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0719
1702050720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奉敕撰“三礼”《正义》，定为择士授官的科举教材。然而影响唐初两帝决心奉行礼乐之治的，却是温大雅、窦威、陈叔达、魏征、房玄龄等儒学名臣。五人皆在隋末问学于王通之门，王通十分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王道兴起的标志。曾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178)认为王道之所以为政治所背弃，并非因为历代没有礼乐，而是这些礼乐没有体现出王道的精神，所以他提出修正礼乐的观念。但他并不认为房、魏诸人可以当此重任。如品评弟子之言谓：“玄龄志而密，征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若逢其时，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179)承认诸弟子皆有治世之才，倘若遭遇明主，可以佐致太平，但并未许其可以兴复礼乐。房玄龄尝问礼乐于其师，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180)看来在河汾弟子中，礼学确非房魏之优长，然而耳濡目染，尚能明文中子复礼正乐之遗意。例如太宗礼乐缘自人情说，即是深受河汾学派的影响，故能以此为基点，参稽古礼经典，重新制定出便时易行既往开来的《贞观礼》，并成为《显庆礼》和《开元礼》因时改订的张本。
1702050721
1702050722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
1702050723
1702050724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181)
1702050725
1702050726
唐高祖武德初年，“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182)。太宗即位，“悉兴文教”，始令房玄龄、魏征等修改旧礼。撰成《贞观礼》“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贞观新礼》与《隋礼》相比，增加了天子上陵、农隙讲武、养老辟雍、太子入学、读时令等计二十九条内容。其余则“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183)重要的区别是重新排列五礼顺序，将凶礼移于最后，定为吉、宾、军、嘉、凶。按照事物发展的次序排列，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可见这是对古礼的一次因时制宜的审定与系统总结。
1702050727
1702050728
高宗即位后，“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于是，诏令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许敬宗等人，“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于显庆三年春正月，诏颁天下行之，故名《显庆礼》。由于“其文杂以式令”，且多“希旨傅会”之目。“议者皆以为非”，导致出现二礼错杂并用，临事参酌古义施行，“无复定制”的局面。二礼之不同如封禅祭天燎柴之礼，自古有先后之别。先燔则祭奠在后，牲币须备两次之用；后燔则奠献在前，且可减省繁复和靡费。《贞观礼》已定先祭后燎，《显庆礼》又据许敬宗之议，改为先燔后祭。及开元中，诏定封禅仪注，康子元等提出降神以乐说，指出“先燔后祭”说“深乖礼制，事乃无凭。请依贞观旧礼，先祭后燎，庶允经义”(184)。然而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于是张说奏请玄宗：“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185)玄宗令依先奠后燔之仪。封禅泰山的礼仪，后皆收入《开元礼》中。
1702050729
1702050730
由于《贞观礼》既“节文未尽”，《显庆礼》又“事不师古”，都难以与盛世礼仪的需求相适应，迫切需要重修一部新的礼典。“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186)在王嵒上疏的同年八月，元行冲奉敕集学者撰著的魏征《类礼义疏》，适亦完成，将立学官。“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187)魏征就《礼记》新编《类礼》，元行冲所作《义疏》，以及王嵒奏议，都是针对古礼不敷今用而发。这与张说意欲复古通今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何皆被其用同一理由予以驳止呢？盖张说之意以为，自古传习的经典，应该保持原貌，“不可刊削”，即是尊重历史。如要改作，以敷今用，就不如以贞观、显庆两度所修的《五礼仪注》为基础，参详折衷，著成一部《新礼》。《五礼仪注》应是贞观、显庆二礼的书名，所云“仪注”即是制度、仪节之谓，虽然是参酌礼义所定，但其内容并不涉及礼仪的义理。不似《礼记》为专论礼意之书。所以与唐代三部《五礼仪注》相对应的礼学经典应是作为礼典的《仪礼》而非作为礼论的《礼记》。
1702050731
1702050732
玄宗采纳张说重修《五礼仪注》的建议，张说领衔，委托集贤学士徐坚、李锐、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开元十八年徐坚、张说相继辞世，历时四年，其书尚未最后完成。但从继任者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委托王仲丘撰著，只一年多时间即已完成来看，其书在张说辞世前即已完成太半。萧嵩最后完成的“五礼仪注”共计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188)
1702050733
1702050734
《大唐开元礼》是一部足以与大唐盛世辉煌相匹配的礼乐文明巨著，标识着中国礼乐文明已发育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元礼》在继承古代礼乐精神的同时，因时制宜地对经典古礼进行了因革损益，制定了一个庞大严整而又简约可行的礼制体系，改变了前此遵行古礼而又与现实相互抵龉矛盾的状况，解决了难于议定施行的难题。《开元礼》是以国家法定的权威颁定的礼典，与其同期诞生的《大唐六典》，则与三礼中堪称政典的《周礼》相当；加之永徽年间著成的《唐律疏义》，犹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共同构筑起中国礼法社会的千年巨厦。
1702050735
1702050736
三、《大唐开元礼》在礼制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1702050737
1702050738
作为大唐盛世辉煌的产物，《大唐开元礼》代表着中古礼乐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中国礼制史上，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为了阐述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还得简略地回顾一下礼制的历史。作为上古三代礼乐遗存的“三礼”，尤其《周礼》和《仪礼》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体系庞杂的礼乐系统，举凡社会风习、官制政令、名物礼仪、兵刑法律、农工虞商，成为几乎无所不包而又缺乏明确类目的百科全书，加之百家异说，从政者难于从中按需取用。秦汉以后，官制与法律逐渐从中脱离，成为专门的体系，礼仪作为朝章典制一个独立系统，也变得明晰起来，遂渐次形成以“五礼”为纲目的礼典。
1702050739
1702050740
五礼之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有吉、凶、宾、军、嘉诸礼之分述，而《地官·保氏》始出现“五礼”之文，而且是与六艺、六乐以及射、驭、书、数并列而言。至东汉郑玄作注，始指明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189)郑玄对五礼的概括分类，遂成为后世礼仪的基本框架。东汉末期朝廷制定的礼典，才明确地将礼仪概括为“五礼”。历魏晋以迄六朝，各代裁定《仪注》大典皆以“五礼”为线索进行编撰。
1702050741
1702050742
隋朝“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实现了南北礼学的合流。炀帝又在广陵重加修订，谓之《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190)。可见隋朝新礼已是古代礼仪集大成之作。其于古礼搜逸补遗或许超迈前代，然而终嫌缺乏刊削与拓新。
1702050743
1702050744
唐高祖定鼎长安，“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贞观年间，“偃武修文”，国事大定，唐太宗乃令房玄龄、魏征并礼官学士修改旧仪。这次修礼再次显示了贞观君臣勇于改制创新的气魄。太宗“更创新乐，兼修大礼”，魏征称其“自我作古，万代取法。”(191)而魏征的修礼原则则是：“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192)一上来就对《隋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刊削。如房玄龄等与礼官述议，以为祭祀“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以为汉世封禅之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又以旧礼禅梁甫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增加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陈兵太社、农隙讲武、养老于辟雍等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还于凶礼中特增“《国恤》五篇”。“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193)《贞观新礼》与《隋礼》相比，重要的区别是重新排列五礼顺序，将凶礼移于最后，定为吉、宾、军、嘉、凶。既按照事物发展的次序排列，又用以象征太平之治对待吉凶的态度。
1702050745
1702050746
高宗《显庆礼》是因为“《贞观礼》节文未尽”，诏令重修，虽然增加了三十余卷，但由于“其文杂以式令”，且多“希旨傅会”之目，如避讳天子丧礼，竟然删除《国恤》之篇；所增篇目又“事不师古”，故而“议者皆以为非”。因此导致临事参酌旧礼，使礼典处于“无复定制”的状态。
1702050747
1702050748
玄宗朝由张说、萧嵩前后主持编修的《大唐开元礼》，参酌折衷于《贞观》、《显庆》二礼，增至一百五十卷之多。其所增益刊削的标准，则多继承贞观君臣“自我作古”的精神。其实，这并不违背古代制礼的原则。如《礼记·礼运篇》谓：“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94)即只要合乎礼意，完全可以因时适宜地新制或改作。南宋宰相周必大尝拟作一篇《开元礼序》，亦曾阐述此理曰：“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之有者，可以义起。奈何区区残编断简，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传于后世耶？”完全肯定了这种自我作始的制礼精神。周必大还对礼典制作的意义及唐之三部礼典做出评价曰：
1702050749
1702050750
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论，则内外无所适从；非不刊之书，则子孙无所取法。今自贞观而至显庆，阅岁未久，二礼之不同，固未害损益之义也。然既出义府傅会，则非所谓一定之论，猥杂百司令式，则非所谓不刊之书。惟开元皇帝励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选儒臣，厘正钜典。惟坚等辩博通贯，体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辑成书。自时厥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蕝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坠，不其休哉。(195)
1702050751
1702050752
认为《开元礼》是一部“不刊之书”，此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举行盛大典礼，按书施行，也不必再到郊野摆布茅束进行预演了。从此结束了历朝各代聚讼千年纷纶不已的礼仪之争。
1702050753
1702050754
《开元礼》于《贞观礼》采撷既多，然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质文之别。贞观制礼之时，疮痍未平，国力方复，故其时尚质尚简，凡“乖醇素之道者，定议除之”。所谓“节文未尽”者，节指仪节，文指文饰。有重本轻文的倾向；及至开元盛世，玄宗为好文之君，张说为文儒之雄，又志在粉饰盛时，其所修订之礼典重文的倾向可想而知，这从封禅泰山的规模铺张与礼器之豪华亦可窥见一斑。《礼记·礼器》有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正义》释曰：“礼虽用忠信为本，而又须义理为文饰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忠信为本易见，而义理为文难睹。”其实与本相对之文，还应该包括表现本实的形式，如礼器与仪节等。所以孔颖达又说：礼文之“丰俭随时也”。(196)汉代扬雄则曰：“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注云：“华实相副，然后合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97)《开元礼》便是与开元盛世相副，在丰实物力基础上绽放的文明华彩。
1702050755
1702050756
《开元礼》颁行后的第四年，玄宗骄侈之心日增，“制令礼官议加笾豆之数及服制之纪。太常卿韦縚奏请加宗庙之奠”。崔沔建议曰：“当申敕有司，祭如神在，无或简怠，勖增虔诚”，“新鲜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于笾豆之数也”。产生了一定遏制效果。崔沔同时还有一段名言曰：“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198)意指《开元礼》即是国家隆礼而立之法则，是考稽周汉古礼旧仪，因时所制的规范，应予遵守。这是对《开元礼》权威的首次说明与肯定。
1702050757
1702050758
《大唐开元礼》确是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上承周秦汉魏，下启宋元明清，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此后各朝制礼，或官修、或私撰，皆祖周公而宗开元。《开元礼》颁行后约七十年，杜佑在所著《通典·礼典》赞叹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通典·礼典》共一百卷，以六十五卷篇幅，述上古至唐代诸礼之沿革；以三十五卷，撰为《开元礼纂类》，声明是“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199)。节取章目，重排礼序，可视为《开元礼》的节本或纲目，且论之曰：
1702050759
1702050760
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乌礼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始终无黩云尔。(200)
1702050761
1702050762
《开元礼》循贞观之旧，将凶礼改置“五礼”之末，根据这一原则，杜佑《开元礼纂类》复将《开元礼》原定的五礼次序：“吉、宾、军、嘉、凶”，调整为“吉、嘉、宾、军、凶”。将嘉礼提为第二，使礼制在国家礼典的顺序更为合理。实际上，唐礼是把礼制的性质按照礼意，区分为吉凶两种，宾、嘉均属于吉庆性质，故尔以类相从，列于吉礼之次；军礼介乎两者之间，因为兵凶战危，无论战争胜负，战场与阵亡将士总是须要凭吊的，所以列于凶礼之前。进一步体现了“事有本末，知所先后”和以生民为本的礼乐观念。
1702050763
170205076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开元礼》曰：“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201)。
1702050765
1702050766
《新唐书、礼乐志》谓：《大唐开元礼》书成，“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202)。是说有关五礼的仪注至唐而大备，然而任何一部典则，只能提供一个基本准则，临时临事取用，还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损益调整，但都不会超过其所具有的权威性。据《唐会要》载，贞元二年，德宗敕令：“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203)将之列入正式的考试科目。
1702050767
1702050768
按照唐人自己的说法，“《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後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204)。即是说《开元礼》是唐代前期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不仅是对有唐，也是对自周公制礼以来历代礼典的总结与集大成，无疑是中国礼仪发展史上卓然特立的一座丰碑。
[
上一页 ]
[ :1.7020507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