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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所传儒家经典，皆为古文经；郑玄遍注群经，传世《孝经》郑氏注，虽为今文经本，然郑氏为学，主今古文兼综，诏书云有“古文本孔、郑注”，当即指此而言。诏令的主旨，在于要求质定经传的舛讹以及相互矛盾之处，使其精义妙理有所统归，以便于学者的思想行为有所凭依。数日后，玄宗又发表自己的意见，于六日下达《令孝经参用诸儒解（易经兼帖子夏易传）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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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兼行。详其可否奏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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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文首先指明《孝经》在儒家德教中所具有的先导地位。然后论及《孝经》自两汉以来，郑、孔两家传注，而世所传习者惟有郑氏注，孔传则今已无闻。各家所传经旨，互有得失，若独具一家之言，怎能避免短长？因命儒官较其所长，以便明经之士习读。若其所传经义顺理，亦可两家并传。完全撇开孔、郑今古文之争，直截探问两家经义优劣，这种通达的态度，表现了政治家与学者不同的治学风格。然而事情远不如玄宗想像的如此简单，诏书一下，就触发了以刘知几和司马贞为主的经今古文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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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力主“行孔废郑”。知几上玄宗《〈孝经注〉议》论今文《孝经》郑氏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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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其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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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二条理由，分别从郑玄自述文字、弟子追记师所著述之《郑志》、记载其生前事迹的碑铭与史志，以及王肃于郑注群经尽行驳斥，而独不及《孝经》注等诸多方面，论证其书非郑玄所作。认为“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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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比较认同《孝经孔传》，认为《孔传》“正义甚美”，只是其在隋代重出后，由刘炫“校定”，“辄以所见，率意刊改”，然绝非其所伪撰。因而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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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司马贞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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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著。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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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今文《孝经》郑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数处注释小有非稳，但并不违背经传义旨。其古文二十二章本《孝经》，原出孔壁，但于中朝亡佚。今传《孔传》是近儒妄作，“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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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对辩论的结果并不满意。乃于其年五月五日，就《孝经》孔郑传注及《老子》河上公注等问题，一并下诏评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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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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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场辩论之后，玄宗并未受刘知几和司马贞观点的影响，依旧主张郑注与孔传并行。然而，既要孔郑传注并行传习，又要质定其优劣短长，令士子舍其短而习其长，则非另为一部新书不可。因此，这次围绕《孝经》孔郑注所展开的学术辩论，实则已经开启了玄宗时期《孝经》的整理正定工作，并使玄宗萌发了另作一部《孝经》注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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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儒注疏“颇乖通议”，“理蔼词繁”，已不能满足现实政教的需要；孔传、郑注之争亦不利于经学思想的统一。因此，另撰一部《孝经》传注，已经势在必行。玄宗既欲“以孝治天下”，鉴于《孝经》在政教方面的重要性，又由于其书篇幅不大，乃决定亲自着手注释。时间应距这次辩论之后不久，《新唐书·元行冲传》载“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39)。但未注明时间。据《唐会要》所载：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40)。是知开元十年其书已经著成，并颁行于天下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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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魏晋以来，南北朝学者多宗今文《孝经》郑氏注。孔传在南朝曾一度与郑注并立学官，自梁末战乱其书亡佚不传。隋代《孔传》复现。经刘炫校定作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41)。由于今古文本《孝经》，文字差别不大，而十八章本今文《孝经》行用既久，玄宗不欲违俗，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为今文本作注。据元行冲为《御注孝经》所作序言，玄宗动笔之前，作了充分准备：“爰命近臣，畴咨儒学，搜章摘句，究本寻源；练康成、安国之言，铨王肃、韦昭之训；近贤新注，咸入讨论；分别异同，比量疏密，总编呈进。”(42)即是通过搜罗汉魏以来众家注释，招集儒臣斟酌讨论、分析综合，择优取长，集为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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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玄宗“每伺休闲，必亲披校，涤除氛荟，搴摭菁华；寸长无遗，片善必举；或削以存要，或足以圆文。其有义疑两存，理翳千古，常情所昧，玄鉴斯通，则独运神襟，躬垂笔削，发明幽远，剖析毫厘，目牛无全，示掌非著；累叶坚滞，一朝冰释”。(43)可见，唐玄宗作《孝经注》确实倾注了很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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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在其亲撰《御注孝经序》中，论及孝道在仁礼体系中的位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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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於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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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孝者诸德之本，百行之首。对《孝经》“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一语，感触良深，“尝三复斯言”，叹为仰止。表示“虽无德教加於百姓，庶几广爱刑於四海”。既谦言无德教加於百姓，但希望推广仁爱，仪型（作榜样）于四海。在《答李齐古石台孝经表批》中更说：“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45)认识到“孝”不仅是众德之本，而且是礼教所由产生的根基，从孝道入手，就是把握住政教治化的根本。所以要亲注《孝经》，以垂范于将来。这是继贞观《五经正义》、永徽续成九经以来，最具学术与政治双重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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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制，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均为选修科目。而《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是国子学先修科目。《孝》、《论》卒业始得渐次进修九经。(46)又“唐有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47)。可见《孝经》、《论语》是唐代士子自幼修习的科目。无论其对人生的影响，还是其在经学中的位置，都有其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无怪乎引起玄宗的重视，正定文字，讨论经义，并亲自为其作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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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注《孝经》的过程中，玄宗对于篇简错乱，大义乖绝的状况，十分感慨，其《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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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孝经》旧注，蹖驳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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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关于《孝经》的旧注将及百家，庞杂舛错，递相沿袭，能够登堂入室的并不多。然犹自开户牖，另辟途辙，致使真理隐蔽于一得之见，至言掩没于浮华之辞。而不知传注之作，目的在于通畅经旨，释义必须准确。深刻的经义及合理的解说，只能有一种，因而必须剪除那些繁芜的浮词，而会通其精要的观点。反映了玄宗的经学理念与治学方法，然后就其《孝经注》所依据的旧注情况，以及自己对圣贤用意的理解，一一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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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综，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於将来。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名，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烦，略之又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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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新注，无非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敷畅经义，冀望有益于将来。最后言及其对《孝经》的总体看法，认为圣贤著书，其志但取垂训后代而已。《孝经》根据人的地位不同，分孝行为五等，但其源不殊，其用则一。至于经文言约意深，殷勤垂训；若详加注释则文烦，太略则大义或缺。因而又命儒臣再作义疏，以发挥经传义旨。在此玄宗提出一个注疏体例的问题，即注宜简而疏宜详，疏将顺从注释经旨的有余不尽之言及相关知识，尽量予以发挥、说明。则注在于阐明经义，而疏则是传注的延伸，从而有利于加深学者对经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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