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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戚长孙昕以细故殴击御史大夫李杰，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117)凌侮衣冠，视同国辱，这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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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玄宗与张说，在开元年间所努力营造的尊重人才、宽松融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激发了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报国豪情，以百倍热情投入到盛唐社会与文明的建设之中，盛唐诗歌便是其最为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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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古思想与封禅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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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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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元天宝年间，曾经涌起一次复古思潮，突出的表现在天宝年间的文儒之间，其代表人物为李白、杜甫、元结、李华、萧颖士等人，然而这一思潮的滥觞，却起于开元之初的张说。张说任太子侍读时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即向玄宗提出：“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宁辑於人和；礼俗兴焉，在刊正於儒范。顺考古道，率由旧章。”建议玄宗效法周文王、魏文帝“崇礼不倦”，“好古无怠”，“博览史籍，激扬令闻，取高前代，垂名不朽”。具体的措施则是“引进文儒，详观古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118)。考察古代的正道，遵行先朝的典章，引进文儒，讨论得失，目的在于恢复儒学，振兴礼乐。这当然是针对远自齐梁、近自高宗以来，“颂声不作”，“礼乐陵迟”，“薄于儒术，尤重文吏”(119)。致使政教渐衰，学校隳废的状态而提出的救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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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以来，兴复礼乐一直被儒家看作社会的理想境界，唐初三朝都曾对此做出不懈努力，贞观礼、永徽礼的一再修订，无不是根据古礼因时制宜的改作。张说所谓“率由旧章”，主要即指贞观遗规。而“详观古典”，“好古无怠”，则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其明确的复古主张，则是针对武后中宗时代“文章道弊”而提出的文学改革论。一则关乎文体，反对追求骈俪对偶，堆砌典故，文辞浮艳纤巧、思想空虚贫乏的骈体文与宫体诗，主张诗追风雅，文复两汉；一则涉及诗文内容，反对自晋朝以来“祖尚浮虚，弛废礼乐”思想浮靡的风气；主张恢复三代两汉文以载道的儒家质实学风。表面上是一场文体与诗风的改革，实质上是在思想层面深入至文学领域开展的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初唐四杰的王勃，及初盛唐之际的陈子昂已经夺其先声，只是人微言轻，势单力孤，没有形成声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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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的大文豪梁肃曾谓：“唐有天下凡二百载而文章三振：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120)姚铉《唐文粹序》给其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定位是：“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故曰唐代第一次复古运动的转捩点，是因为有燕许大手笔这样的宰辅级人物倡导，遂使群起景从，蔚然成风。张说亦特别注重奖掖文儒，提拔张九龄、赵冬曦，孙逊、王翰等二十余人，皆为国家柱石，文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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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长于经术，而且所作碑传对策，善于化用经典，对策已见前引，兹不具论。此处仅引其一封书札对《易传》的论述，以窥一斑。《易系辞传》有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对此张说评论曰：“孔云：‘穷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穷而穷之，是神合于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为我用，唯此二义，系庄生亦未始尽言焉。”(121)张说拈出孔子“穷神知化”一语，加以诠解，以为“神”“化”不但可“穷”可“知”，且可为我用。认为孔子之言，即以善于言化著称的庄子亦所未及。妙悟入神，可谓发千古未发之覆，诚所谓“精义探系表之微”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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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的思想与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其所奉敕撰作颂铭碑志之中。歌功颂德的同时能将儒家的仁义训诫融化其中，所谓“左右王化，粉饰盛时”正此之谓也。至于碑志，本属国史之笔，出自张说手笔的碑铭，更是大气磅礴，议论生风，儒道经术贯通其间，雄才逸气溢出言表，文句则骈散间出，论赞则酣畅淋漓。“报德教忠”(122)，足传不朽。无愧思想领袖，文坛巨擘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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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注重经术，但又主张博学，在给“乡人谓之曾子”的张希元文集所作《序》时，首先赞扬文集作者的学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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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帷覃思，穿墙嗜古，蓬山芸观之书，群玉悬金之记，鲁宫藏篆，汲冢遗编，无不日览万言，暗识三箧。博学吞九流之要，处盈若虚。雄辩敌四海之锋，退藏於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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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宫藏篆，汲冢遗编”之外，还要博通“九流之要”。正因为张希元博极群书，胆略识见高出常人，“故得雄飞白简，鹰扬丹笔”，白简专指弹劾奸佞的奏章，丹笔是指修史的才能。可见张说论文对渊博学问的重视。继则阐述文与道，言与政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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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其孰能与於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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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贤有通德之教，疾恶存署背之文。继轨前途，遇物成兴，理关刑政，咸归故事之台；义涉箴规，尽入名臣之奏。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灵仙变化，星汉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壮丽，綷云霞於玉楼，当代名流，翕然崇尚。(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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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言辞文章，不仅要“理关刑政”，“义涉箴规”，还须辞采飞扬，合乎声律，要有“奇情新拔”，“感激精微”的充沛情感，展现“逸势标起”，“天然壮丽”的气势与风度。认为惟其如此，方可“穷神体妙”，使“万象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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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张说与陈子昂专尚“风雅”的不同，张说是文质并重论者，其固然注重礼乐王道的思想内容，向往汉魏风骨，但对晋宋以来文章的形式美，并不一概否定，而是十分重视文才之于儒道的意义。如其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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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阐寂寞，鉴幽昧，文之辞义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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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则天久视之後，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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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廷对文辞的重视，右职大臣，无不以“精学为先”，“无文为耻”。至于“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则应视为张说心目中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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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其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中进一步阐述儒学与文才的关系说：“至于求己励学，探道睹奥，思若泉涌，文若春华，精微入虚无，变化合飞动，斯固非学徒竭才仰钻之所逮也。”在探道睹奥的前提下，文才高者，对道的体认、阐述，可以“思若泉涌”，精微入神，极尽变化之妙，这就不是对儒道“竭才仰钻”者所可及了。于此可见作为儒士，才之难得，文之可贵。张说认为自仲尼之后，历代文才之士如屈宋、贾、马、王、扬，以迄南北朝之沈、谢、徐、庾，温、邢、卢、薛等，“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性情，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岂独“吟咏性情，纪述事业”，圣门王道，亦须仰赖文章予以润色发挥。因而说：“千数百年，群心相尚，竟称者若斯之鲜矣，才难不其然乎？”“润色王道，发挥圣门。”也是张说倡导为文的宗旨和提携后进的标准，所以张九龄曰“乃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昂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125)。后来在盛唐展现非凡才华的诗人文士，无不受张说的影响和经过二张的奖掖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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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揄扬复古，奖掖文儒的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产生出历代诗歌之冠的盛唐诗风及中唐以后的第二次古文运动。这当然与二张不遗余力地倡导文体改革，培养并引荐后进文儒有关。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张说门生孙逖知贡举，取人有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这些文章高手，都成为天宝年间文章复古的干将。还有诗坛的杜甫李白孟浩然等，亦皆引为复古的同调，当李林甫擅权黜抑文士之际，亦正是复古风气愈挫愈勇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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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从学术思想、文章体势、直至声韵格调，气象境界的全方位复古运动。古意古道古风古辞与今时今事今人今物相遇合，所产生的却是万古常新的唐代诗文，二李（翰、华）、萧、梁（肃）古文的危言傥论，李杜王孟抒发的盛世悲歌，都是足以代表盛唐气象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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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的复古情结，是十分深重的，当其按边巡防军务倥偬之际，对于复古事业犹且梦萦魂牵，《与褚先生书》曰：“自授军镇躬当夷狄，出入以驰突为群，坐卧以戈剑为友，翰墨都废，典籍生尘。时凭梦魂，一见宫阙，每忆朝侣，邈若云天。愧乏武才，供国粗使，岂望立明主之侧，陈先王之道哉？”(126)应该说，“陈先王之道”，复文章之古，是由张说倡导，并由后继者延续发扬，终竟确立为与儒家道统并列的文统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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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复古，其实只是对过去特定时间中特定事物的追慕，如向往三代的淳朴和谐，如倾心于周孔的制礼论道等等，皆是因为现实中，浇伪日甚，政刑紊乱，异端昌炽，文教荒废所致，思欲援引古道恢复古文，期以对现实状态有以更张改变之。取过去所有之优良传统，甚至某项制度，而为今时已失且亟需者损益规复者，以拯时济世补偏救敝而已。此即谓之复古矣，岂是尽行恢复古代社会之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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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代，即是已经定格的历史，而一切历史都是只可以复述，而不可能在现实中再现，因为任何人也不可能起周孔于九原，移古初于当今，即是说“古”是不可能“复”的。一切复古或对古的复制，其实都是对古代传统经验的借鉴，都是在现实时空条件下对古代某一优良传统的再创造。只能说是借鉴或继承古时的某一价值观念或文化传统，用以在现实中指导新的实践活动而已。于物质层面而言，肯定是古不如今；但是在精神层面，经过历史检验，证明其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却可以用于调整现实秩序中的失范与偏颇。鉴古所以证今，执古之既有以制今之所失，现实才会更加合理。古今中外所有大的时代进步，都与复古有着绝大联系，汉唐盛世的出现以及欧洲文艺复兴莫不如此。以为“复古”即是倒退，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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