刘知几好史学，自幼及长，博览群籍，深思博考，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没放弃史学志趣，书写青史的巨大精神力量始终支持着他。《史通·史官建置》中有一段话充分表达了刘知几对世俗人生、功名利禄、青史流芳的追求和未能建立功业的感叹：“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蚌蜕之在世，如白驹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己。”(129)刘知几从心灵深处感叹人生天地之间，生命之短促犹如“白驹之过隙”，耻于“当年”美好年华未能建功立业，深恐没世而名不闻，其深沉的人生忧患与当年孔子长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30)是何等相似！刘知几认为，这种求取功名之心，谋图显达之志，上自叱咤风云的帝王，下至默默无闻的黎民百姓，亦包括冠冕堂皇、显赫一时的“朝廷之士”和自命清高的“山林之客”，无不热切向往和积极追求，而他们的奋发进取，追求功名均是为了“书名竹帛”以求不朽。而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三不朽思想。《左传》载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欲追求不朽，就须立德立功立言，儒家对人生境界的理解，激发了刘知几积极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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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在历经漫长的分裂之后，中国又一次走向大一统，积蓄既久的统一愿望，至此表现为格外具有生命力的勃发与张扬，空前的大一统的局面为唐代仕人积极进取提供了政治基础。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原本在汉魏六朝无法晋身仕途的寒门仕子，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政治前景，激发了参政从政的热情，知识分子得以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整个社会洋溢着昂扬的进取精神。在这种进取的精神感召下，刘知几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和坚定的爱国心。国家的富强，社会经济的繁荣，疆域的辽阔，结交的广泛，使刘知几形成了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政治的开明、环境的宽松，使刘知几具有开放的个性和深邃的目光。所有这一切凝结在一起，把刘知几内在的自信心，积极进取精神，建功立业的渴望，报效国家的信念，雄视天下的气度，人格独立的意识，自我表现的欲望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突显出来。他要上继孔子修《春秋》的大业而改定由司马迁以来的前人史著。《史通·自叙》中表达了这一愿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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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磋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颇加厘革。(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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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刘知几高度赞扬了当年孔子厘定群籍，删《诗》、修《春秋》、赞《易》、述《职方》，即是在笔削旧籍，述唐虞以来至周的历史，且文正义深，为后世立下光辉典范。但自孔子之后，事多史繁，故需要有命世之才方能加以刊正厘定，刘知几早年的宏伟抱负就在于此，“敢当此任”，他要效法孔子修《春秋》的榜样，“其文不刊，为后王法”。写出不刊之典，作为后世标准楷模，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样的宏伟抱负是逐步树立起来的，刘知几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受到世俗的攻击。“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132)这里如实地表露了刘知几当时矛盾的心态，既意识到厘定群史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又担心世俗白眼，劳而无赏。但对实现儒家人生价值的憧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使他终于冲破压力，勇敢地担当起历史重任，这正是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的刘知几追求“外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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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治学之本，坚持求真取信的治学态度，故其能在学术上思想上多所建树。除了史学理论之外，尚有许多治学经验与学术观点是值得效法的。如提出要消除门户之见，树立“兼善”风气，不要为一派的学术著作、学术观点所限制。对各类图籍，都应一视同仁地加以分析，以便兼取各家之长。不致为一家偏见所蒙蔽。他忠告学子，凡“正经雅言”，“诸子异说”，都应该“参而会之，以相研核”。这种见解，比起“唯经”、“唯上”观点，自是进步得多。又如对待历代兴亡问题，刘知几极力反对定命论的历史观，他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惑褒姒。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妄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133)从而特别注重史学褒贬的功能性，这些认识都使其更富有求真求实的客观精神。《史通》一书，精当之论，所在多有，本文仅举其大要以概其余，深入的研究，还当俟之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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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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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96
［1］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章《刘知几进步的史学思想》，第四节《刘知几的学派》，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702049697
1702049698
［2］张文波《论刘知几在史学中的地位》，《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01期。
1702049699
1702049700
［3］王长奇《论刘知几的“比较”史评》，《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1卷，第04期。
1702049701
1702049702
［4］〔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702049703
1702049704
［5］孙小泉《刘知几批判精神之成因探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05。
1702049705
1702049706
［6］吴建伟《刘知几经学思想试探》，《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2。
1702049707
1702049708
［7］阎鸿中《义例、名教与实录——刘知几史学思想溯义》，《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003年第31期。
1702049709
1702049710
［8］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702049711
1702049712
［9］白云《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读〈史通〉札记》，《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卷第5期。
1702049713
1702049714
［10］程文标《从文心雕龙·史传到〈史通〉——简评刘知几对刘勰史学批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170204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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