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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在辨明漕运利病之后，毅然表示：“思殒百身”，“率罄愚懦，当凭经义，请护河堤，冥勤在官，不辞水死”，“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4)。时“载方内擅朝政，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5)建议获得批准，刘晏立即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河道，建造漕船；调集官兵为漕卒，进行武装护运；并紧急从湖广调粮，聚集到扬州，然后浮淮、入汴，过三门，进渭水，当年就从江淮漕运输送四十万斛粮食入关中。史称当时关辅地区，“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钱一千文”，“蝗食田殆尽”，漕米的到来，不啻雪中送炭。代宗驰使慰劳曰：“卿，朕酂侯也。”“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6)代宗称刘晏是自己的萧何，绝非过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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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晏的功绩和能力，至此而身兼六职。刘晏一向钦佩公忠体国之士，因而向代宗荐贤让能，以户部让颜真卿，以京兆让严武，而自任国子祭酒。代宗在《答刘晏让官手诏》赞扬其行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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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蕴经国之文，怀济时之略。军储是切，转运攸难，励以公勤，适於通变。远疏沟洫，绩显京坻，爰奖勤劳，是明赏劝。俾迁六职，兼综九流。益用撝谦，切陈恳让。宜从雅旨，所请者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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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以两职让贤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旋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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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作成的第三项大事，是对盐政的改革，而且与漕运和造船统筹考虑。“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先是，颜真卿为筹措军资而采用榷盐法，后由第五倚将食盐专卖推向全国，遂确定了唐王朝的榷盐法。而刘晏改为官办商营，只以差价充作国税，既降低了成本，又增加了收入。乃以盈余之“盐利为漕佣”，从此不再无偿从沿途郡县征发丁男；又以盐资在扬州建造船厂，选雇工匠，厚给其值，以建造适合江河不同水域行驶的坚固船只。皆为便国利民，前无古人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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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先后担任多官，位至宰相，总以财政经济为主，时间长达二十余年。而且每次都是临危受命，奉行“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的宗旨，悉皆转危为安。改革敝政，疏通漕运，整顿盐政，平抑物价，对平叛时期的民食军需，以及战后的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能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完成国家财政所需。时人对其评价是：“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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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年间，元载招权纳贿，残害忠良。代宗将其逮捕后，诏令刘晏主持会审，元载等服罪，代宗欲将其党羽一并翦除，刘晏览诏，与同审官御史大夫李涵等曰：“重刑再覆，有国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从，不容俱死。”涵等从之。上乃将王缙、杨炎等免诛贬官(9)。刘晏秉公断处，王缙等因而获生，史书对此评论说：“晏平反之力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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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德宗即位，宰相崔祐甫荐杨炎为相。炎有才学，然心胸偏狭，自是而“欲为元载报仇”，因而诬陷刘晏，先被罢相；建中元年七月，再贬忠州刺史。“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硃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死后抄家，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而已(11)。刘晏忠而被诛，许多大臣深致不满，上表指责“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刘晏八岁入仕，历玄、肃、代、德四朝，掌财政大权二十年，至建中元年被杨炎构陷而死。终年63岁。代宗曾称“朕之酂侯”，时人许“为管（仲）、萧（何）之亚”，然其转输国需“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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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土，故人多称之。”更重要的是刘晏理财，处处以生民为念，《旧唐书·刘晏传论》史臣曰：“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晏治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泛言治国者，其可及乎！举真卿才，忠也，减王缙罪，正也，忠正之道，复出于人，呜呼！本秀于林，风必摧之，常衮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可为长叹息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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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唐德宗渐有省悟，于出奔途中诏许刘晏归葬，并赐郑州刺史，加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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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民理财”的富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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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理财策略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财政范围，而是从解决当时财政困难问题入手，广开利源，运用经济杠杆，充分调动市场作用，盘活整个经济形势。刘晏理财的指导思想即是“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自广”。从其“以盐利为漕佣”，厚值以偿造船之资的举措来看，其二十年来的理财转输措施，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比起残民以逞、专以剥民为事的能吏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理财专家。刘晏经国济民的才能，早在任夏、温县令时就曾牛刀小试，“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14)。可见国蓄和民利，并非一定对立，要在于长吏如何运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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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籓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15)，加上庞大的军需、官俸开支，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据元和三年（808年）宰相李吉甫统计，当时山东、河北、河南地区约十五道七十一州之地，长期为藩镇割据，霸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贮谷物、三分之二的庸调绢帛、十分之一以上的盐课，还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因此朝廷财政枯竭，只靠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约四十九州的赋税收入维持。唐政府也曾采取各种办法解决危机，如提盐价、征酒税、青苗钱、房屋税，除陌钱（凡公私买卖每缗官留二十文）、茶税等，还有凭空勒索的“借商”、“白著”等，苛捐杂税不下数百种。酷烈地搜括，导致人民更大的痛苦，遂激起更大的反抗，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同时暴发。刘晏就是在唐政府财政濒临崩溃、“中外艰食”的困境下，临危受命，接掌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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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理财，采取了平稳物价、改进漕运、整顿盐法三大策略，统筹策划，标本兼治，整顿财政，并进而改革税制，充分体现了其体国忠忱，发挥了理财智慧，而且收到显著的成效，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以下从三方面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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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财以养民为先的思想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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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即已注意到财政和经济的关系，认识到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财政才能充足的思想。著名的如《论语》中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6)荀况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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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凛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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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上下俱富，方是“国计”之极致，这是历代理财家，极力想达到的理想境界。刘晏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的财政思想，“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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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由于中国封建财政是以对劳动人民的搜刮为特征的，所以其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主导方面是耗蚀、侵害和破坏，两者经常地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对于封建财政与经济的这种矛盾关系，以前的思想家多有所觉察。所以提出要求限制封建财政对经济发展的这种消极作用，即一方面主张“节其流”，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反对竭泽而渔；一方面主张“开其源”，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如有若、孟子提出的使百姓足的办法是轻徭薄赋，“什一而税”，“弛关泽之禁”；荀况认为实现“裕民”的措施在于“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19)都把限制财政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处理经济和财政关系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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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财政思想比前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并不把财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在其“养民理财”思想指导下，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不仅继承了儒家的理财思想，同时也吸取了法家的轻重散敛之术。不过刘晏与法家不同的是，并非运用这些理财之术，处心积虑地为满足国家财政需要而巧剥民财，而是利用财政需要的契机，使之成为统筹全局，救贫振乏，扶助生产、活跃流通的积极手段，运用一系列财经政策及理财之术，达到了发展经济、培养财源，富其国而不劳其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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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理财养民”思想的形成，是当时客观经济情势的产物。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人口锐减，藩镇割据，是唐朝国家财政枯竭的直接原因。所以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而要使户口滋多，必须先使社会恢复生机，使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即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生活富裕了，人口自然就会增加，财源自然就会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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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扶助生产，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全国的生产状况。因此，刘晏十分重视收集解各地的经济动态。在各主要城市设立巡院，负责管理粮食和其他商品市场。各巡院必须随时把当地“雨雪丰歉之状”(20)，“货殖低昂及它利害”(21)等情况，按旬、按月迅速上报，使各地的实际情况尽快地传递到刘晏手里。由于建立了这种严密高效的经济联络组织，因而对全国的生产及流通情况了如指掌，达到“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曾逾时。”(22)而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23)不惟用纾民困，且以流通有无，以丰补歉，活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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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不仅重视调查了解情况，而且还要对情报进行分析剖断，“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以他能在掌握全局的情况下，对各地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做出准确的预测，事先确定统筹解决的预案。例如“每州县荒歉有端，则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24)“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25)这样就可以预防或减轻灾害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失，不惟百姓不致流离失所，财政收入亦不因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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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家防备凶歉进行放贷蠲救的储备，以及对经济发展进行财政调节时，能有雄厚的物质储备以资调度，刘晏恢复了被安史之乱所破坏的各州常平仓、他根据各地的情况，“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未尝储三百万斛。”然后运用常平仓的储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权万货低昂，使天下无甚贵甚贱而物（价）常平。”这样，就可以保证农民有从事生产的正常条件。在救灾工作中，刘晏仍然坚持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反对采用向灾区直接发放救济粮的做法，认为“灾沴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灾区虽然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业仍可进行，国家用“以粮易货”的办法交换灾区的农副产品，这样既可以使灾民得到粮食，又可以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同时还可以促进灾区各项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此即所谓“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因而招致“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对此，刘晏之故吏陈谏表述其观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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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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