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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理财，采取了平稳物价、改进漕运、整顿盐法三大策略，统筹策划，标本兼治，整顿财政，并进而改革税制，充分体现了其体国忠忱，发挥了理财智慧，而且收到显著的成效，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以下从三方面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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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财以养民为先的思想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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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即已注意到财政和经济的关系，认识到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财政才能充足的思想。著名的如《论语》中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6)荀况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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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凛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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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上下俱富，方是“国计”之极致，这是历代理财家，极力想达到的理想境界。刘晏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的财政思想，“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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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由于中国封建财政是以对劳动人民的搜刮为特征的，所以其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主导方面是耗蚀、侵害和破坏，两者经常地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对于封建财政与经济的这种矛盾关系，以前的思想家多有所觉察。所以提出要求限制封建财政对经济发展的这种消极作用，即一方面主张“节其流”，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反对竭泽而渔；一方面主张“开其源”，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如有若、孟子提出的使百姓足的办法是轻徭薄赋，“什一而税”，“弛关泽之禁”；荀况认为实现“裕民”的措施在于“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19)都把限制财政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处理经济和财政关系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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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财政思想比前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并不把财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在其“养民理财”思想指导下，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不仅继承了儒家的理财思想，同时也吸取了法家的轻重散敛之术。不过刘晏与法家不同的是，并非运用这些理财之术，处心积虑地为满足国家财政需要而巧剥民财，而是利用财政需要的契机，使之成为统筹全局，救贫振乏，扶助生产、活跃流通的积极手段，运用一系列财经政策及理财之术，达到了发展经济、培养财源，富其国而不劳其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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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理财养民”思想的形成，是当时客观经济情势的产物。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人口锐减，藩镇割据，是唐朝国家财政枯竭的直接原因。所以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而要使户口滋多，必须先使社会恢复生机，使人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即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生活富裕了，人口自然就会增加，财源自然就会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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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扶助生产，就必须了解和掌握全国的生产状况。因此，刘晏十分重视收集解各地的经济动态。在各主要城市设立巡院，负责管理粮食和其他商品市场。各巡院必须随时把当地“雨雪丰歉之状”(20)，“货殖低昂及它利害”(21)等情况，按旬、按月迅速上报，使各地的实际情况尽快地传递到刘晏手里。由于建立了这种严密高效的经济联络组织，因而对全国的生产及流通情况了如指掌，达到“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曾逾时。”(22)而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23)不惟用纾民困，且以流通有无，以丰补歉，活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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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不仅重视调查了解情况，而且还要对情报进行分析剖断，“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以他能在掌握全局的情况下，对各地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做出准确的预测，事先确定统筹解决的预案。例如“每州县荒歉有端，则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24)“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25)这样就可以预防或减轻灾害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失，不惟百姓不致流离失所，财政收入亦不因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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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家防备凶歉进行放贷蠲救的储备，以及对经济发展进行财政调节时，能有雄厚的物质储备以资调度，刘晏恢复了被安史之乱所破坏的各州常平仓、他根据各地的情况，“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未尝储三百万斛。”然后运用常平仓的储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权万货低昂，使天下无甚贵甚贱而物（价）常平。”这样，就可以保证农民有从事生产的正常条件。在救灾工作中，刘晏仍然坚持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反对采用向灾区直接发放救济粮的做法，认为“灾沴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灾区虽然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业仍可进行，国家用“以粮易货”的办法交换灾区的农副产品，这样既可以使灾民得到粮食，又可以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同时还可以促进灾区各项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此即所谓“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因而招致“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对此，刘晏之故吏陈谏表述其观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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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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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惠民的作法，符合孔子“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思想，既避免了赈穷则国困，国困则复重敛的恶性循环，又避免了官吏贪污和分配不公现象的发生。刘晏将国家财政随时与不同情况下的生产活动关联起来，着眼于促进生产，互通有无以养民，则又是孔子“惠而不费”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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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不仅注意以财政促进生产，而且注意活跃商业流通以养民。其所以建议恢复漕运，就是希图通过漕运的流通以繁荣经济，增殖户口。认为当时“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神圣光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27)通过活跃流通以繁荣经济、增殖人口，是刘晏积极办理漕运的一个重要目的。漕运开通以后，随时注意关中和东南生产和需求情况，以组织粮食和物资的调运。当关中粮食丰收，长安漕米需求不如往常迫切时，就以部分租赋和盐利，在东南采购土特产品，用船运至汴州和关中各地。减运粮食，增运“轻货”，运费可以节省，而东南手工业品的销路也得以扩大，对生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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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以“养民为先”的思想，还体现在对人民劳动的尊重上面。在进行漕运和盐法的改革中，所采用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无不以货币计量给予偿付。改变了官府与人民的关系，将政府无偿征派徭役的传统作法，改为雇佣招募的方式。征派徭役是封建国家通过超经济剥削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这种强制性的徭役劳动，是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所以，在过去漕运中征调的民伕，由于“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28)漕运成了一件“人以为苦”的差事。由于使用这种无偿的强制劳动，不可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当然也谈不上效率和质量的问题。南船驶至洛阳，需八九个月时间，损耗率超过20％，运费高于粮食本身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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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雇佣劳动则不同，人民向国家提供劳务，可以从政府取得佣钱作为报酬，对漕运做出重大贡献者，还将“授优劳，官其人”，这样就充分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自刘晏采用这种有偿的雇佣劳动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漕运速度加快，自扬州向京师运盐，只用四十天时间，“人以为神”。而且质量好，“无升斗沉覆者”。只此一项，每年为国家财政节省几十万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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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漕运如此，在其他各项事业中，刘晏也广泛地利用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如于扬子县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有人说造船成本实不及一半，虚费太多。刘晏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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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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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计者不惜小费，自是千古名言。可贵的是刘晏认识到劳动的价值，造船不仅是成本而已，倘不能使各方面执事人员（包括设计管理）“私用无窘”，则官船能不能保证质量，则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犹可，若复减，则不能用，船场既隳，国计亦圮矣”刘晏的话不幸而言中，五十年后但会敛财的理财官员，果然减半造船，又“令（造船）商人纳榷（专卖税），所送物料，皆计折纳，勘定每船板钉、灰、油、炭多少而给之”。锱铢必较，结果，“物无剩长，十家船场即时委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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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刘晏所建的情报网络中，为了保证消息传递迅捷，使用重价招募“疾足”，用以代替过去指派富户负责驿传的“捉驿”的办法。“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由于雇佣来的“疾足”所给报酬优厚，所以传递消息非常及时：“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至于官炉铸钱，及官府所需物品，也一概设厂雇工制造。由徭役劳动到雇佣劳动的转化，是历史的一项巨大进步。刘晏在封建国家的财政工作中，广泛推行雇佣劳动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促进劳动力买卖关系的推广和发展，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说明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的思想，具有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历史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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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晏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认识指导下，坚持“以养民为先”的理财原则，采取统筹兼顾的积极措施，采用雇佣之法，以代替强派徭役之苦；斥资千贯而造一船，扶持制造业的发展。变原来只为“利归于上”的轻重散敛之术，为整个经济战略服务，利用财政为杠杆，调节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活跃了流通、培养了税源，开源节流的方法层出不穷，故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税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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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论赞曰：“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挐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32)自古操生民之大权者，只在食货两项，御之以其道，则谓之仁政；突破常规地变通，亦足以称霸一时，惟在于取予是否得当；刘晏借鉴汉代常平均输法，斡旋山海之利，疏通商贾之业，随物价之高低，运用轻重散敛之术，赢得可观的财政收入，而非采用强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方法，以解决财政所需，敛不及民而国用足。刘晏对唐朝中兴所作的贡献，岂仅在财政而已，更重要的是对民心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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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经营的刘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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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的工商经营，大体分为两种模式：官营与民营。但是自汉至唐，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商业，还是完全由政府垄断。至唐代中期，经刘晏改革，始由官府和私人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工商经营模式。陈新岗将之称为“刘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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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时桑弘羊“官山海”，“榷盐铁”之后，历朝皆把重大工商业纳入官营轨道，通过控制生产资源和营销渠道，达到“利归于上”，利益独占的目的；在此种情势下，民间工商几无任何发展空间。史称：“食湖池，管山海，刍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33)汉儒因之发出“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34)的呼吁。然而历朝政府为满足军国开支，是不会轻易放弃工商官营这一财经政策的。只有在以儒治著称的贞观年间，“弛山泽之禁”，“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实行过完全的自由经济。但是这种局面因安史之乱而被彻底打破，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和财政支出，统治者不得不控制利源，敲剥民财，以满足用度。当然这只能是饮鸩止渴每况愈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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