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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70 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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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72 知几之失,则在于言辞过于偏激,甚至有些刻薄,这固然与其当时的处境,以及“著书寄愤”的为学旨趣有关。但学者治学著论,实贵乎用心公允、立言平正。对此,张舜徽先生亦曾论及。其于《浮词》篇论云:“大抵古今才识之士,逞其雄辩,有所论列。其精处,在能通贯群书,揭橥大例,实有突过前人者。其粗处,则在勇于判断,自信不疑,亦有贻误后学者。若王充、郑樵,皆坐此失,不第知几为然。论其摧陷廓清之功,又足掩穿凿附会之失。学者取其长而弃其短,可也。”此诚通人之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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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74 五、刘知几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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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76 儒家注重的理想人格,首先是内圣的规定,其次是外王的要求。“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这个善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儒学以“仁”为核心,这个“仁”既体现了人道原则,又为理想人格提供了多重规定,比如仁、义、礼、智、信都可视为仁德,仁德还可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关怀、真诚相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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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78 人格的塑造除了仁德,还要“知”,所谓“知”(智)是指人具有智慧和认识能力。“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没有理性的品格,人们往往会受制于情,很难达到健全的境界。只有通过理性升华,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大学》强调“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126)便概括了儒家的这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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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80 外王是儒家追求的终点,儒家理想中的圣人,不仅要具有很高的仁德,而且要能够成就安民济众的事业。修己以安人,内圣而外王。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儒家所塑造的理想人格,以修身为本,但不限于“修己”,还要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由“内圣”转向“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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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82 刘知几非常注重“内圣”。在谈到人时,他总是首先考虑人的道德品质并且做出善恶、邪正的区分,判定是君子还是小人。比如前引“人禀五常”说。“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作为士人仅具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是远远不够的,为人正直,或君子的道德。还要贯彻于百行之中,方能“不避强御”、敢于“彰善瘅恶”。因此,他特别表彰南、董:“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刘知几牢记孔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导,联系到自己从事的史学工作,感到“儒诚有之,史亦宜然”。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两者“薰获不类”,相去甚远。在刘知几看来,像史官魏收“曲笔诬书”,“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127),恶直丑正,书为秽史,人为小人。而董狐、左丘明、司马迁等,敢于好善嫉恶,名与书俱传,流芳百世。刘知几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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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84 刘知几更追求“外王”。刘知几好史学,自幼及长,博览群籍,深思博考,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没放弃史学志趣,书写青史的巨大精神力量始终支持着他。《史通·史官建置》中有一段话充分表达了刘知几对世俗人生、功名利禄、青史流芳的追求和未能建立功业的感叹:“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蚌蜕之在世,如白驹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己。”(129)刘知几从心灵深处感叹人生天地之间,生命之短促犹如“白驹之过隙”,耻于“当年”美好年华未能建功立业,深恐没世而名不闻,其深沉的人生忧患与当年孔子长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30)是何等相似!刘知几认为,这种求取功名之心,谋图显达之志,上自叱咤风云的帝王,下至默默无闻的黎民百姓,亦包括冠冕堂皇、显赫一时的“朝廷之士”和自命清高的“山林之客”,无不热切向往和积极追求,而他们的奋发进取,追求功名均是为了“书名竹帛”以求不朽。而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三不朽思想。《左传》载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欲追求不朽,就须立德立功立言,儒家对人生境界的理解,激发了刘知几积极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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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86 唐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在历经漫长的分裂之后,中国又一次走向大一统,积蓄既久的统一愿望,至此表现为格外具有生命力的勃发与张扬,空前的大一统的局面为唐代仕人积极进取提供了政治基础。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原本在汉魏六朝无法晋身仕途的寒门仕子,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政治前景,激发了参政从政的热情,知识分子得以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的政治抱负。整个社会洋溢着昂扬的进取精神。在这种进取的精神感召下,刘知几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和坚定的爱国心。国家的富强,社会经济的繁荣,疆域的辽阔,结交的广泛,使刘知几形成了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政治的开明、环境的宽松,使刘知几具有开放的个性和深邃的目光。所有这一切凝结在一起,把刘知几内在的自信心,积极进取精神,建功立业的渴望,报效国家的信念,雄视天下的气度,人格独立的意识,自我表现的欲望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突显出来。他要上继孔子修《春秋》的大业而改定由司马迁以来的前人史著。《史通·自叙》中表达了这一愿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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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88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磋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颇加厘革。(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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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90 在这里,刘知几高度赞扬了当年孔子厘定群籍,删《诗》、修《春秋》、赞《易》、述《职方》,即是在笔削旧籍,述唐虞以来至周的历史,且文正义深,为后世立下光辉典范。但自孔子之后,事多史繁,故需要有命世之才方能加以刊正厘定,刘知几早年的宏伟抱负就在于此,“敢当此任”,他要效法孔子修《春秋》的榜样,“其文不刊,为后王法”。写出不刊之典,作为后世标准楷模,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样的宏伟抱负是逐步树立起来的,刘知几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受到世俗的攻击。“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132)这里如实地表露了刘知几当时矛盾的心态,既意识到厘定群史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又担心世俗白眼,劳而无赏。但对实现儒家人生价值的憧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使他终于冲破压力,勇敢地担当起历史重任,这正是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的刘知几追求“外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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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692 刘知几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治学之本,坚持求真取信的治学态度,故其能在学术上思想上多所建树。除了史学理论之外,尚有许多治学经验与学术观点是值得效法的。如提出要消除门户之见,树立“兼善”风气,不要为一派的学术著作、学术观点所限制。对各类图籍,都应一视同仁地加以分析,以便兼取各家之长。不致为一家偏见所蒙蔽。他忠告学子,凡“正经雅言”,“诸子异说”,都应该“参而会之,以相研核”。这种见解,比起“唯经”、“唯上”观点,自是进步得多。又如对待历代兴亡问题,刘知几极力反对定命论的历史观,他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惑褒姒。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妄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133)从而特别注重史学褒贬的功能性,这些认识都使其更富有求真求实的客观精神。《史通》一书,精当之论,所在多有,本文仅举其大要以概其余,深入的研究,还当俟之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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