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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开元礼》是一部“不刊之书”,此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举行盛大典礼,按书施行,也不必再到郊野摆布茅束进行预演了。从此结束了历朝各代聚讼千年纷纶不已的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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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于《贞观礼》采撷既多,然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质文之别。贞观制礼之时,疮痍未平,国力方复,故其时尚质尚简,凡“乖醇素之道者,定议除之”。所谓“节文未尽”者,节指仪节,文指文饰。有重本轻文的倾向;及至开元盛世,玄宗为好文之君,张说为文儒之雄,又志在粉饰盛时,其所修订之礼典重文的倾向可想而知,这从封禅泰山的规模铺张与礼器之豪华亦可窥见一斑。《礼记·礼器》有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正义》释曰:“礼虽用忠信为本,而又须义理为文饰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忠信为本易见,而义理为文难睹。”其实与本相对之文,还应该包括表现本实的形式,如礼器与仪节等。所以孔颖达又说:礼文之“丰俭随时也”。(196)汉代扬雄则曰:“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注云:“华实相副,然后合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97)《开元礼》便是与开元盛世相副,在丰实物力基础上绽放的文明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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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颁行后的第四年,玄宗骄侈之心日增,“制令礼官议加笾豆之数及服制之纪。太常卿韦縚奏请加宗庙之奠”。崔沔建议曰:“当申敕有司,祭如神在,无或简怠,勖增虔诚”,“新鲜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于笾豆之数也”。产生了一定遏制效果。崔沔同时还有一段名言曰:“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198)意指《开元礼》即是国家隆礼而立之法则,是考稽周汉古礼旧仪,因时所制的规范,应予遵守。这是对《开元礼》权威的首次说明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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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确是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上承周秦汉魏,下启宋元明清,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此后各朝制礼,或官修、或私撰,皆祖周公而宗开元。《开元礼》颁行后约七十年,杜佑在所著《通典·礼典》赞叹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通典·礼典》共一百卷,以六十五卷篇幅,述上古至唐代诸礼之沿革;以三十五卷,撰为《开元礼纂类》,声明是“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199)。节取章目,重排礼序,可视为《开元礼》的节本或纲目,且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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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乌礼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始终无黩云尔。(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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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循贞观之旧,将凶礼改置“五礼”之末,根据这一原则,杜佑《开元礼纂类》复将《开元礼》原定的五礼次序:“吉、宾、军、嘉、凶”,调整为“吉、嘉、宾、军、凶”。将嘉礼提为第二,使礼制在国家礼典的顺序更为合理。实际上,唐礼是把礼制的性质按照礼意,区分为吉凶两种,宾、嘉均属于吉庆性质,故尔以类相从,列于吉礼之次;军礼介乎两者之间,因为兵凶战危,无论战争胜负,战场与阵亡将士总是须要凭吊的,所以列于凶礼之前。进一步体现了“事有本末,知所先后”和以生民为本的礼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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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开元礼》曰:“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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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礼乐志》谓:《大唐开元礼》书成,“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202)。是说有关五礼的仪注至唐而大备,然而任何一部典则,只能提供一个基本准则,临时临事取用,还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损益调整,但都不会超过其所具有的权威性。据《唐会要》载,贞元二年,德宗敕令:“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203)将之列入正式的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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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人自己的说法,“《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後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204)。即是说《开元礼》是唐代前期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不仅是对有唐,也是对自周公制礼以来历代礼典的总结与集大成,无疑是中国礼仪发展史上卓然特立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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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作为一代典制,全书体例严谨,内容广博,系统详明,巨细靡遗,因而成为古代礼乐典制的渊薮。礼仪与礼制,虽非政治,却决定了治国临民的行事风格;虽非宗教,却令人产生诚悫敬畏之心;虽非法典,却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虽非道德,却能提升人之心灵境界;虽非艺术,却予人文雅高贵的仪态美感。总之,其为现代社会学科所无法涵盖,却又可以贯通于所有人文领域,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多重关系的系统方式;属于中国先贤原创与特有的人文学术,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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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盛典的《大唐开元礼》,从国家祭祀大典到重文视学的释奠;从协和万邦待人接物的宾礼,到农隙讲武冬狩畋猎的军备;从冠婚乡射饮酒投壶的嘉礼,再到赈抚凶年、劳问疾苦、丧葬吊祭服制等凶礼处理程式,无不周详备载。重要的仪节还配以相应的音乐,令人庄敬之心肃然而生。举凡上自帝王,下至百僚,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都作有详尽规定。并已涉及平民的礼仪规范,开启了“礼下庶人”的发展趋势。诚所谓“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205)者矣。作为一种可见的充满诗意的礼仪行为,渗透到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士农工商,朝野风尚等各个领域之中,对中国礼教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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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唐开元礼》作为“今王定法”,“一代典制”,既是开元之治国力雄厚民心所向的产物,又集中地反映了开元时代文明鼎盛意气昂扬的盛唐气象。中国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其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以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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