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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冲所作义疏，原本已佚，北宋邢昺《注疏》即依其基础修成，其疏亦称“正义”，一依《五经正义》模式，或即行冲原书体例如此。一般传注与义疏作者皆非同时代人，而《御注》之义疏，却是在玄宗指导下完成。及玄宗第二次修订完成《御注》时，行冲已经谢世，玄宗只好另委儒臣修改义疏，一并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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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御注《孝经》颁行之后，近二十年的行用过程中，玄宗对《孝经》注释又复历有发明，遂决定对《御注》作进一步的修改，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50)。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诏令集贤院学士修改《孝经义疏》，其诏曰：“《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啧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网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51)至此，萧梁时并立国学的《孝经》孔、郑二家注，遂因之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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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孝经御注》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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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所以视孝为诸德之本，是因为按照儒家的设计，社会的伦理体系是以个体人为基点或中心向外层层幅射的。如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2)然后据“爱有差等”的原则，层层由里向外推扩。首先是血缘关系范围之内，人自幼小便知的“爱亲”，属于人为善的本能；这种“亲亲”之情，不须任何文饰伪装，只是一种自然流露，真实而恒定的天性。因之成为发展仁德的基础与依据。如孔子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53)有若则一语道破“笃于亲”与“兴于仁”之间的联系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54)但是这种有差等的亲亲之爱，并不就等同于仁，因为亲亲之爱终会因亲疏而有隆杀之别，随着血缘的渐远而愈衰。而仁德却是不分远近亲疏的德行。但孝毕竟是能够发展为仁德的一个起点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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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孝经注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55)，“孝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56)，“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57)。所以要求父母在孩子蒙幼之年，就要教之以孝悌，“出以就传，趋而过庭，以教敬也；抑骚痒痛，悬裳箧枕，以教爱也”(58)，这以培养其感激之情，知所有以回报之。所以子孝所隐含的前提是父母的慈爱；而臣忠的前提则是君仁。如此，则“天下之为人子弟者，无不敬其父兄也；天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敬其君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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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礼也是以孝梯为中心而引申出来的行为规范。如《礼记·祭义》云：“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60)一切伦理教化、礼仪制度，都是从这里推衍派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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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为五等之孝，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同为孝道，而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玄宗通过其“御注”的释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玄宗认为“天子虽无上于天下，犹脩持其身，谨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毁盛业也”(61)，要以“博爱广敬之道”(62)，以垂范天下。君主更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君爱其亲，则人化之，无有遗其亲者；君行敬让，则人化而不争”。(63)皇帝作为天子，作为一国之君，其行事举止无疑是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影响也是广泛的。君主若能做到“尊诸父、先诸兄”(64)，“正身以率下”，给臣僚百姓做一个绝好的榜样，则臣民定会“顺上而法之”，受感化而仿效，“则德教成，政令行也”(65)。政令能够通达天下，又有忠臣孝子遵行，帝王自然可以坐待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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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也要遵守礼法，这样才能安社稷、和人臣。卿大夫要“言必守法，行必遵道”(66)，而不能“僭上逼下”。士大夫则要“移事父孝以事于君，移事兄敬以事于长”(67)，努力做忠臣，忠于天子的委任，为国家恪尽职守。庶民则要辨别五土，以尽地利；要恭谨礼让以保其身，节省用度以养父母，做到公赋充实，私养不阙，(68)以维护家庭的和睦稳定。唐玄宗以明白浅显的语言，将五等之孝的内涵表达得畅晓而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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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宣扬孝道的根本宗旨，是实行“孝治”。因此，“孝治天下”、“孝顺天下”是贯穿全部注疏的重要思想。玄宗着重论述父子关系的天性情感：“万物资始于乾，人伦资父为天。故孝行之大，莫过尊严其父也”(69)，“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君人之化理”(70)。即使身为天子，也须尊严其父、先诸兄，更何况臣民。父亲如果有过失，为避免陷父亲于不义，做子女的一定要直言以谏，“不诤则非忠孝”(71)。在一个家庭或家族内，“若能孝理其家”(72)，就会“上敬下欢，存安没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则灾害祸乱，无因而起”(73)，社会自然也就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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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移孝作忠的问题时，玄宗指出：“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严，又有君臣之义”(74)，《孝经》有“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语，故玄宗曰：“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75)由对父母之敬，推演出对君主之忠，从而完成了由孝而忠，由悌而顺的转化。“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君子所居则化，故可移于官也。”(76)既然事父要谏诤，事君则更要“思尽忠节，君有过失，则思补益。君有美善，则顺而行之。君有过恶，则正而止之”，(77)将忠孝思想与谏诤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事君治国，以忠孝之心，行谏诤之实，则教化可成而太平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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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一书虽然文字浅近，篇幅短小，但所涉及的范围和包含的内容却是宏大而深远的。唐玄宗御注《孝经》摒弃了旧注对《孝经》的繁琐解释，根据现实的情势，以儒家孝治为宗旨，加以重新诠释，将孝道上升为“孝治”的治国原则，凸显了《孝经》的政治色彩，表现出典型的儒家伦理政治特征，反映出封建君主以“孝道”治国临民的政治理想。《孝经注》完成后，诏令天下家藏一本，使妇孺皆知，终成为指导每一社会成员思想行为的圭臬，具有现实而突出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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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以皇帝的名义御注《孝经》，通过对上下阶层进行孝道规范教育，维护和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化，对实现社会和谐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帝王竞相借鉴和采纳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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