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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开元礼》是一部“不刊之书”，此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举行盛大典礼，按书施行，也不必再到郊野摆布茅束进行预演了。从此结束了历朝各代聚讼千年纷纶不已的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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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于《贞观礼》采撷既多，然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质文之别。贞观制礼之时，疮痍未平，国力方复，故其时尚质尚简，凡“乖醇素之道者，定议除之”。所谓“节文未尽”者，节指仪节，文指文饰。有重本轻文的倾向；及至开元盛世，玄宗为好文之君，张说为文儒之雄，又志在粉饰盛时，其所修订之礼典重文的倾向可想而知，这从封禅泰山的规模铺张与礼器之豪华亦可窥见一斑。《礼记·礼器》有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正义》释曰：“礼虽用忠信为本，而又须义理为文饰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忠信为本易见，而义理为文难睹。”其实与本相对之文，还应该包括表现本实的形式，如礼器与仪节等。所以孔颖达又说：礼文之“丰俭随时也”。(196)汉代扬雄则曰：“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注云：“华实相副，然后合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97)《开元礼》便是与开元盛世相副，在丰实物力基础上绽放的文明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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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颁行后的第四年，玄宗骄侈之心日增，“制令礼官议加笾豆之数及服制之纪。太常卿韦縚奏请加宗庙之奠”。崔沔建议曰：“当申敕有司，祭如神在，无或简怠，勖增虔诚”，“新鲜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于笾豆之数也”。产生了一定遏制效果。崔沔同时还有一段名言曰：“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198)意指《开元礼》即是国家隆礼而立之法则，是考稽周汉古礼旧仪，因时所制的规范，应予遵守。这是对《开元礼》权威的首次说明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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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确是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上承周秦汉魏，下启宋元明清，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此后各朝制礼，或官修、或私撰，皆祖周公而宗开元。《开元礼》颁行后约七十年，杜佑在所著《通典·礼典》赞叹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通典·礼典》共一百卷，以六十五卷篇幅，述上古至唐代诸礼之沿革；以三十五卷，撰为《开元礼纂类》，声明是“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199)。节取章目，重排礼序，可视为《开元礼》的节本或纲目，且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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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乌礼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始终无黩云尔。(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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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循贞观之旧，将凶礼改置“五礼”之末，根据这一原则，杜佑《开元礼纂类》复将《开元礼》原定的五礼次序：“吉、宾、军、嘉、凶”，调整为“吉、嘉、宾、军、凶”。将嘉礼提为第二，使礼制在国家礼典的顺序更为合理。实际上，唐礼是把礼制的性质按照礼意，区分为吉凶两种，宾、嘉均属于吉庆性质，故尔以类相从，列于吉礼之次；军礼介乎两者之间，因为兵凶战危，无论战争胜负，战场与阵亡将士总是须要凭吊的，所以列于凶礼之前。进一步体现了“事有本末，知所先后”和以生民为本的礼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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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开元礼》曰：“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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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礼乐志》谓：《大唐开元礼》书成，“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202)。是说有关五礼的仪注至唐而大备，然而任何一部典则，只能提供一个基本准则，临时临事取用，还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损益调整，但都不会超过其所具有的权威性。据《唐会要》载，贞元二年，德宗敕令：“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203)将之列入正式的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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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人自己的说法，“《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後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204)。即是说《开元礼》是唐代前期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不仅是对有唐，也是对自周公制礼以来历代礼典的总结与集大成，无疑是中国礼仪发展史上卓然特立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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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作为一代典制，全书体例严谨，内容广博，系统详明，巨细靡遗，因而成为古代礼乐典制的渊薮。礼仪与礼制，虽非政治，却决定了治国临民的行事风格；虽非宗教，却令人产生诚悫敬畏之心；虽非法典，却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虽非道德，却能提升人之心灵境界；虽非艺术，却予人文雅高贵的仪态美感。总之，其为现代社会学科所无法涵盖，却又可以贯通于所有人文领域，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多重关系的系统方式；属于中国先贤原创与特有的人文学术，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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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盛典的《大唐开元礼》，从国家祭祀大典到重文视学的释奠；从协和万邦待人接物的宾礼，到农隙讲武冬狩畋猎的军备；从冠婚乡射饮酒投壶的嘉礼，再到赈抚凶年、劳问疾苦、丧葬吊祭服制等凶礼处理程式，无不周详备载。重要的仪节还配以相应的音乐，令人庄敬之心肃然而生。举凡上自帝王，下至百僚，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都作有详尽规定。并已涉及平民的礼仪规范，开启了“礼下庶人”的发展趋势。诚所谓“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205)者矣。作为一种可见的充满诗意的礼仪行为，渗透到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士农工商，朝野风尚等各个领域之中，对中国礼教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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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唐开元礼》作为“今王定法”，“一代典制”，既是开元之治国力雄厚民心所向的产物，又集中地反映了开元时代文明鼎盛意气昂扬的盛唐气象。中国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其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以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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