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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是《通典》的著述宗旨。杜佑此中提到了“尚、诗、礼、易、春秋”五经，对五经的评价很高，但是也指出了五经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不必拘泥于五经，要有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充分说明了他崇古但是不泥于古的态度；同时也看出其著述宗旨是想从历代制度的是非中寻找出治国的“匡拯之方”，编纂史书的目的是想理清一条治国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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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的古文大家李翰为《通典》作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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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终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终，古可以行於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於文学，可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於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生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缀其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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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杜佑作《通典》的目的在于经邦治国，“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谊，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从古代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一训，为当代的政治服务。并引伸其作用曰：“施於政事，可建皇极。”“皇极”即皇极大中之道，既是儒家“用中”方法论的最高境界，也是施于有政，指导政治的最高指南。还将《通典》与前代撰集的巨著作了比较说：“近代学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览》、《艺文》、《玉烛》之类，纲罗古今，博则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至於刊列百度，缉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杂，比於《通典》，非其伦也。”(161)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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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通典》之后，杜佑又进上《理道要诀》十卷三十三篇，详辨古今治道的要点，斟酌时宜可行者，以为决策者临事参考取用，实为二百卷《通典》的撮要之作。其《理道要诀序》云：“隋季《文博理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第一至第三食货、第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看来，隋朝先有类似之书，目的是用以规谏帝王之用，而忽略于治道之大要。杜佑深研政理之根本，探究政体之始终，采用问答的形式，随方解答。对食货、礼教乃至兵刑、边防等问题皆有新的发明。杜佑又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说：“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究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诀》。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162)可惜其书早佚，若非宋代王应麟《玉海·艺文》辑得此文，后人很难知道杜佑尚著有《通典》的简要本《理道要诀》其书。杜佑将数千年来关乎礼法刑政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类似法典的制度类政书，以供大政决策者作为依据随时征引，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一部实用的理道要诀，这便是杜佑编史的目的和宗旨。他在处理所援引的唐代史料时说：“国家程式，虽则俱存，今所在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163)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以免遇事慌乱疑惑，随时可以和前古的制度进行参照，并从数千年礼法刑政经验亦即治道中（亦称理道，不一定是避高宗讳），提炼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道亦即治道来，再加以自己体会和发明，缩写成三十三篇《通典》撮要，题为《理道要诀》，以便决策者随时取用，这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前文说到杜佑善于吏治，也与其学问之渊博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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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与盛唐时期的名相姚崇等都是主张尚吏，亦即重视官吏治术能力的名臣，但是时代正在悄然中发生着变化，由于唐代在选举人才任用官员方面，延续并进一步完善了隋代科举考试制度，尤其是重视文采的进士科考试，使原来朝庭的尚吏之风，逐渐转变为整个朝野的尚文之风。中下阶层读书人通过研习文笔应举进入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信古与崇古的风气，隐然形成了一派新的社会思潮，但总得说来，自汉迄唐的知识分子，主要致力于“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特别是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迅速衰落，更加迫使士人重新思考现实问题，寻求新的治国良方，所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又开始兴盛，杜佑就是一位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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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前进，杜佑认为最好的办法有二：一是师古，一是变革。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杜佑向宪宗建议道：“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164)吸取前代既有的经验，以便为当前社会所用。当然师古并非复古，目的在于变今，杜佑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165)，他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166)，“欲行古道，势莫能遵”(167)。不详古今异制、因革从宜的道理，纵使滞古非今，抑或师心自是，厚今薄古，不能借鉴古制恰当地为今所用，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能起到阻止历史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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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这种“师古”与适时因革的现实观点，与儒家尚褒贬重经世的史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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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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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生当开元盛世，从天宝末年开始踏上仕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既看到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又看到了王朝跌至低谷的时期，社会变化的巨大级差予其很大的触动，在儒家“入世”思想的激励下，杜佑把挽救国家危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杜佑吸收了中唐一些士大夫先进的政治观点，以此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礼法刑政”的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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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重吸取儒法重礼乐的思想。古代的“礼”与“乐”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商灭周兴，中国古代社会更进一步走向文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重“乐”到重“礼”，也正因为周人重礼、重人事的治理，所以周代虽然也有“乐”，但“乐”的主要功能已不象商以前那样带有浓重的巫术性、娱乐性，而越来越强调它对于现实人的约束和教化。杜佑重礼的思想正是秉承此而来，因此对于《礼典》的作用特别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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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佑看来，“圣人制礼，合诸天道，使不数不怠，故有四时之祭焉。而又设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尽事终之礼”(168)，用以申张孝敬之心的事终之礼，之所以合诸天道，是因为告诫人们不可忘记自己所从来，即使先人已渺，亦不可因之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使祖先蒙羞。目的还在于强调“礼”的现实制约作用。而杜佑关于“礼”的作用也受到荀子的影响，荀子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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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礼”中，杜佑尤为重视成人礼和婚礼，将其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尺。如其所述对成人礼的观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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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五经要义云：“冠，嘉礼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以礼之始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义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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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对婚礼也很重视：“礼记婚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故君子重之。”“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而后父子亲，君臣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171)又说：“议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则婚姻王化所先，人伦之本。”(172)反复强调婚姻为人伦之本，说明其对婚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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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认为“乐”的特点和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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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则韩娥曼声哀哭，一里愁悲；曼声长歌，众皆喜忭，斯之谓矣。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於形气，协律吕，谐五声。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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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即人的心声，是人心哀乐的发舒；而人心之喜怒哀乐乃至敬爱之情，又是感受外物而在内心的自然反映。由于人心同情同理同，所以人心这种借助歌声或器乐的自然流露，便会感染所有的听闻者。人的心气本来是平和的，感于外物而心失其平，气失其和，经过歌乐的发舒得到宣泄受到感染，自然便会恢复平和，（所谓“善人心”的反面轻则为病，重则为动乱）人心平，则社会安。认为此即圣人因乐立教的原因。杜佑一方面强调“乐缘情”，另一方面强调“乐”的政治教化作用，显示出其思想的贯通性与深刻性。为补充自己的观点，又说：“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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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主“情”的“乐”观相对应的是“教化观”，因此又说：“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励精文教。贞观之初，合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175)由此亦可看出唐初重新制乐的行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乐为政治服务，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杜佑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提出“乐”的教化作用并不奇怪，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的“乐本情性”、论，并综合了这两种思想，这些都显示了他的通达与调和的儒家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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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重困，请从省俭”的廉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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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崇尚勤俭节用，反对奢侈浪费。当时军旅屡兴，用度实伙，杜佑因之说：“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176)显然，这是针对朝廷乃至地方的政府官员而言，因此他重点研究了历代统治者的生活作风，认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177)。列举了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说明节用兴国的重要性，强调统治者应勤俭节用，不可奢侈浪费。他在《通典·食货·户口》篇的自注中引汉元帝谏大夫贡禹的上书说：“（汉）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不过百余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百姓重困，请从省俭。”还记叙了南朝宋武帝尚节俭的情况，平时使用的家俱全用铁钉而拒用银饰，出嫁公主不用金银锦绣等陪嫁物；隋文帝也是“克勤理道，克俭资费”，“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下属若有浪费行为，则大加谴责或笞罚，由是上下形成节俭之风，故“宇内称理，仓库盈溢”(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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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同时又指出，隋炀帝一改先帝节俭之风，恣意挥霍浪费，建洛邑，修宫殿，“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运河，筑长城，征发民役百余万人，服役者死亡大半。杜佑严厉谴责隋炀帝“穷奢极侈，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179)。他清楚地看到了隋亡的原因，是官腐民反所致，指出：“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180)认为隋朝的灭亡，是征徭无度，人心离散的必然结果。同时指出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改变了隋炀帝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的做法，如唐太宗励精图治，因而出现了连年丰收，“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的“贞观之治”。可是后来武后、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恣情奢纵，大兴土木，滥占良田，修建庙宇楼观，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181)。杜佑列举以上正反事例，反复强调了廉政节用的重要性，这与孔子提出的“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经济管理思想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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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则政廉，家足则教从”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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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一书结构安排的先后次序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以食货为先，这是正史书志所未有的。关于《通典》的结构安排，杜佑在《通典·自序》中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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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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