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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生当开元盛世，从天宝末年开始踏上仕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既看到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又看到了王朝跌至低谷的时期，社会变化的巨大级差予其很大的触动，在儒家“入世”思想的激励下，杜佑把挽救国家危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杜佑吸收了中唐一些士大夫先进的政治观点，以此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礼法刑政”的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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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重吸取儒法重礼乐的思想。古代的“礼”与“乐”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商灭周兴，中国古代社会更进一步走向文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重“乐”到重“礼”，也正因为周人重礼、重人事的治理，所以周代虽然也有“乐”，但“乐”的主要功能已不象商以前那样带有浓重的巫术性、娱乐性，而越来越强调它对于现实人的约束和教化。杜佑重礼的思想正是秉承此而来，因此对于《礼典》的作用特别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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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佑看来，“圣人制礼，合诸天道，使不数不怠，故有四时之祭焉。而又设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尽事终之礼”(168)，用以申张孝敬之心的事终之礼，之所以合诸天道，是因为告诫人们不可忘记自己所从来，即使先人已渺，亦不可因之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使祖先蒙羞。目的还在于强调“礼”的现实制约作用。而杜佑关于“礼”的作用也受到荀子的影响，荀子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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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礼”中，杜佑尤为重视成人礼和婚礼，将其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尺。如其所述对成人礼的观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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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五经要义云：“冠，嘉礼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以礼之始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义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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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对婚礼也很重视：“礼记婚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故君子重之。”“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而后父子亲，君臣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171)又说：“议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则婚姻王化所先，人伦之本。”(172)反复强调婚姻为人伦之本，说明其对婚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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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认为“乐”的特点和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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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则韩娥曼声哀哭，一里愁悲；曼声长歌，众皆喜忭，斯之谓矣。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於形气，协律吕，谐五声。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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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即人的心声，是人心哀乐的发舒；而人心之喜怒哀乐乃至敬爱之情，又是感受外物而在内心的自然反映。由于人心同情同理同，所以人心这种借助歌声或器乐的自然流露，便会感染所有的听闻者。人的心气本来是平和的，感于外物而心失其平，气失其和，经过歌乐的发舒得到宣泄受到感染，自然便会恢复平和，（所谓“善人心”的反面轻则为病，重则为动乱）人心平，则社会安。认为此即圣人因乐立教的原因。杜佑一方面强调“乐缘情”，另一方面强调“乐”的政治教化作用，显示出其思想的贯通性与深刻性。为补充自己的观点，又说：“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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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主“情”的“乐”观相对应的是“教化观”，因此又说：“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励精文教。贞观之初，合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175)由此亦可看出唐初重新制乐的行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乐为政治服务，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杜佑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提出“乐”的教化作用并不奇怪，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的“乐本情性”、论，并综合了这两种思想，这些都显示了他的通达与调和的儒家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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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重困，请从省俭”的廉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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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崇尚勤俭节用，反对奢侈浪费。当时军旅屡兴，用度实伙，杜佑因之说：“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176)显然，这是针对朝廷乃至地方的政府官员而言，因此他重点研究了历代统治者的生活作风，认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177)。列举了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说明节用兴国的重要性，强调统治者应勤俭节用，不可奢侈浪费。他在《通典·食货·户口》篇的自注中引汉元帝谏大夫贡禹的上书说：“（汉）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不过百余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百姓重困，请从省俭。”还记叙了南朝宋武帝尚节俭的情况，平时使用的家俱全用铁钉而拒用银饰，出嫁公主不用金银锦绣等陪嫁物；隋文帝也是“克勤理道，克俭资费”，“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下属若有浪费行为，则大加谴责或笞罚，由是上下形成节俭之风，故“宇内称理，仓库盈溢”(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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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同时又指出，隋炀帝一改先帝节俭之风，恣意挥霍浪费，建洛邑，修宫殿，“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运河，筑长城，征发民役百余万人，服役者死亡大半。杜佑严厉谴责隋炀帝“穷奢极侈，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179)。他清楚地看到了隋亡的原因，是官腐民反所致，指出：“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180)认为隋朝的灭亡，是征徭无度，人心离散的必然结果。同时指出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改变了隋炀帝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的做法，如唐太宗励精图治，因而出现了连年丰收，“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的“贞观之治”。可是后来武后、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恣情奢纵，大兴土木，滥占良田，修建庙宇楼观，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181)。杜佑列举以上正反事例，反复强调了廉政节用的重要性，这与孔子提出的“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经济管理思想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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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则政廉，家足则教从”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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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一书结构安排的先后次序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以食货为先，这是正史书志所未有的。关于《通典》的结构安排，杜佑在《通典·自序》中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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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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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点明篇第之旨，亦即为政之要务及其先后次第。《通典》的这一结构安排及内容选取，充分体现了杜佑的治国思想。他认为在治国中，政治和经济固然都很重要，但二者相比，经济为最，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特意将食货放在诸典之首，以明其意。这种重视经济的观点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而且还得到了后世封建帝王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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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对西周姜太公、春秋齐国管仲、战国魏相李悝、秦国商鞅、北周绰、隋代高颖等人的经济思想和措施备加推崇赞赏，称颂他们为“六贤”，说他们“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183)即使对前人有非议的汉代理财家桑弘羊、耿寿昌也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和肯定，认为他们的经济改革，“犹事有成绩”。这种见解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杜佑对经济改革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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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人有关重视经济的论述，杜佑大量收集，并将重要论述整篇整段地载入《通典》。他充分吸取前人的思想精华，结合现实，明确地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184)的进步观点，认为“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185)。“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186)。反之，则不可能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无疑，这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见解，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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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兵革荐兴”，百姓流亡，国家赋税日益减少，财政入不敷出，针对这一局面，杜佑指出：“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187)赋税均平，徭役减半，则户口数自会增长；户口数增长，则赋税就会增加，经济的良性循环就会出现。同时，从解决百姓浮浪这一点出发，杜佑极力反对惰务游闲及农民经商。他认为“其工商虽有技巧之作、行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应“皆罚其惰，务令归农”。(188)因为杜佑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农者，有国之本也”(189)，“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190)。只有稳定农业，才会出现太平盛世。而要使农业稳定并得以发展，必先制定一个理想的土地制度。杜佑认为井田制便是这样一种土地制度。然而“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通典》原注：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后可善治也”(191)。古井田制虽已难恢复，但他认为唐初之庸调制，“犹存古井田”之义，“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惟一耳”(192)。薄赋轻徭，因而“泽及万方，黎人怀惠”(193)。但安史之乱“兵兴以后，经费不充。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194)杜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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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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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首先要节用，省不急之费，才能使得薄敛得以实现；只有实施了薄敛的政策，百姓才能“乐其输”，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可靠的保障，经济就会好转，国力便会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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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严厉地批评以税折变征求货币、加重百姓负担的两税法，指出折变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能使豪富大贾从中牟利受益。他说：“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经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矣。”(196)两税法虽然有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于农民纳输十分不便甚至有害。所以遭到杜佑的强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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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社会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建性，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建议。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像杜佑这样提出较为完整系统之改革思想者，实属不可多得，其以重视经济建设为先导的改革思想，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具有现实而且超前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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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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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049819e+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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