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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14 张说之“斯文”,实则“与经籍为笙簧,於朝廷为粉泽”,而且“王霸尽在”其中;并且与“吏议”的“庸引雕虫”,以及丘明所耻的“巧言”,作了严格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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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16 《旧唐书·本传》称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94)《新唐书·苏颋传》亦云:“景龙后,苏颋与张说称望略等,时称‘燕许大手笔’。”(95)今观其文,一字千钧,笔力扛鼎,其应制文章,代表国家之重,朝廷权威,骈散结合,音节流畅,思绪开阔,辞采飞扬,气势沉雄,勃郁奔放,最重要的是其思想格调之纯正与深沉。张说为学与徐坚并称,为文与苏颋齐驱,开启了盛唐清新拔俗宏伟壮丽的一代新风,思想领袖文坛宗匠,殆非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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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18 张说有文集三十卷,名曰《张燕公文集》,至宋代只剩二十五卷,即今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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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20 二、吏治与文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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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22 张说治国方略的最大特色是主张文治。方其为东宫侍读时就为玄宗拟定“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的治国方针,提出“引进文儒,详观古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的具体措施。当玄宗重用姚崇等,整顿吏治,巩固政权之后,复启用张说为相,致力于实现“王道”的一系列“文治”主张。“引文儒侍从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经术之道,开集贤院殿置十八学士,以修太宗之政。当时绍文之士始尚古风。上之好文,自说始也。”(96)终使开元之治进入“文物彬彬”,“粉饰盛时”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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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24 在这里便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开元之治的前期任用姚崇,中期任用张说,而姚张的政策截然不同,何以皆能臻于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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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26 张说和姚崇不合,史有明文。先是张说设计阻挠姚崇入相,后是姚崇借故将张说排挤出阁。史书语焉不详,易令人产生两人之间有私怨的误会,其实只是政见不同而已。一个主张文治,一个主张吏治,而且皆为三朝元老,彼此了解,当然无法合作。张说与玄宗有师生之谊,玄宗岂不欣赏其“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的文治主张。但鉴于初掌大政,革故鼎新之际,首要的是整饬朝纲,恢复经济。于是玄宗于先天二年下达《命诸州举贤才诏》,令官吏推荐“抱器怀才”之士,而且“务求实用,以副予怀”(97)。又于开元六年下达《禁策判不切事宜诏》云:“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绮罗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於词,不用言浮於行。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衒。自今已後,不得更然。”(98)所以毅然选择了“吏事明敏”的姚崇、宋璟、张嘉贞等相继为相,遂“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99)。张说虽然被贬出中枢,但不就被委以巡边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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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28 开元九年姚祟卒,张说即于当年拜相,但直到开元十一年张嘉贞罢相,张说亦完成靖边绥民的功业,然后才回朝主政。史称:“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100)这一年便被看作是玄宗由吏治转向文治的开始。张说推行其文治主张,遂将开元之治推向文明昌隆的高潮。姚、张政见不合,却能各至隆平,可见是各应其时而已。据史载,两人之间也是存在友谊与合作的。如《资治通鉴》记载景云二年,太平公主对时为太子的玄宗构成威胁,睿宗问计于侍臣。张说曰:“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101)大局遂定。其后,张说奉敕撰《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赞扬姚崇“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比之致君尧舜的禹与弃。称其“真率径尽,而应变无穷”,“言不厉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102)等等。对其一生功业,称美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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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30 所谓“吏治与文治之争”(103),实际只是在儒治前提下,如何因时制宜之争,至多是主政风格或侧重点的分别。姚崇主张吏治,而开元之治赖崇以成其政理,张说主张文治,而开元之盛赖之以壮其声势。吏治尚质重实务,文治尚文重教化,皆就其总体治政导向而言,其时双方宰臣还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儒。风格不同,应该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与则天朝以来任用但识风咏的文人与执法峻刻的吏士已经截然不同。姚崇批评文儒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104)文儒执守先王之道,不知通变,拙于治事者居多,也是事实。如马利征开元八年补修书直学士,选授济川山茌令。素儒缓无吏干,到任无几,为吏人所诈遂免官。”(105)张九龄则批评吏治云:“时多吏议,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邱明有耻,子云不为,未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106)于是,玄宗不得不敕令纠正另一种倾向:即“谓儒士为冗列,视之若遗;谓吏职为要津,求如不及”的观念,要求“天下官人百姓,有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状奏闻”(107)。可见文儒已经成为斯时亟需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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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32 张九龄所谓“文人”实亦指“精于经史”,“文质兼美”的“文儒”,而与“雕虫篆刻”的文人不同。“文儒”一词,最早见于王充《论衡》,是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孔颖达所谓“文而又儒”其义相近。所以张说在“引进文儒”于朝廷的同时,也为时代引进了“文儒”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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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34 《论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举重拔坚,壮士之力也。”首先将儒生与文吏致力的专长作了区分,又将儒生智力与壮士勇力作了比较。然后引据《尚书·梓材》“厥率化民”之义,讲明“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的道理;次引孔子之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此证明“能学文,有力之验也”。陈留庞少都尝向太守推荐儒生,曰其“才能(抵)百万人”。太守斥其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经一文,诸生能说百万章句,非才知百万人乎?”但王充认为“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使儒生博观览,则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万人矣。”又说:“文儒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108)即是说“文儒”是胸怀先王之道,熟知经史百家,善为礼义文章,博览古今兴衰,集文章与儒生之才力于一身的儒士。比如董仲舒、扬子云一流人物。王充继而论证了文才之于文儒的重要性,比如“出谷多者地力盛,出文多者才知茂”。“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有绝脉之变。”才力智能不及故也。然而才力茂盛,智能满胸的文儒,亦须遭遇有力者的引荐,方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致君尧舜,一展平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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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36 然而令王充始料不及的是,自汉末以迄齐梁,抛弃仁智之道,崇尚释道玄虚,浮荡华靡的文风却成为笼罩文坛的主流,一直影响到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尚吏,委政于精于吏治的狄仁杰,赖其一力维持,国家倒也无事;武则天亦好文,宫廷内聚集了大批文士,酬唱赠答,歌舞升平,言不及义,更无关乎经国大业。文学与吏治两不相涉。这样的一些“迹荒淫丽,名陷俳优”(109)的文士,充斥文坛,列居要津,当然无益于国计民生。无怪乎要为姚崇宋璟以及受其影响的玄宗所轻。如开元六年有人向宋璟推荐山人范知璋,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又如同年四月,“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110)。姚宋选官偏重吏能而贬斥文学之士,与此有绝大关系。而二张(说与九龄)欲兴文治,所反对的也是这种脱离儒道的文学风气,所以才启用“文儒”这一概念,以示区别。同时认为纯任吏治不惟乏文,也易产生脱离儒术的倾向,当然也在反对之列,双方对立因是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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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38 姚崇宋璟所用多为“吏干”之才,虽乏文采,而学不疏;张说张九龄所引进多为文儒之士,亦颇通吏道,张说本人出将入相,吏能亦高。两派皆可致治者,非谓为文为吏,实则是客观上适应了不同时势之需要,主观上皆能根于公忠体国仁智爱民之心。虽各有侧重,要在皆未背离儒治之故。若细加分析,文治比吏治要求的标准更高,比如用人,文治主张任用怀有先王之道的文儒,属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而吏治主张任用精于理事的能吏,侧重于一时一事的实际效果。相比而言,文治追求理想,迂阔而难切于事情;吏治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而忽略意义与后果,容易走向事物的反面。比如李林甫之辈,即以吏治为名,实则任用的皆是有吏能而无人格,不择手段聚敛的势力小人,终至造成天宝末年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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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40 由此可见,文治吏治皆为因时因势所需,时需吏治,而不可无文饰,无文则无以振奋人之精神志气,亦无以与社会物质成就相辉映;时需文治则不可轻吏能,无吏能则不足以解脱实际政经困境。所幸姚张之党争,并未以私憾妨碍公务,亦未将政纲偏向因喜恶而推向极端,适应了各自时期的发展需要。姚、张之前的房杜、狄仁杰,其后的杜佑、李德裕皆精于吏职;而之前的魏征,其后的三郑、裴度则为文儒之相,治术不同,皆不失为拯时救敝理政致治之良策。故皆能训致承平,为有唐之名相。因此说,无姚崇则无开元经济复苏政治清平之治,无张说则无开元文明昌隆人心舒畅之盛。张说文治是在姚崇吏治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开展,文治吏治交相为用,各得其宜,若缺其一,则无以成亦无以称之为尽善尽美的全盛之世。因此,姚张文吏之争,属于君子之争;张(九龄)李(林甫)文吏之争则纯系君子与小人之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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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42 因此,无论吏治还是文治,在玄宗思想尚未转向道家“无为之治”之前,皆能因时制宜善加控驭,“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111)。使开元盛世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天宝初年,其影响当然就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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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44 张说主政期间,开创了历史上尊重“文儒”尤为尊重“学问”的社会传统。“张燕公尝谓人曰:‘学士者,文儒之美称。皆须诏敕特授,岂合因循自称。’”(112)同为宰相的源乾曜问张说“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113)指出学士“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既有词彩,兼具“文学”。“辞彩”指诗文即今之所谓文学,而“文学”实指彰明经典的学问。故而说非具员之吏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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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46 集贤院学士宴会,按惯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引觞同饮,时人伏其得体。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将议罢之。说闻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或兴池观,或尚声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所益者大。陆生之言,盖未达邪。”(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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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48 开元十年,玄宗与宰相议广州都督裴伷先罪,张嘉贞请予庭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且曰:“吾此言非为伷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115)王夫之因而评之曰:“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訏谟矣。”(116)古礼“刑不上大夫”,非谓不置诸法;而“士可杀不可辱”与“养廉耻”相关联的道理,被张说说破,即尊重士大夫的人格,有利于培养其自尊心,也有利于养成整个社会的廉耻意识。从而由内外两方面提高了士阶层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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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50 贵戚长孙昕以细故殴击御史大夫李杰,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117)凌侮衣冠,视同国辱,这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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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52 总之,玄宗与张说,在开元年间所努力营造的尊重人才、宽松融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激发了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报国豪情,以百倍热情投入到盛唐社会与文明的建设之中,盛唐诗歌便是其最为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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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54 三、复古思想与封禅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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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56 (一)文章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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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58 在开元天宝年间,曾经涌起一次复古思潮,突出的表现在天宝年间的文儒之间,其代表人物为李白、杜甫、元结、李华、萧颖士等人,然而这一思潮的滥觞,却起于开元之初的张说。张说任太子侍读时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即向玄宗提出:“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宁辑於人和;礼俗兴焉,在刊正於儒范。顺考古道,率由旧章。”建议玄宗效法周文王、魏文帝“崇礼不倦”,“好古无怠”,“博览史籍,激扬令闻,取高前代,垂名不朽”。具体的措施则是“引进文儒,详观古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118)。考察古代的正道,遵行先朝的典章,引进文儒,讨论得失,目的在于恢复儒学,振兴礼乐。这当然是针对远自齐梁、近自高宗以来,“颂声不作”,“礼乐陵迟”,“薄于儒术,尤重文吏”(119)。致使政教渐衰,学校隳废的状态而提出的救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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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60 自隋唐以来,兴复礼乐一直被儒家看作社会的理想境界,唐初三朝都曾对此做出不懈努力,贞观礼、永徽礼的一再修订,无不是根据古礼因时制宜的改作。张说所谓“率由旧章”,主要即指贞观遗规。而“详观古典”,“好古无怠”,则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其明确的复古主张,则是针对武后中宗时代“文章道弊”而提出的文学改革论。一则关乎文体,反对追求骈俪对偶,堆砌典故,文辞浮艳纤巧、思想空虚贫乏的骈体文与宫体诗,主张诗追风雅,文复两汉;一则涉及诗文内容,反对自晋朝以来“祖尚浮虚,弛废礼乐”思想浮靡的风气;主张恢复三代两汉文以载道的儒家质实学风。表面上是一场文体与诗风的改革,实质上是在思想层面深入至文学领域开展的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初唐四杰的王勃,及初盛唐之际的陈子昂已经夺其先声,只是人微言轻,势单力孤,没有形成声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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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0562 中唐时期的大文豪梁肃曾谓:“唐有天下凡二百载而文章三振: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120)姚铉《唐文粹序》给其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定位是:“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故曰唐代第一次复古运动的转捩点,是因为有燕许大手笔这样的宰辅级人物倡导,遂使群起景从,蔚然成风。张说亦特别注重奖掖文儒,提拔张九龄、赵冬曦,孙逊、王翰等二十余人,皆为国家柱石,文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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