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9619
1702049620
《史通·申左篇》注引杜预《左传集解·释例》称:“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对于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刘知几认为“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104)。以史贯穿经传,并以此作为解释《春秋》经传的依据。自杜预开始的以史学诠释《春秋》的治学路向,为刘知几继承与发扬,不仅扩展到《尚书》和《周礼》,并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1702049621
1702049622
虽然,当时将经书视为历史或典制的记录,是古文学家的基本精神。杜预以史为基点对春秋经传所作的诠释,以及西晋太康三年汲冢书的发现,引起学术界震撼。由于新出资料大异经传,经书的许多传统看法因之得到修正,同时引发出不少新观点。刘知几曾以《纪年》、《琐语》所载《春秋》时事与《左传》相校,发现多与左氏相同。因而说“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105)。所以,汲冢书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杜预对《春秋》经传的解释,使之成为经史互通的桥梁,加速了史学脱离经学的进程。裴松之注《三国志》,从而由明理的经注形式,转变为达事的史注。刘知几将《尚书》、《春秋》纳入史学的领域,并以疑古、惑经的形式进行批判。也是受到自杜预开始以史解经,从而脱离单纯以理解经这一经学传统所影响,并对史学展开全面系统地论述,使中国史学从此得以确立。
1702049623
1702049624
其次是,提出了良史必备的条件,如“史学三长”说。
1702049625
1702049626
刘知几认为,作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三长”。“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表达史事见解和把握史料素材的能力。面对浩如烟海的繁杂史料,进行分析、组织、整理、加工亦即如何驾驭的能力,谓之史才。所谓“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106)。如无相当的治学能力,难当此任。且史才与文才不同,史家撰史,必须言出有据,不可私意杜撰,而文士撰文,则着意于润饰辞藻,“逐文字而略于事实”。文人撰史,往往“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07)。唐初所设史馆,史职多为文士充任,文人修史遂成为惯例,而才识兼备的史家反遭排挤,亦即所谓:“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108)从而形成史坛文史混淆,是非难辨的局面。因此,主张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应加以区别。虽然优秀的史家亦应具备描摹物象的生花妙笔,而一部史著则要求必须文质并茂,方堪负此“不刊之业”的重任。故而亦须重“质”,亦即必须以“求真”、“可信”为本。所谓“学”,则指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熟知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以《史通》一再强调史家必须广搜博采。但是,如果一位史学家没有判别史料真伪精粗和价值高低大小的能力,那么,纵然掌握有丰富的史料,也是枉然,充其量只不过是“藏书之箱箧”而已。所以刘知几在《史通》里再三强调要“善择”,具有鉴别史料真伪精粗的鉴识能力,亦即史识。知几论史家应有“才、学、识”三长。其中史识,还应包括一个人的“识度”,亦即知几所谓“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知几还强调说:“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尚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明确指出,三长莫重于史识,史识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德和无畏精神。因之主张史家能“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方为上乘,否则是不足取法的。
1702049627
1702049628
刘知几就这样对史学的性质、范畴、体例、方法与技巧,以及良史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与论述;划分了史学与经学乃至文学的分野,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1702049629
1702049630
三、以儒家伦理为史论的内涵
1702049631
1702049632
刘知几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其史论的内涵,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为人们所理解。《史通》一问世,便遭到毁誉不一的评价,批评的。同时代的柳灿即以刘知几议驳过当,而著《史通析微》以反对之。《新唐书》则批评他勇于“攻诃古人”,却拙于检察自己。宋初孙何更著《驳史通》十余篇,纠其谬误。明代于慎行著《史通举正论》,抨击知几“好奇自信,抱见深文,小则取笑于方家,大则得罪于名教”。尤其《疑古》、《惑经》两篇,更是后人评议的焦点。清钱大昕指斥刘知几“于迁固已降,肆意觝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因之被后人“目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论”。但又分析说:知几“三为史官,再入东观,思举其职,既沮抑于监修,又见嫉于同列,议论凿枘,不克施行,感愤作《史通》内外篇”。因对史局制度及权臣的干涉不满,所以“但以祖宗敕撰之本(指唐初所撰六史),辄加弹射,又恐谗谤取祸”,于是“阳为狂易侮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实为自知“蚍蜉撼树,言匪由衷,柳翳隐形,志在避祸,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同时又认为:“然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109)颇能以辨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黄叔琳则直斥《疑古》、《惑经》是“非圣无法”的“邪说淫辞”,并力主删去其中部分篇章。纪昀在《书浦氏通史通释后》的跋语中说:“《史通》,号学者要书。其间精凿之论,足拓万古之心胸;而迂谬偏激之处亦往往不近人情,不合事理,宜分别观之。”并在《史通削繁序》说:
1702049633
1702049634
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亦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110)
1702049635
1702049636
纪昀亦因“病其芜杂”,故而又在所作《史通削繁》中全部删去《疑古》等四篇,削去《惑经》中“五虚美”的大段文字。删去的亦即其认为“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这便是纪昀善用其长,以使其“微言精义”得以广传的办法,而当代一些学者从思想解放的角度,对刘知几给孔子及儒家经典提出的尖锐批评,大加赞誉,认为刘知几确实击中了儒家的要害。应该说,这种观点不无偏颇之处。就封建时代而言,《疑古》、《惑经》确有不同寻常的怀疑精神和进步意义。大胆指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并不像传颂的那么大仁大智;而被贬斥的桀、纣、武庚,也未必如此罪恶滔天。又指出后人对孔子所修《春秋》的大量赞誉很多不符实际。还揭露了古代“圣王”争斗之行,隐含着对当代统治阶级残酷倾轧的抨击。
1702049637
1702049638
由今观之,对于刘知几“疑古”、“惑经”的进步意义,不应过分夸大。具体考察其“疑”、“惑”的内容,才是我们予以客观评价的前提。《疑古》篇对《尚书》、《论语》的记载指出十条“可疑”,主要是两类问题:一是记史不实,二是史料处理不当。《惑经》篇还批驳了后人对《春秋》的五条“虚美”(盲目吹捧),认为孔子作《春秋》对所凭旧史刊修不力,史料考核不精,记事隐讳等等。可以看出,刘知几“疑古”、“惑经”的目的,是为纠正古史和儒家经典的某些舛误不实之处,反对不切实际的虚美,并非要否定孔子和儒家经典。尤需注意的是,他所运用的批判武器,依然是儒家礼义的准则及传统观念。如《疑古》篇认为,周公“挟震主之威”,对兄弟“遽加显戮”,这就是“行不臣之礼”,“于友于之义薄矣”,《尚书》不应对周公刻意“美谈”(111)。《惑经》篇认为《春秋》仅凭虚假来告记事,没能反映出宋襄公扣留滕国国君和楚灵王杀郏敖之罪行,使善恶颠倒,“求诸劝戒,其义安在?”又指出“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112)虽是批评孔子或儒家经典,但着眼点却是嫌其未坚持礼教之义。所以,刘知几并未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更谈不上击中了儒家的要害。可以进一步提出佐证的是,刘知几多次表明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认同和景仰。
1702049639
1702049640
如《惑经》篇就赞扬孔子“大圣大德”,是“生人已来,未之有也”的“命世大才”。《六家》篇则称孔子作《春秋》“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113)《浮词》篇云:“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114)通观《史通》全书,在赞同、推崇的意义上引用六经之语共十二处,尊崇孔子的议论有十六处,作为立论根据而引用孔子的言论,其中从《论语》中就引用了二十五处。可见,刘知几敢于疑古、惑经、品评圣贤,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因此,刘知几看似反叛激烈,其实是儒家伦理最坚定的捍卫者和实践者。总之,刘知几的学术风格明显带有儒家伦理色彩,儒家伦理思想是其治学之本。
1702049641
1702049642
刘知几在《自叙》篇曾言及《史通》之为书曰:“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又说“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最后更说“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亦斯之谓也”。(115)可见刘知几早已有此体认,并非自外于人伦王道与儒家经典。
1702049643
1702049644
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即说过:“其实知几既不反儒,更不薄孔,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刘知几史学思想必须掌握的钥匙。只是由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治史,在对待《尚书》、《春秋》时,就不能回避冒犯圣经。他提出怀疑、迷惑,是就史而论,客观上虽也含有破灭儒经圣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据此就说它具有批儒的进步思想,不仅会陷入‘虚美’的泥坑,读《史通》也会扞格难解。”(116)
1702049645
1702049646
对同一书,从不同的视角阅读,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就经学立场而论,经书乃论道之书,须要从中抉发“微言大义”,因为经乃教化之用,但取其义,不必细究其事,何况史迹虽同,而用心有别,就周公杀管蔡而言,可以信其“为王室”之言,亦可以认其为借口。这就要断以情理观其嗣后言行了;至于《春秋》之记载失实,是因为“为尊者讳”的原因。这是孔子删述《春秋》曾予说明的著书体例和原则。孔子在传授《春秋》时,终须说明真相的。然而就史学立场言,可谓“六经皆史”,而史则必须为真实之记录,既取其事,则必有其实可考而据乃可。知几即是从著史的角度,以史家严正之态度,视经为史,指出孔子“自违义例”,其惑盖出于此。知几虽“喜谈名理”,然却暗於义理,作为史学思想家,未能理解经学义理哲学,亦不足深怪。然其怀疑精神是继承儒家传统,是不应有疑义的。
1702049647
1702049648
四、刘知几史论对儒家学派的影响
1702049649
1702049650
刘知几的史论,颇具历史发展的眼光,这一点在《史通·惑经》序中表露无遗,他曾经感叹时殊世异,不能再回到孔子的时代,亲自向孔子请教说:“磋夫!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倘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117)可见,刘知几觉得时过境迁,时殊世异,孔子的言论被后世儒者所误解。因而感叹不可能再回到孔子时代,直接向孔子请教经义;若然,则会效法楚之狂人,以凤歌劝谏孔子。朱熹等注此语,皆认为“楚狂接舆盖知尊孔子而其趋不同者”。又如林放问“礼之本”一样,自己亦将向孔子请教微言大义甚或事物的本原。认为倘能直接面对孔子,质疑问难,那就势将抛弃现有的经注义释了。可见,刘知几究其怀疑、重释经典的意图,实际是向原典的复归。并非要推翻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而且是以史学实录的角度以及自己的理解来重释经典,以便得出更为合乎经典原义的解释,这当然须得对现有经注有所背离。
1702049651
1702049652
实际上,刘知几对儒家经典是非常推崇的。他在《史通》中不时流露出这层感情:他称《尚书》、《春秋》为“六经之冠冕”“述者之冠冕”、“来之龟镜”(118)。刘知几经学造诣也相当深厚。他在玄宗时讨论几部经典的传注问题时提出的“《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易》书无子夏传,《老子》书无河上公注”(119)等观点,充分展示他在经学上的功力。
1702049653
1702049654
总而言之,刘知几一直以史学家的学术态度,对照其他文献,对经典中失实、缺略处进行怀疑和探讨。这种质疑的学术态度,是一个史官的历史责任,有利对史实追根究底。诚然,他的史论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试图做出更富有新意、更为合理的诠释。这是当时不少学人都拥有的共同愿望。这显然是对官方《五经正义》限制另有异解的公然反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受古文学派和史学家的身份的限制,使他的史论仅仅局限在史实上,而不是对传统经典的完全否定。他一方面要求重释经书,另一方面却单纯地从注重史料的视角看待经书,他的史论只是为了追究真实的历史,而不涉及经典的义理。这样必然会受到某些影响,局限其研究视野和领域,使其不可能毫无束缚地疏解经文。
1702049655
1702049656
刘知几敢于怀疑的史学批判精神,本是儒家固有的传统,却不可避免地遭到后人的非议和指责。如唐人柳灿指责刘知几“讥驳经史过当”;宋祁说他“工诃古人”;清人皮锡瑞也指责其“低毁圣人,尤多狂悖”。但是,这些说法亦早已被否定,而不能被我们所否定的则是他大胆疑古、勇于惑经的思想。这似一束亮光照亮了中唐时期沉闷、落寞的传统经学,为它的重生带来了希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洞恶利病,实非后人所及”。王维俭也说,《史通》“实有益于后学”。郑樵、章学诚等人也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他的批判精神,做出了突出成就。这种史论要求重释经典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此之后的啖助、赵匡和陆淳等人的学术取向,实开宋代社会史论思潮之先河,直至清代的章学诚、崔述、民国时期的“古史辨派”。
1702049657
1702049658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开始对儒家经典与传统经学进行反思,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李翱、柳宗元为代表的学者掀起文学革新的高潮,打出“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复兴儒学的尝试。
1702049659
1702049660
传统儒学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向前发展,古老的经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日益增大。在政治较平和的年代,儒家经学还能发挥其化民善俗的教化功能,但一旦政局动荡,古老的章句之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且不合时宜了。儒学此时期在社会政治中实际地位的下降和儒学统治地位的危机,深深刺痛了一些儒学思想家,他们有的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抨击佛、道,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有的吸收佛、道二教中有利的内容改造、发展儒学,力图弘先王之道,重新恢复儒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主导地位。由此他们掀起了一场儒学复兴的运动,使传统儒学由章句之学转向义理之学,为儒学的自我的更新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1702049661
1702049662
刘知几信奉的儒家伦理思想即是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在人伦方面,刘知几在谈到人时,总是先考虑人的道德品质,并做出善、恶的区分。比如他说:“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120)“人禀五常”,就是说,人皆具有天赋的仁、义、礼、智、信五项常规的道德能力。而作为士阶层的人,更将其贯穿于各类言行当然也包括著史的行为之中。如在《史通·杂说下》曰:“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121)如能为人处世表现正直公允,那就具备了君子的品德,反之则成为被人轻贱的小人。个人的品质,表现于所著史书中,同样会有君子之史与小人之史的区别。刘知几正是以此要求自己的史才的。如曰:“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122)可见,刘知几的人伦道德思想不仅谨遵孔子仁学,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于及学行理论之中。
1702049663
1702049664
在谈到君臣关系时,刘知几一方面坚持君臣之间的大义名分,君君,臣臣,不能“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君、臣都是可以区分的。君有明君、贤主和淫君、乱主之分,臣有忠良和乱贼、奸佞之别。如有时谴责“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有时表彰“忠臣义士”。如说:“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秉、袁集,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123)这里表彰的东汉的董承、耿纪,西晋的诸葛诞、毋邱俭,刘宋的刘秉、袁粲,北周的王谦、尉迟迥,都是忠于本朝的忠臣,而《三国志》、《晋书》、《宋书》、《隋书》等追叙其事皆目为叛逆,刘知几认为这实有违于儒家纲常名教。后世史书皆为前朝反对本朝的忠臣立传,加以表彰,盖即受到《史通》宣扬直笔的影响。
1702049665
1702049666
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君臣之间忠诚相待。并未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24)著在《论语》,尽人皆知。而子思更认为“君臣,朋友其择者也”(125)。说明忠君是有原则的,不能盲从。这与后世统治者强调的尊主卑臣的绝对专制主义有着是严格不同。可见,刘知几的君臣伦理思想比较符合先秦儒家伦理的原典精神。
1702049667
1702049668
知几之怀疑旧典,固然与其治学观念有关,但同时也是有其学术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怀疑精神,正是儒家为学的传统之一。张舜徽先生在《史通平议》书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认为知几之质疑经典,实为上而继承孔门之传统,下而开启考信派之先路。如《史通·疑古》篇曰:“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张舜徽先生加案语曰:
[
上一页 ]
[ :1.7020496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