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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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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名门大族的杜佑,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杜佑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是以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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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儒家史学中有各种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褒贬与经世,前者是针对历史人物,后者则针对历史人物所订的制度及决策。除了据事直书,传统儒家史学精神很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志业。《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虽然其叙事技巧及搜罗史料之勤,考察史事之勇屡为后人津津乐道,但学者指出其主要的用意在向后世揭橥如何完美统治天下之大法。而这种抱负也成为儒家史学日后的传统特色之一,只是时显时隐,与据事直书成为两大潮流,亦为中国史学两大内在资源。总之,历代史学虽呈现真相,但其功能在褒贬与经世,以安邦定国,具明显道德及实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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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是儒家孔子提出的经济管理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重视百姓的经济生活,做到民富兵强。他在《子路》篇明确提出了“庶富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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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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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庶”来增加生产人口,以“富”来强国,以“教”来治民。其中,“富”是立国基础、强国之本。富国须先富民,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那么,具体如何使民众富裕起来,孔子提出要“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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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従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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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取其厚”即是一项惠民政策,理想的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52)。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53)。孔子非常赞赏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养民也惠”的做法,认为君子惠民乃是“惠而不费”,并不一定额外拨出财富,(财赋皆出自百姓,统治者其实也无处可出),只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可以了。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择其劳而劳之”(154),亦即导民兴利和恰当地组织生产劳动,加之前面的“敛取其薄”即是所谓的惠民政策了。同时,孔子还提倡节俭开支和使民以时,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5),这是孔子对治国者提出的根本要求或期望,体现孔子的治国思想。敬事而守信,是其前提大纲,不敬事则事不成,不守信则民不信。节用而爱民,民必拥戴:使民以时,则民不怨,且根本不废。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因而建议管理者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忽视基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后世的政治家无论怎样地因时制宜,实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这都是一条基本的利益原则和发展规律,不能予以违背,否则,不是遭致反对,便是距离暴政乃至败亡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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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中的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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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或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阐述典章制度得失与政治成败理论的政书,亦即政治理论著作。《通典》一书蕴涵着杜佑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政治思想,它开创了典制体史书编撰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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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为史家稽考制度的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而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时期,便形成了三省六部制;还有科举制度、土地赋税制度、募兵制度等等,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到唐代则基本趋于完备和成熟。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会促使总结和稽考制度源流、沿革、得失,为专论典章制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杜佑的《通典》正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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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产生,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但中国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史记,并不是从《通典》开始的。从学术源流上说,典制体通史是在历代正史“书”、“志”和唐代刘秩《政典》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八书”,记载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相关内容;班固《汉书》,作有“十志”,备录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各项典制。《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其中列“志”记载各朝典章制度,但篇目、记载各不相同,且多限于一代,很难看出历代制度的沿革变化。因此,开元年间,刘知己的儿子刘秩就曾编《政典》35卷,记载历代的政治制度,“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这一时期,还有《唐六典》记及制度的沿革,但均仅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难以反映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因此,杜佑并不满意,认为其内容狭隘,“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故早就有志重新撰著。由于他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之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政方面的大员,因而熟悉有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在历来史家中是很少有的,这就为他撰写《通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56)正是基于上述诸因,通过杜佑的推陈出新,顺应了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正如梁启超所说:“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仍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157)梁氏的话,清楚地说明了《通典》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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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出现,也和杜佑所生活的时代分不开。杜佑所生活的中唐,正是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杜佑思考和寻找王朝衰落的原因,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所谓“富国安民之术”。正如他在《通典·序》中所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58),清楚地表明了他撰述《通典》是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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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杜佑撰写《通典》,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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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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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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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是《通典》的著述宗旨。杜佑此中提到了“尚、诗、礼、易、春秋”五经,对五经的评价很高,但是也指出了五经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不必拘泥于五经,要有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充分说明了他崇古但是不泥于古的态度;同时也看出其著述宗旨是想从历代制度的是非中寻找出治国的“匡拯之方”,编纂史书的目的是想理清一条治国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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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的古文大家李翰为《通典》作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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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终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终,古可以行於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於文学,可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於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生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缀其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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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杜佑作《通典》的目的在于经邦治国,“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谊,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从古代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一训,为当代的政治服务。并引伸其作用曰:“施於政事,可建皇极。”“皇极”即皇极大中之道,既是儒家“用中”方法论的最高境界,也是施于有政,指导政治的最高指南。还将《通典》与前代撰集的巨著作了比较说:“近代学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览》、《艺文》、《玉烛》之类,纲罗古今,博则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至於刊列百度,缉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杂,比於《通典》,非其伦也。”(161)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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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通典》之后,杜佑又进上《理道要诀》十卷三十三篇,详辨古今治道的要点,斟酌时宜可行者,以为决策者临事参考取用,实为二百卷《通典》的撮要之作。其《理道要诀序》云:“隋季《文博理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第一至第三食货、第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看来,隋朝先有类似之书,目的是用以规谏帝王之用,而忽略于治道之大要。杜佑深研政理之根本,探究政体之始终,采用问答的形式,随方解答。对食货、礼教乃至兵刑、边防等问题皆有新的发明。杜佑又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说:“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究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诀》。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162)可惜其书早佚,若非宋代王应麟《玉海·艺文》辑得此文,后人很难知道杜佑尚著有《通典》的简要本《理道要诀》其书。杜佑将数千年来关乎礼法刑政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类似法典的制度类政书,以供大政决策者作为依据随时征引,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一部实用的理道要诀,这便是杜佑编史的目的和宗旨。他在处理所援引的唐代史料时说:“国家程式,虽则俱存,今所在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163)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以免遇事慌乱疑惑,随时可以和前古的制度进行参照,并从数千年礼法刑政经验亦即治道中(亦称理道,不一定是避高宗讳),提炼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道亦即治道来,再加以自己体会和发明,缩写成三十三篇《通典》撮要,题为《理道要诀》,以便决策者随时取用,这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前文说到杜佑善于吏治,也与其学问之渊博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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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与盛唐时期的名相姚崇等都是主张尚吏,亦即重视官吏治术能力的名臣,但是时代正在悄然中发生着变化,由于唐代在选举人才任用官员方面,延续并进一步完善了隋代科举考试制度,尤其是重视文采的进士科考试,使原来朝庭的尚吏之风,逐渐转变为整个朝野的尚文之风。中下阶层读书人通过研习文笔应举进入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信古与崇古的风气,隐然形成了一派新的社会思潮,但总得说来,自汉迄唐的知识分子,主要致力于“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特别是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迅速衰落,更加迫使士人重新思考现实问题,寻求新的治国良方,所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又开始兴盛,杜佑就是一位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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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前进,杜佑认为最好的办法有二:一是师古,一是变革。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杜佑向宪宗建议道:“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164)吸取前代既有的经验,以便为当前社会所用。当然师古并非复古,目的在于变今,杜佑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165),他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166),“欲行古道,势莫能遵”(167)。不详古今异制、因革从宜的道理,纵使滞古非今,抑或师心自是,厚今薄古,不能借鉴古制恰当地为今所用,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能起到阻止历史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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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这种“师古”与适时因革的现实观点,与儒家尚褒贬重经世的史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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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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