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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20 杜佑生当开元盛世,从天宝末年开始踏上仕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既看到了唐朝最辉煌的时代,又看到了王朝跌至低谷的时期,社会变化的巨大级差予其很大的触动,在儒家“入世”思想的激励下,杜佑把挽救国家危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杜佑吸收了中唐一些士大夫先进的政治观点,以此为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礼法刑政”的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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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22 首先注重吸取儒法重礼乐的思想。古代的“礼”与“乐”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商灭周兴,中国古代社会更进一步走向文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重“乐”到重“礼”,也正因为周人重礼、重人事的治理,所以周代虽然也有“乐”,但“乐”的主要功能已不象商以前那样带有浓重的巫术性、娱乐性,而越来越强调它对于现实人的约束和教化。杜佑重礼的思想正是秉承此而来,因此对于《礼典》的作用特别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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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24 在杜佑看来,“圣人制礼,合诸天道,使不数不怠,故有四时之祭焉。而又设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尽事终之礼”(168),用以申张孝敬之心的事终之礼,之所以合诸天道,是因为告诫人们不可忘记自己所从来,即使先人已渺,亦不可因之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使祖先蒙羞。目的还在于强调“礼”的现实制约作用。而杜佑关于“礼”的作用也受到荀子的影响,荀子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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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26 在各种“礼”中,杜佑尤为重视成人礼和婚礼,将其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尺。如其所述对成人礼的观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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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28 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古者圣王重冠,所以为国本也。”五经要义云:“冠,嘉礼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以礼之始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义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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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30 杜佑对婚礼也很重视:“礼记婚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故君子重之。”“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而后父子亲,君臣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171)又说:“议曰: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则婚姻王化所先,人伦之本。”(172)反复强调婚姻为人伦之本,说明其对婚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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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32 杜佑认为“乐”的特点和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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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34 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则韩娥曼声哀哭,一里愁悲;曼声长歌,众皆喜忭,斯之谓矣。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於形气,协律吕,谐五声。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撤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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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36 乐即人的心声,是人心哀乐的发舒;而人心之喜怒哀乐乃至敬爱之情,又是感受外物而在内心的自然反映。由于人心同情同理同,所以人心这种借助歌声或器乐的自然流露,便会感染所有的听闻者。人的心气本来是平和的,感于外物而心失其平,气失其和,经过歌乐的发舒得到宣泄受到感染,自然便会恢复平和,(所谓“善人心”的反面轻则为病,重则为动乱)人心平,则社会安。认为此即圣人因乐立教的原因。杜佑一方面强调“乐缘情”,另一方面强调“乐”的政治教化作用,显示出其思想的贯通性与深刻性。为补充自己的观点,又说:“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馀烈尚犹不绝。”(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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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38 和这种主“情”的“乐”观相对应的是“教化观”,因此又说:“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励精文教。贞观之初,合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175)由此亦可看出唐初重新制乐的行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乐为政治服务,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杜佑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提出“乐”的教化作用并不奇怪,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的“乐本情性”、论,并综合了这两种思想,这些都显示了他的通达与调和的儒家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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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40 “百姓重困,请从省俭”的廉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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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42 杜佑崇尚勤俭节用,反对奢侈浪费。当时军旅屡兴,用度实伙,杜佑因之说:“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176)显然,这是针对朝廷乃至地方的政府官员而言,因此他重点研究了历代统治者的生活作风,认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177)。列举了历史上大量正反事例说明节用兴国的重要性,强调统治者应勤俭节用,不可奢侈浪费。他在《通典·食货·户口》篇的自注中引汉元帝谏大夫贡禹的上书说:“(汉)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不过百余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百姓重困,请从省俭。”还记叙了南朝宋武帝尚节俭的情况,平时使用的家俱全用铁钉而拒用银饰,出嫁公主不用金银锦绣等陪嫁物;隋文帝也是“克勤理道,克俭资费”,“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下属若有浪费行为,则大加谴责或笞罚,由是上下形成节俭之风,故“宇内称理,仓库盈溢”(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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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44 杜佑同时又指出,隋炀帝一改先帝节俭之风,恣意挥霍浪费,建洛邑,修宫殿,“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开运河,筑长城,征发民役百余万人,服役者死亡大半。杜佑严厉谴责隋炀帝“穷奢极侈,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179)。他清楚地看到了隋亡的原因,是官腐民反所致,指出:“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180)认为隋朝的灭亡,是征徭无度,人心离散的必然结果。同时指出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改变了隋炀帝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的做法,如唐太宗励精图治,因而出现了连年丰收,“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的“贞观之治”。可是后来武后、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恣情奢纵,大兴土木,滥占良田,修建庙宇楼观,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181)。杜佑列举以上正反事例,反复强调了廉政节用的重要性,这与孔子提出的“施取其厚”和“敛从其薄”的经济管理思想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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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46 “国足则政廉,家足则教从”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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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48 《通典》一书结构安排的先后次序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以食货为先,这是正史书志所未有的。关于《通典》的结构安排,杜佑在《通典·自序》中作了十分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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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50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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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52 特别点明篇第之旨,亦即为政之要务及其先后次第。《通典》的这一结构安排及内容选取,充分体现了杜佑的治国思想。他认为在治国中,政治和经济固然都很重要,但二者相比,经济为最,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因此,特意将食货放在诸典之首,以明其意。这种重视经济的观点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而且还得到了后世封建帝王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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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54 杜佑对西周姜太公、春秋齐国管仲、战国魏相李悝、秦国商鞅、北周绰、隋代高颖等人的经济思想和措施备加推崇赞赏,称颂他们为“六贤”,说他们“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183)即使对前人有非议的汉代理财家桑弘羊、耿寿昌也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和肯定,认为他们的经济改革,“犹事有成绩”。这种见解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杜佑对经济改革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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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56 对前人有关重视经济的论述,杜佑大量收集,并将重要论述整篇整段地载入《通典》。他充分吸取前人的思想精华,结合现实,明确地提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184)的进步观点,认为“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185)。“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186)。反之,则不可能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无疑,这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见解,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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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58 安史之乱后,“兵革荐兴”,百姓流亡,国家赋税日益减少,财政入不敷出,针对这一局面,杜佑指出:“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187)赋税均平,徭役减半,则户口数自会增长;户口数增长,则赋税就会增加,经济的良性循环就会出现。同时,从解决百姓浮浪这一点出发,杜佑极力反对惰务游闲及农民经商。他认为“其工商虽有技巧之作、行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应“皆罚其惰,务令归农”。(188)因为杜佑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农者,有国之本也”(189),“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190)。只有稳定农业,才会出现太平盛世。而要使农业稳定并得以发展,必先制定一个理想的土地制度。杜佑认为井田制便是这样一种土地制度。然而“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通典》原注: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后可善治也”(191)。古井田制虽已难恢复,但他认为唐初之庸调制,“犹存古井田”之义,“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惟一耳”(192)。薄赋轻徭,因而“泽及万方,黎人怀惠”(193)。但安史之乱“兵兴以后,经费不充。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194)杜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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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60 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自然乐其输矣。(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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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62 国家首先要节用,省不急之费,才能使得薄敛得以实现;只有实施了薄敛的政策,百姓才能“乐其输”,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可靠的保障,经济就会好转,国力便会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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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64 杜佑严厉地批评以税折变征求货币、加重百姓负担的两税法,指出折变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能使豪富大贾从中牟利受益。他说:“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经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矣。”(196)两税法虽然有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于农民纳输十分不便甚至有害。所以遭到杜佑的强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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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66 杜佑的社会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建性,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建议。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像杜佑这样提出较为完整系统之改革思想者,实属不可多得,其以重视经济建设为先导的改革思想,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具有现实而且超前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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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986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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