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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禅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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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复礼乐，是张说最大的心愿，这可从其岳州《赦归道中作》的诗中可以看出：“复是三阶正，还逢四海平。谁能定礼乐，为国著功成。”(127)张说最大的功业，也许就体现在礼乐制度的制定上了。《开元礼》及《唐六典》这两部模仿古代礼法的高文典册，都是在张说提议下开始制作的，所谓“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128)，即是指此而言。两部礼典虽然都没有在其生前完成，但开创谋划之功，实不可没。张说倡导礼乐的另一事迹，便是主持泰山封禅大典。也是其立足儒家政教，“润色王道”，“粉饰盛时”政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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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复礼乐，是清平之治的主要标志，《礼记·乐记》有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129)封禅泰山，则是其中最隆重盛大的典礼。司马迁《封禅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并引《管子·封禅篇》封禅礼起于无怀氏的三皇时代，然太史公只断自尧舜。认为“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所以《封禅书》主要记述秦汉的封禅活动。封禅的仪程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与司马贞《索隐》所释：封为筑坛“祭天”，禅为除土“祭地”，“登封报天，降禅除地”(130)，然后勒石纪铭，即谓之封禅，多在泰山顶峰和山下小丘进行。但东晋袁宏则从意义上解释说：“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德不周洽，不得辄议斯事；功不弘济，不得髣佛斯礼。”(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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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泰山，是属于古代国家祭祀的大典，具有严格的条件与规定，并非受命君主皆可施行。据刘向《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荷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132)封禅与上古以来的尊天思想有关，王者皆认为自己是承荷天命而王。不过还可以从其天命观中看到“民”的影子，所谓天命，实则就是民意的曲折体现。如《尚书·周书》载武王伐殷所作《泰誓》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33)封禅则是向天汇报自己“理群生”的政绩。“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这里所谓“报群神”，按刘向的说法：“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何？以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134)这种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似乎也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因为天地日月、风雨山川“皆有功于民”。而且其功用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妙，故尊之以为神灵，祭祀以报答之。如果说封禅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在于让统治者明白，还有一个地位高于其上的天在，而天是不可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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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司马彪论封禅曰：“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则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有修封以祭而已。”“且唯封为改代，夏少康、周宣王，由废复兴，不闻改封。”所以秦至西汉的泰山封禅，惟有始皇与武帝各一次。东汉光武帝“欲因孝武故封”，淡化“易姓而王”的改订，强调“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的特色，以示自己为西汉政权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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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封禅，历代都有大儒反对，如梁朝许懋向梁武帝进谏曰：“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并说出“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135)的至理名言。其次是隋代文中子王通之说。《新唐书·礼乐志》曾引其言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136)可谓一语中的。故马端临《文献通考》认为“太史公作《封禅书》，则以为古受命帝王未尝不封禅，且引管仲答齐桓公之语，以为古封禅七十二家，自无怀氏至三代俱有之，盖出于齐鲁陋儒之说，诗书所不载，非事实也。当以《文中子》之言为正”(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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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代，贞观、永徽以迄开元都曾多次讨论封禅，只是太宗没有果行罢了。如果说高宗封禅，还是继承太宗未竟之志，向天下宣示大唐革命成功，训致太平，行其告成之典。那么，唐玄宗继高宗东封泰山后，再次封禅，即使国家已达致太平盛世，但并不符合《五经通论》封禅“易姓而王”的规定，大概即是援引光武帝继汉武之后而封禅的先例。何况其前武后亦曾改国号为周，并且在嵩山行过封禅大典，政权几至颠覆。所以此次封禅泰山，含有向天下昭示天命已复的用意。其实用封禅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司马彪曰：“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人，不闻在封矣。”(138)如贞观年间的议封禅，唐太宗就曾说过：“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又曰：“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侍中王珪赞扬太宗之言为“德音”，深“明封禅本末”。秘书监魏征则曰：“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征言。但是，劝行封禅的中外章表不绝，太宗还是同意了房玄龄颜师古等人的意见，准备东封。只是因为“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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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之所以极力反对，固然是受其师王通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国家疮痍新复，山东尚且穷乏，“陛下东封，万国咸萃”，千乘万骑，一则扰民，二则恐为藩国邻邦窥破虚实。然而时殊势异，至开元年间的大唐已经达到物质、文化的鼎盛时期，于是大兴礼乐，亦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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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二年岁末，“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139)。群臣上表奏请玄宗封禅。先是文武百官吏部尚书裴漼等，奏称玄宗“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群臣“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玄宗手诏答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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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至若尧舜禹汤之茂躅，轩后周文之懿范，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风云之祥，则宗庙社稷之余庆也。天平地成，人和岁稔，则群公卿士之任职也。抚躬内省，朕何有焉？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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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将开元之治的功绩，上而归于“宗庙社稷之余庆”，下而归于“群公卿士之任职”，谦恭之情跃然纸上。后由中书令张说与侍中源乾曜再三上书奏请，玄宗一再回绝，最后势不获已而应允。张说等在第一次奏章中，历述“自古受天命，居大宝者，必登崇高之丘，行封禅之事”的史迹与道理，盛称玄宗孝敬慈惠、恭俭深仁、文思治绩，足可比隆于三皇五帝。而且祥瑞普降，“人和岁稔”。“仰考神心，旁采众望，封峦展礼，时不可仰。”第二表则说明“考天人之际，稽亿兆之情，以为治定功成，登封告禅，鸿名盛则”，顺理成章。“夫昭报天地，至敬也；严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苍生，博惠也；登封纪号，丕业也，陛下安可以阙哉。”望能“乘农之隙，以展巡狩朝觐之仪，则天下幸甚”。但都被玄宗谦逊地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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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源乾曜等不得不第三次上书固请：“臣闻圣人者，与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辞；鸿名盛典，不可得而让。”“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是和平而不崇昭报，至理而阙荐祖宗。亿兆之情。犹知不可。”“愿纳王公卿士列岳搢绅之望。回命有司。速定大典。”情恳意切，言辞激烈，“帝不得已而从之”。于是颁《允行封禅诏》：“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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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负责撰拟封禅仪注，与徐坚、韦绦、康子元、侯行果，并众礼官一起“稽虞典，绎汉制”，综合《贞观礼》和《显庆礼》，反复推敲，对封禅礼仪多所改订，如奏请以睿宗配享皇地祇等。比起汉代以及贞观、显庆二礼，最大的特点，就是程序的简化。如改汉武的两封两禅，为一封一禅，并将初、亚、终三献之礼一次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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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注拟订过程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柴望之礼，有人主张先燔柴后祭祀，有人以为应先祭祀后燔柴。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张说议曰：“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不好由臣僚越俎代庖。即认为祭祀本以心意为主，心灵贯注，自然能够通于神明。燔、燎之后先，只是末节，这些具体仪节应该随皇帝的心思而定。与之相应的，张说还提出一个“临时量事改摄”的原则。即针对琐屑的仪节，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决定取舍。如四门助教施敬本有驳旧封禅礼八条意见，言之有理，张说将其中四条吸收在仪注中，其余则建议玄宗根据“圣意”，临时斟酌“改摄”。这种对于国家隆重大典，采取灵活变通方法的态度，与上述“凡祭者，本以心为主”的理论，均表明此次封禅属于儒家神道设教的政治特性，而冲淡了蒙于其上的宗教神秘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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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一行于十一月初六（丙戌）至泰山，休整之暇，又与贺知章议定了封禅的最后仪程。如分昊天上帝与五方帝为君臣，改封、禅由玄宗君臣于泰山上下同时进行等。“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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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又问贺知章何以前代帝王封禅所用的玉牒总是秘而不宣？贺知章答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长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玄宗则光明磊落地宣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密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文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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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嗣天子臣某，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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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亲自撰书《纪泰山铭》，勒于岱顶大观峰，并令张说撰《封祀坛颂》、源乾曜撰《社首坛颂》、苏颋撰《朝觐坛颂》，均勒石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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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封禅，声势规模空前浩大，“张皇六师，震詟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仪仗绵延长达百里。还邀请四夷君长及蕃夷客使“从封泰山”。既使其得以“观国之光”，又保障了四裔边境的安全，促进了国际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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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封禅，礼仪之庄重，规模之盛大，气势之宏伟，天下壮观。“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丝竹之声，飘若天外”(142)这种盛大隆重祥和庄敬的典礼，是开元盛世社会安定，财力雄厚，文化鼎盛的集中体现。不仅宣示了帝王的尊荣、国家的权威，也扩大了儒道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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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礼毕返程过曲阜。“幸孔子宅，亲设奠祭。”(143)并赋《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诗：“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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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泰山，是张说倡导复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兴儒家礼乐制度，其意义不仅仅是为尊崇王室地位，更是盛世之治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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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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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姜朝晖《张说与初盛唐政治文化关系考述》，《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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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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