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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旧唐书·张说传》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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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曾巩集·奏状》卷第三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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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新唐书·刑法志》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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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册府元龟·帝王部·发号令五》卷六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4页，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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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全唐文·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卷六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26页。星周六纪，即是星纪六周，星纪一周为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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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唐）李涪：《李氏刊误·舅姑服》卷下，丛书集成初编81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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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韩非子集释·外储说右下》卷十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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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卷七，百子全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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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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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三十八》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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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唐律疏议·斗讼》卷第二十三，第61，1636，1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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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新唐书·刑法志》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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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中唐儒家的经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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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世济民——刘晏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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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晏的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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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715—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今山东东明）。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主持唐廷财政二十年，是中唐时期杰出的理财专家。自幼聪慧好学，八岁时，玄宗东封泰山，晏曾“献颂行在”，玄宗感到惊奇，命宰相张说面试，评价是：“国瑞也”。玄宗授秘书省正字，号为“神童”，名震一时。作为储才，刘晏在秘书省供职，与鸿儒硕学交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开元末年，河南河北水患，玄宗派员赈灾，也触动了刘晏济民水火的情怀，于是一反乐为京官的风气，申请外任县令。历经夏、温两县，“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1)。再迁侍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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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起，刘晏适在襄阳。永王璘起兵，“署晏右职，固辞”。且移书宰相房琯，论当世形势曰：“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文辞虽然委婉，却一语击中要害，可见刘晏的远见卓识。永王果然并不讨贼，而是欲往东南自立。时刘晏任度支郎中，领江淮租庸事。晏至吴郡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希言战不利，意欲弃城。晏为陈可守计，因分兵坚守苏杭，使永王不得南下。永王闻晏有备，遂亦西取扬州，兵败身死。然晏“终不言功”。后历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兼京兆尹。史评其在官“大体不苛，号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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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凋敝已极的农业生产，上疏肃宗曰：“当府蒿荒地，其本户有能复业者，请蠲免差科；如无复业者，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随例纳官税，所冀田亩不荒。”(2)类似于开元年间宇文融的检田括户，不同的是，基于战争平乱时期，没有给予免赋六年的优惠，而是“随例纳官税”。然而京畿生产恢复了生机。刘晏所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抑制物价，稳定币值。此前，第五琦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新铸以一当十，一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钱，造成物价腾飞，民怨沸腾，第五琦亦因之贬官。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六月，刘晏按照自己设想，在替肃宗起草的诏书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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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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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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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使重棱乾元五十价钱，币值下降；开元旧钱，币值上升。采取这种折衷变通的办法，确实须要高超的能力，既维护了政策的一贯性，又防止了币值的起落；稳定了物价，安定了人心。而且用权宜之计，“知非经久”一语，给予原决策人以解脱。体现了刘晏凡事顾全大局，团结同僚的办事风格。从此，刘晏成为一系列政策的决策者，对唐王朝平乱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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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晚年，听信酷吏诬劾，贬刘晏为通州刺史。代宗即位，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而此时的刘晏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代宗给刘晏的第一道诏命曰：“岁之不易，征伐繁兴，河洛肃然，江外尤剧。供上都之国用，给诸道之军需，庶务征求，未逞少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尤馈运而屡空，一戎衣而不足。农人劳而转困，编户流而卒归。”“今区宇渐宁，凋残日甚，惕然在躬，姑务息人。”“宜令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刘晏，往诸郡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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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拜命之日，立即赶赴当时漕运起点扬州，沿泗水、淮河、汴水、黄河按行漕渠，考察梁公堰，查勘三门渠津遗迹。访问船家、梢公，与各地官员商讨恢复漕运办法。于是给宰相元载上书，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刘晏指出：恢复久废的漕运是“社稷之奇策”。认为开辟漕运，将粮食从长江中下游运至长安是不可错失的当务之急，可以立即改变关中缺粮状况，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后，刘晏以事实为依据，着重分析了恢复漕运的“四利”、“四病”所在。“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石），即减谣赋”，其利一；“东都残毁，百无存一，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其利二；“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海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理想永远是诱人的，然欲实现“四利”，必先克服“四病”。刘晏分析曰：“函、陕凋残，东周（洛阳）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自寇难以来，河、汴不复疏治，崩岸灭水，所在淤塞，千里洄上，若罔不行舟。其病二也”；“东恒、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夹河为害。其病三也”；最难办的是：“东至淮阴，西临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漕挽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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