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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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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名门大族的杜佑，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杜佑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是以儒家的史学及“礼法刑政”思想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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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儒家史学中有各种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褒贬与经世，前者是针对历史人物，后者则针对历史人物所订的制度及决策。除了据事直书，传统儒家史学精神很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志业。《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虽然其叙事技巧及搜罗史料之勤，考察史事之勇屡为后人津津乐道，但学者指出其主要的用意在向后世揭橥如何完美统治天下之大法。而这种抱负也成为儒家史学日后的传统特色之一，只是时显时隐，与据事直书成为两大潮流，亦为中国史学两大内在资源。总之，历代史学虽呈现真相，但其功能在褒贬与经世，以安邦定国，具明显道德及实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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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是儒家孔子提出的经济管理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重视百姓的经济生活，做到民富兵强。他在《子路》篇明确提出了“庶富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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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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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庶”来增加生产人口，以“富”来强国，以“教”来治民。其中，“富”是立国基础、强国之本。富国须先富民，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那么，具体如何使民众富裕起来，孔子提出要“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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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従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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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取其厚”即是一项惠民政策，理想的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52)。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53)。孔子非常赞赏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养民也惠”的做法，认为君子惠民乃是“惠而不费”，并不一定额外拨出财富，（财赋皆出自百姓，统治者其实也无处可出），只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可以了。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择其劳而劳之”(154)，亦即导民兴利和恰当地组织生产劳动，加之前面的“敛取其薄”即是所谓的惠民政策了。同时，孔子还提倡节俭开支和使民以时，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5)，这是孔子对治国者提出的根本要求或期望，体现孔子的治国思想。敬事而守信，是其前提大纲，不敬事则事不成，不守信则民不信。节用而爱民，民必拥戴：使民以时，则民不怨，且根本不废。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因而建议管理者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能忽视基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后世的政治家无论怎样地因时制宜，实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这都是一条基本的利益原则和发展规律，不能予以违背，否则，不是遭致反对，便是距离暴政乃至败亡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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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中的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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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或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阐述典章制度得失与政治成败理论的政书，亦即政治理论著作。《通典》一书蕴涵着杜佑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政治思想，它开创了典制体史书编撰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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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为史家稽考制度的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客观的要求。而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时期，便形成了三省六部制；还有科举制度、土地赋税制度、募兵制度等等，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阶段，到唐代则基本趋于完备和成熟。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会促使总结和稽考制度源流、沿革、得失，为专论典章制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杜佑的《通典》正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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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产生，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但中国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史记，并不是从《通典》开始的。从学术源流上说，典制体通史是在历代正史“书”、“志”和唐代刘秩《政典》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八书”，记载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相关内容；班固《汉书》，作有“十志”，备录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各项典制。《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其中列“志”记载各朝典章制度，但篇目、记载各不相同，且多限于一代，很难看出历代制度的沿革变化。因此，开元年间，刘知己的儿子刘秩就曾编《政典》35卷，记载历代的政治制度，“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这一时期，还有《唐六典》记及制度的沿革，但均仅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难以反映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因此，杜佑并不满意，认为其内容狭隘，“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故早就有志重新撰著。由于他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之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政方面的大员，因而熟悉有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在历来史家中是很少有的，这就为他撰写《通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56)正是基于上述诸因，通过杜佑的推陈出新，顺应了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正如梁启超所说：“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仍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157)梁氏的话，清楚地说明了《通典》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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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的出现，也和杜佑所生活的时代分不开。杜佑所生活的中唐，正是安史之乱前后，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世，又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以后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杜佑思考和寻找王朝衰落的原因，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所谓“富国安民之术”。正如他在《通典·序》中所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58)，清楚地表明了他撰述《通典》是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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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杜佑撰写《通典》，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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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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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暢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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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是《通典》的著述宗旨。杜佑此中提到了“尚、诗、礼、易、春秋”五经，对五经的评价很高，但是也指出了五经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不必拘泥于五经，要有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充分说明了他崇古但是不泥于古的态度；同时也看出其著述宗旨是想从历代制度的是非中寻找出治国的“匡拯之方”，编纂史书的目的是想理清一条治国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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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的古文大家李翰为《通典》作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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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终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终，古可以行於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於文学，可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於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生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缀其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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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杜佑作《通典》的目的在于经邦治国，“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谊，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从古代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一训，为当代的政治服务。并引伸其作用曰：“施於政事，可建皇极。”“皇极”即皇极大中之道，既是儒家“用中”方法论的最高境界，也是施于有政，指导政治的最高指南。还将《通典》与前代撰集的巨著作了比较说：“近代学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览》、《艺文》、《玉烛》之类，纲罗古今，博则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至於刊列百度，缉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杂，比於《通典》，非其伦也。”(161)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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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通典》之后，杜佑又进上《理道要诀》十卷三十三篇，详辨古今治道的要点，斟酌时宜可行者，以为决策者临事参考取用，实为二百卷《通典》的撮要之作。其《理道要诀序》云：“隋季《文博理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第一至第三食货、第四选举命官、五礼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边防、九十古今异制议。”看来，隋朝先有类似之书，目的是用以规谏帝王之用，而忽略于治道之大要。杜佑深研政理之根本，探究政体之始终，采用问答的形式，随方解答。对食货、礼教乃至兵刑、边防等问题皆有新的发明。杜佑又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说：“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究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先已奉进。从去年春末，更于二百卷中，纂成十卷，目曰《理道要诀》。凡三十三篇。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贞元十九年二月十八日上。”(162)可惜其书早佚，若非宋代王应麟《玉海·艺文》辑得此文，后人很难知道杜佑尚著有《通典》的简要本《理道要诀》其书。杜佑将数千年来关乎礼法刑政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类似法典的制度类政书，以供大政决策者作为依据随时征引，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一部实用的理道要诀，这便是杜佑编史的目的和宗旨。他在处理所援引的唐代史料时说：“国家程式，虽则俱存，今所在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163)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以免遇事慌乱疑惑，随时可以和前古的制度进行参照，并从数千年礼法刑政经验亦即治道中（亦称理道，不一定是避高宗讳），提炼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道亦即治道来，再加以自己体会和发明，缩写成三十三篇《通典》撮要，题为《理道要诀》，以便决策者随时取用，这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前文说到杜佑善于吏治，也与其学问之渊博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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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与盛唐时期的名相姚崇等都是主张尚吏，亦即重视官吏治术能力的名臣，但是时代正在悄然中发生着变化，由于唐代在选举人才任用官员方面，延续并进一步完善了隋代科举考试制度，尤其是重视文采的进士科考试，使原来朝庭的尚吏之风，逐渐转变为整个朝野的尚文之风。中下阶层读书人通过研习文笔应举进入统治阶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信古与崇古的风气，隐然形成了一派新的社会思潮，但总得说来，自汉迄唐的知识分子，主要致力于“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特别是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迅速衰落，更加迫使士人重新思考现实问题，寻求新的治国良方，所以经世致用的实学又开始兴盛，杜佑就是一位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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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前进，杜佑认为最好的办法有二：一是师古，一是变革。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杜佑向宪宗建议道：“陛下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164)吸取前代既有的经验，以便为当前社会所用。当然师古并非复古，目的在于变今，杜佑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165)，他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166)，“欲行古道，势莫能遵”(167)。不详古今异制、因革从宜的道理，纵使滞古非今，抑或师心自是，厚今薄古，不能借鉴古制恰当地为今所用，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能起到阻止历史前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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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这种“师古”与适时因革的现实观点，与儒家尚褒贬重经世的史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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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礼法刑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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