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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并称，不仅仅是两者原初即具有的自然关联，或者后来所刻意追求相互配合的视听效果，而且还因为两者对社会秩序和人生素养，具备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的引导功用。如所周知，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既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感，也可以唤起人群的共鸣，具有无形的感染力量。故尔音乐又常为时代盛衰风俗良窳的表征，常随着时代的风习而转移。诚如《诗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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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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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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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乐序》也曾揭示音乐与政教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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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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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种配合不同的礼乐场合属于雅乐的音乐，也具有闲邪正颓的教化作用，非仅一味地取消人际的界限，只是强调人间的“和同”而已。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过制则乱，过作则暴”。在这里，礼乐同样有着建立秩序化民成俗的功效。但是对礼乐的过度追求，也会使之走向反面。《乐记》因之又说：“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72)。礼乐的制作，并非为了以壮观瞻，极视听口腹之欲，而是要通过礼乐的陶冶，去恶扬善，效法天地自然阴阳和谐的法则，使社会和人生走向更加符合人性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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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唐开元礼》的制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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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制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礼记·乐记》所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73)唐高祖入关时“方天下乱，礼典湮缺”，以窦威熟谙朝章国典，乃令其裁定制度。高祖“语裴寂曰：‘威，今之叔孙通也’”(174)。这是每个朝代兴起，功成治定，都要发发生的事情，即使礼典并未湮缺，也必须重新制礼作乐。因为《礼记·乐记》又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175)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的礼乐经典失去权威和恒定性，可以任意而为，各行其是。而是重在强调礼乐因时制宜的特点。孔颖达《正义》对此语疏解曰：“若论礼乐之情，则圣王同用也。”“此论礼乐之迹，损益有殊，随时而改，故云不相袭也。”即是说夏商周三代圣王制礼的意图是相同的，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却应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进行因时制宜的损益和改作。尤其是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礼乐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季札有观礼闻乐而知兴衰之说。例如东汉隆礼，其后期便出现虚伪的礼教，加之魏晋司马氏肆意践踏礼教的最基本准则，遂激起魏晋时代玄学弃礼的反动。又如南朝政权更迭频仍，世族朝不虑夕，及时行乐思想的驱使，便产生哀感靡丽的乐声，被指为靡靡的亡国之音。失去了先王制礼作乐的精神，所以非重新改作不可，非仅以示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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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各时代都不乏潜心研究礼乐经典，追求礼乐精神，企图补偏救时的学者。所以在南北朝及隋时，礼学研究，因衰世颓风所激，反而呈上升趋势。据南北史《儒林传》所载，南朝“通三礼”、“善三礼”或“尤精三礼”、“尤长三礼”的学者举不胜数。北朝则因周文帝以《周礼》为立国大法。“公卿以下，多习其业。”(176)并直接影响到隋唐的政治制度与学风。所以赵翼《廿二史札记》曰：“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在历述唐代礼学名家之后说：“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177)但是，社会礼乐文明的状况，不在其有多少人研究这门学问，而在于是否由当政者以政府的权威在提倡和推行。所以朝廷审礼正乐重订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礼典，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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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奉敕撰“三礼”《正义》，定为择士授官的科举教材。然而影响唐初两帝决心奉行礼乐之治的，却是温大雅、窦威、陈叔达、魏征、房玄龄等儒学名臣。五人皆在隋末问学于王通之门，王通十分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王道兴起的标志。曾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178)认为王道之所以为政治所背弃，并非因为历代没有礼乐，而是这些礼乐没有体现出王道的精神，所以他提出修正礼乐的观念。但他并不认为房、魏诸人可以当此重任。如品评弟子之言谓：“玄龄志而密，征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若逢其时，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179)承认诸弟子皆有治世之才，倘若遭遇明主，可以佐致太平，但并未许其可以兴复礼乐。房玄龄尝问礼乐于其师，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180)看来在河汾弟子中，礼学确非房魏之优长，然而耳濡目染，尚能明文中子复礼正乐之遗意。例如太宗礼乐缘自人情说，即是深受河汾学派的影响，故能以此为基点，参稽古礼经典，重新制定出便时易行既往开来的《贞观礼》，并成为《显庆礼》和《开元礼》因时改订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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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礼乐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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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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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初年，“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182)。太宗即位，“悉兴文教”，始令房玄龄、魏征等修改旧礼。撰成《贞观礼》“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贞观新礼》与《隋礼》相比，增加了天子上陵、农隙讲武、养老辟雍、太子入学、读时令等计二十九条内容。其余则“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183)重要的区别是重新排列五礼顺序，将凶礼移于最后，定为吉、宾、军、嘉、凶。按照事物发展的次序排列，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可见这是对古礼的一次因时制宜的审定与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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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后，“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于是，诏令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许敬宗等人，“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于显庆三年春正月，诏颁天下行之，故名《显庆礼》。由于“其文杂以式令”，且多“希旨傅会”之目。“议者皆以为非”，导致出现二礼错杂并用，临事参酌古义施行，“无复定制”的局面。二礼之不同如封禅祭天燎柴之礼，自古有先后之别。先燔则祭奠在后，牲币须备两次之用；后燔则奠献在前，且可减省繁复和靡费。《贞观礼》已定先祭后燎，《显庆礼》又据许敬宗之议，改为先燔后祭。及开元中，诏定封禅仪注，康子元等提出降神以乐说，指出“先燔后祭”说“深乖礼制，事乃无凭。请依贞观旧礼，先祭后燎，庶允经义”(184)。然而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于是张说奏请玄宗：“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185)玄宗令依先奠后燔之仪。封禅泰山的礼仪，后皆收入《开元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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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贞观礼》既“节文未尽”，《显庆礼》又“事不师古”，都难以与盛世礼仪的需求相适应，迫切需要重修一部新的礼典。“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186)在王嵒上疏的同年八月，元行冲奉敕集学者撰著的魏征《类礼义疏》，适亦完成，将立学官。“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187)魏征就《礼记》新编《类礼》，元行冲所作《义疏》，以及王嵒奏议，都是针对古礼不敷今用而发。这与张说意欲复古通今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何皆被其用同一理由予以驳止呢？盖张说之意以为，自古传习的经典，应该保持原貌，“不可刊削”，即是尊重历史。如要改作，以敷今用，就不如以贞观、显庆两度所修的《五礼仪注》为基础，参详折衷，著成一部《新礼》。《五礼仪注》应是贞观、显庆二礼的书名，所云“仪注”即是制度、仪节之谓，虽然是参酌礼义所定，但其内容并不涉及礼仪的义理。不似《礼记》为专论礼意之书。所以与唐代三部《五礼仪注》相对应的礼学经典应是作为礼典的《仪礼》而非作为礼论的《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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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采纳张说重修《五礼仪注》的建议，张说领衔，委托集贤学士徐坚、李锐、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开元十八年徐坚、张说相继辞世，历时四年，其书尚未最后完成。但从继任者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委托王仲丘撰著，只一年多时间即已完成来看，其书在张说辞世前即已完成太半。萧嵩最后完成的“五礼仪注”共计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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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是一部足以与大唐盛世辉煌相匹配的礼乐文明巨著，标识着中国礼乐文明已发育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元礼》在继承古代礼乐精神的同时，因时制宜地对经典古礼进行了因革损益，制定了一个庞大严整而又简约可行的礼制体系，改变了前此遵行古礼而又与现实相互抵龉矛盾的状况，解决了难于议定施行的难题。《开元礼》是以国家法定的权威颁定的礼典，与其同期诞生的《大唐六典》，则与三礼中堪称政典的《周礼》相当；加之永徽年间著成的《唐律疏义》，犹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共同构筑起中国礼法社会的千年巨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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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唐开元礼》在礼制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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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唐盛世辉煌的产物，《大唐开元礼》代表着中古礼乐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中国礼制史上，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为了阐述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还得简略地回顾一下礼制的历史。作为上古三代礼乐遗存的“三礼”，尤其《周礼》和《仪礼》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体系庞杂的礼乐系统，举凡社会风习、官制政令、名物礼仪、兵刑法律、农工虞商，成为几乎无所不包而又缺乏明确类目的百科全书，加之百家异说，从政者难于从中按需取用。秦汉以后，官制与法律逐渐从中脱离，成为专门的体系，礼仪作为朝章典制一个独立系统，也变得明晰起来，遂渐次形成以“五礼”为纲目的礼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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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之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有吉、凶、宾、军、嘉诸礼之分述，而《地官·保氏》始出现“五礼”之文，而且是与六艺、六乐以及射、驭、书、数并列而言。至东汉郑玄作注，始指明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189)郑玄对五礼的概括分类，遂成为后世礼仪的基本框架。东汉末期朝廷制定的礼典，才明确地将礼仪概括为“五礼”。历魏晋以迄六朝，各代裁定《仪注》大典皆以“五礼”为线索进行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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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实现了南北礼学的合流。炀帝又在广陵重加修订，谓之《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190)。可见隋朝新礼已是古代礼仪集大成之作。其于古礼搜逸补遗或许超迈前代，然而终嫌缺乏刊削与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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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定鼎长安，“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贞观年间，“偃武修文”，国事大定，唐太宗乃令房玄龄、魏征并礼官学士修改旧仪。这次修礼再次显示了贞观君臣勇于改制创新的气魄。太宗“更创新乐，兼修大礼”，魏征称其“自我作古，万代取法。”(191)而魏征的修礼原则则是：“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192)一上来就对《隋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刊削。如房玄龄等与礼官述议，以为祭祀“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以为汉世封禅之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又以旧礼禅梁甫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增加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陈兵太社、农隙讲武、养老于辟雍等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还于凶礼中特增“《国恤》五篇”。“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193)《贞观新礼》与《隋礼》相比，重要的区别是重新排列五礼顺序，将凶礼移于最后，定为吉、宾、军、嘉、凶。既按照事物发展的次序排列，又用以象征太平之治对待吉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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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显庆礼》是因为“《贞观礼》节文未尽”，诏令重修，虽然增加了三十余卷，但由于“其文杂以式令”，且多“希旨傅会”之目，如避讳天子丧礼，竟然删除《国恤》之篇；所增篇目又“事不师古”，故而“议者皆以为非”。因此导致临事参酌旧礼，使礼典处于“无复定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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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朝由张说、萧嵩前后主持编修的《大唐开元礼》，参酌折衷于《贞观》、《显庆》二礼，增至一百五十卷之多。其所增益刊削的标准，则多继承贞观君臣“自我作古”的精神。其实，这并不违背古代制礼的原则。如《礼记·礼运篇》谓：“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94)即只要合乎礼意，完全可以因时适宜地新制或改作。南宋宰相周必大尝拟作一篇《开元礼序》，亦曾阐述此理曰：“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之有者，可以义起。奈何区区残编断简，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传于后世耶？”完全肯定了这种自我作始的制礼精神。周必大还对礼典制作的意义及唐之三部礼典做出评价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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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论，则内外无所适从；非不刊之书，则子孙无所取法。今自贞观而至显庆，阅岁未久，二礼之不同，固未害损益之义也。然既出义府傅会，则非所谓一定之论，猥杂百司令式，则非所谓不刊之书。惟开元皇帝励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选儒臣，厘正钜典。惟坚等辩博通贯，体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辑成书。自时厥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蕝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坠，不其休哉。(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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