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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向来代表着上古王道政治的完美制度和理想境界，但是在礼制之中原本是含有法的内容在其中的。礼的实质是理，礼教即是以理服人，以合理的原则，构建起社会的秩序，不违人情，故便于自觉遵行，与其将之定义为道德范畴的柔性约束，毋宁说是汲引人生进入更高境界的阶梯；法的实质是罚，法律即是以罚示惩，是以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秩序及公私权利的维护，属于制度范围的刚性规则，法对违礼犯法行为的惩罚，亦即对礼法尊严及尊礼守法行为的保护。由此言之，法律实亦礼制规范的自然延伸。礼是对秩序的建构，法是对秩序的保护，两者本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联称为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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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秦政毁弃仁礼，专任法律以为具，以法行暴，迅即走向败亡的历史教训，礼法遂成为两汉以来历代统治者治国教民的不二纲维。汉朝虽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实则是奉行霸王道兼之的政治方略，兵刑的作用并未被忽略，刑律从最初的“法三章”到“九章律”一直发展到六十余章，走着法网日益繁密的路线。然而废除肉刑和经义断狱都自汉代开始。而唐律只有十二章五百条，“史称其刑纲简要，疏而不失”(277)。《唐律》彻底废除肉刑，笞杖刑的数量也有所降低；但加重了触犯纲常伦理及违礼行为的惩处，如《孝经》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唐律》便把“不孝”列为“十恶”，属于不赦之罪；并且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奉养有缺者，徒二年”；又“礼云‘凡教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道尊，方知敬学’。如有亲承儒教，伏膺函丈，而殴师者，加凡人二等”(278)等等。唐初两代君主肯于借鉴历代兴亡教训，并认真总结继承古代礼法精神。《新唐书·刑法志》评论说：“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279)《大唐开元礼》和《大唐六典》便是玄宗勤勉为政，励精求治时期的杰作，加之《唐律疏议》，一并被后世视为融贯礼法精神的典范，在中国法制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与权威。礼法结合、寓礼于法，以及天理人情国法的三位一体，遂成为中华法系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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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代表着古代刑法思想的至高点，与开元盛世的《开元礼》和《唐六典》都属于代表古代礼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这三部煌煌大典都是堪与大唐盛世辉煌物质成就相匹配的精神产品。三大典的编纂，正处在唐朝国力日趋强盛，经济日臻富足，社会环境安定和人心舒畅的上升时期，开元之所以臻于至治，大唐之所以能有盛世，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之可说，三大典的问世是“大唐盛世”的时代标志，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礼法社会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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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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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还有笔走龙蛇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和堪与王右军并称的李邕行书以及雍容大度的李阳冰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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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唐书·太宗本纪赞》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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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卷八，第165页；《新唐书》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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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旧唐书·儒学传上》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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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唐文·陈子昂·谏政理书》卷二百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54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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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唐文·元宗·将行释奠礼令》卷二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4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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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卷第二百一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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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唐书·百官志二》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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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唐文·元宗·命张说等与两省侍臣讲读制》卷二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下。引文有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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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第二百一十一，第6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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