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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深嘉纳。(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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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所载这篇奏疏经过删改，不如《旧唐书》所录文完而意足。这是一篇唐朝君相论定四裔边境政策的重要文献，不可等闲视之。杜佑作为当国宰相，故当力排众议，继续贯彻唐朝自开国以来，一贯坚持的“协和万邦”（包括藩邦属国，党项羌即属属国）的外交与民族政策。杜佑首先提出了“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烝人”的儒家治国理念，征引《中庸》传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和《管子》“无使勇猛者为边境”（以及好大喜功及贪渎者）的圣哲经典论述，明确地表示了以文德绥靖，以诚信感化的对外政策和严整武备，慎择良将，“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怀柔”的安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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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武备，是唐朝保持强盛，使四境安宁，万国来朝的基本保障。王维诗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40)说得就是开元全盛时，和谐万邦，万国来宾的盛况。绥靖、怀柔的目的在于协和，对于尚缺乏信义文化，崇尚侵掠的夷狄而言，一方面固然要诉之以武力，另一方面才可以示之以礼义，还要加以引导，使之能以正当的途径获得财富，比如在边境建立互通有无的“互市”。此外，唐朝一向贯彻的“和藩”亦即“和亲”政策。对待四裔少数民族，李唐政权颇有“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李渊就曾说过：“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141)唐太宗也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42)自太宗许与土蕃和亲，遣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和亲政策遂成为唐朝的基本国策。和亲政策是从汉代应对匈奴开始的，“白登之围”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提出的“和亲”建议，从此“和亲”政策就成为我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后世历朝历代边疆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西汉的“和亲”初期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未能阻止匈奴的不断侵扰，最后还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所以对这一政策，历来褒贬不一。唐朝诗人戎昱就曾有《和藩》诗叹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143)但是唐朝的和亲政策，是整个“和藩”政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招收藩国贵族子弟来京师太学学习礼义和经书，以及在边境设立互市，通过等价交换教以礼仪规范等，所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对于党项这样小蕃的安绥，同样采取这一政策，一直对大唐怀德宾服，这次是因为边将的勒索，逼迫其走向反叛，勾结土蕃，进犯唐境。杜佑及时发现这一弊端，力排众议，一方面要求整备边防，一方面继续贯彻招抚政策，选用良将替换了那批平时勒索，激起动乱则要求镇压，趁机邀功的边将。结果避免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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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一方面主张“和藩”，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视军事建设，他曾说：“夫戎事，有国之大者。”(144)“天生五材，人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历代以来，祸乱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习之。”(145)认识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必须靠军队来支撑。就国家的军事布局而言，应该呈内重外轻、弱枝强干之势，唯其如此，才能号令海内，指纵自如，因而建议效法西汉和唐初的军事布防：“缅寻制度可采，惟有汉氏足征，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夭下豪族揍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正是这种军事布部署的合理性，西汉和唐初军力特别强盛，能够不为外来势力入侵所累。但是开元后期，功利思想在一些边将中蔓延，“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天宝之末，唐初军事布防的格局被破坏了。好战的风气导致了在边境上囤积粮草、驻防军队，而朝廷又无足够的军力来控制局势：“于是晓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觎，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146)由此可见，政府重兵在握，军权不下移边将，必能防止国内祸乱的出现。针对安史乱后唐朝数遭回纥、吐蕃的侵扰，以及朝臣们提出的“应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的论调，杜佑提出了“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应对总方针，主张以和亲安抚为主，但又必须在军事上严加防备。因而奏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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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静思远图，久计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昭宣圣德，择奉谊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赠，结以舅甥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明其斥侯，不挠不侵，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虏，摧衡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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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对西戎各国实行和藩安抚政策，等待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农业丰收，再逐步收复失地。杜佑反对轻易地大动干戈，认为必须“计熟事定”，然后才能收“举必有功”之效。与贞元朝勇于用兵的大臣相比，杜佑温和的军事理论，无疑是当时唐朝摆脱困境的长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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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年事已高，杜佑屡请致仕，宪宗不许，仍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参议平章政事。“佑每进见，天子尊礼之，官而不名。后数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许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锡予备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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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唐宪宗评价杜佑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累历籓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实，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华发承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148)《新唐书》则说杜佑“天性精于吏职，为治不皦察，数斡计赋，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议者称佑治行无缺”。认为他是“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碈中而玉表欤！”(149)形容杜佑的学养和风度特出如玉石中的玉表，足为朝臣中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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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杜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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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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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名门大族的杜佑，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杜佑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是以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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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儒家史学中有各种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褒贬与经世，前者是针对历史人物，后者则针对历史人物所订的制度及决策。除了据事直书，传统儒家史学精神很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志业。《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虽然其叙事技巧及搜罗史料之勤，考察史事之勇屡为后人津津乐道，但学者指出其主要的用意在向后世揭橥如何完美统治天下之大法。而这种抱负也成为儒家史学日后的传统特色之一，只是时显时隐，与据事直书成为两大潮流，亦为中国史学两大内在资源。总之，历代史学虽呈现真相，但其功能在褒贬与经世，以安邦定国，具明显道德及实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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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是儒家孔子提出的经济管理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重视百姓的经济生活，做到民富兵强。他在《子路》篇明确提出了“庶富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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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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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庶”来增加生产人口，以“富”来强国，以“教”来治民。其中，“富”是立国基础、强国之本。富国须先富民，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那么，具体如何使民众富裕起来，孔子提出要“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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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従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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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取其厚”即是一项惠民政策，理想的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52)。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53)。孔子非常赞赏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养民也惠”的做法，认为君子惠民乃是“惠而不费”，并不一定额外拨出财富，（财赋皆出自百姓，统治者其实也无处可出），只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可以了。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择其劳而劳之”(154)，亦即导民兴利和恰当地组织生产劳动，加之前面的“敛取其薄”即是所谓的惠民政策了。同时，孔子还提倡节俭开支和使民以时，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5)，这是孔子对治国者提出的根本要求或期望，体现孔子的治国思想。敬事而守信，是其前提大纲，不敬事则事不成，不守信则民不信。节用而爱民，民必拥戴：使民以时，则民不怨，且根本不废。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因而建议管理者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忽视基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后世的政治家无论怎样地因时制宜，实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这都是一条基本的利益原则和发展规律，不能予以违背，否则，不是遭致反对，便是距离暴政乃至败亡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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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中的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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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或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阐述典章制度得失与政治成败理论的政书，亦即政治理论著作。《通典》一书蕴涵着杜佑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政治思想，它开创了典制体史书编撰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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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为史家稽考制度的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而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时期，便形成了三省六部制；还有科举制度、土地赋税制度、募兵制度等等，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到唐代则基本趋于完备和成熟。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会促使总结和稽考制度源流、沿革、得失，为专论典章制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杜佑的《通典》正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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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产生，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但中国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史记，并不是从《通典》开始的。从学术源流上说，典制体通史是在历代正史“书”、“志”和唐代刘秩《政典》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八书”，记载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相关内容；班固《汉书》，作有“十志”，备录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各项典制。《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其中列“志”记载各朝典章制度，但篇目、记载各不相同，且多限于一代，很难看出历代制度的沿革变化。因此，开元年间，刘知己的儿子刘秩就曾编《政典》35卷，记载历代的政治制度，“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这一时期，还有《唐六典》记及制度的沿革，但均仅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难以反映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因此，杜佑并不满意，认为其内容狭隘，“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故早就有志重新撰著。由于他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之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政方面的大员，因而熟悉有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在历来史家中是很少有的，这就为他撰写《通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56)正是基于上述诸因，通过杜佑的推陈出新，顺应了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正如梁启超所说：“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仍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157)梁氏的话，清楚地说明了《通典》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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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出现，也和杜佑所生活的时代分不开。杜佑所生活的中唐，正是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杜佑思考和寻找王朝衰落的原因，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所谓“富国安民之术”。正如他在《通典·序》中所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58)，清楚地表明了他撰述《通典》是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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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杜佑撰写《通典》，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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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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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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