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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599 刘晏惠民的作法，符合孔子“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思想，既避免了赈穷则国困，国困则复重敛的恶性循环，又避免了官吏贪污和分配不公现象的发生。刘晏将国家财政随时与不同情况下的生产活动关联起来，着眼于促进生产，互通有无以养民，则又是孔子“惠而不费”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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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01 刘晏不仅注意以财政促进生产，而且注意活跃商业流通以养民。其所以建议恢复漕运，就是希图通过漕运的流通以繁荣经济，增殖户口。认为当时“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神圣光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27)通过活跃流通以繁荣经济、增殖人口，是刘晏积极办理漕运的一个重要目的。漕运开通以后，随时注意关中和东南生产和需求情况，以组织粮食和物资的调运。当关中粮食丰收，长安漕米需求不如往常迫切时，就以部分租赋和盐利，在东南采购土特产品，用船运至汴州和关中各地。减运粮食，增运“轻货”，运费可以节省，而东南手工业品的销路也得以扩大，对生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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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03 刘晏以“养民为先”的思想，还体现在对人民劳动的尊重上面。在进行漕运和盐法的改革中，所采用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无不以货币计量给予偿付。改变了官府与人民的关系，将政府无偿征派徭役的传统作法，改为雇佣招募的方式。征派徭役是封建国家通过超经济剥削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这种强制性的徭役劳动，是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所以，在过去漕运中征调的民伕，由于“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28)漕运成了一件“人以为苦”的差事。由于使用这种无偿的强制劳动，不可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当然也谈不上效率和质量的问题。南船驶至洛阳，需八九个月时间，损耗率超过20％，运费高于粮食本身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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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05 相反，雇佣劳动则不同，人民向国家提供劳务，可以从政府取得佣钱作为报酬，对漕运做出重大贡献者，还将“授优劳，官其人”，这样就充分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自刘晏采用这种有偿的雇佣劳动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漕运速度加快，自扬州向京师运盐，只用四十天时间，“人以为神”。而且质量好，“无升斗沉覆者”。只此一项，每年为国家财政节省几十万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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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07 不仅漕运如此，在其他各项事业中，刘晏也广泛地利用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如于扬子县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有人说造船成本实不及一半，虚费太多。刘晏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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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09 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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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11 论大计者不惜小费，自是千古名言。可贵的是刘晏认识到劳动的价值，造船不仅是成本而已，倘不能使各方面执事人员（包括设计管理）“私用无窘”，则官船能不能保证质量，则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犹可，若复减，则不能用，船场既隳，国计亦圮矣”刘晏的话不幸而言中，五十年后但会敛财的理财官员，果然减半造船，又“令（造船）商人纳榷（专卖税），所送物料，皆计折纳，勘定每船板钉、灰、油、炭多少而给之”。锱铢必较，结果，“物无剩长，十家船场即时委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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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13 前述刘晏所建的情报网络中，为了保证消息传递迅捷，使用重价招募“疾足”，用以代替过去指派富户负责驿传的“捉驿”的办法。“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由于雇佣来的“疾足”所给报酬优厚，所以传递消息非常及时：“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至于官炉铸钱，及官府所需物品，也一概设厂雇工制造。由徭役劳动到雇佣劳动的转化，是历史的一项巨大进步。刘晏在封建国家的财政工作中，广泛推行雇佣劳动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促进劳动力买卖关系的推广和发展，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说明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的思想，具有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历史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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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15 由于刘晏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认识指导下，坚持“以养民为先”的理财原则，采取统筹兼顾的积极措施，采用雇佣之法，以代替强派徭役之苦；斥资千贯而造一船，扶持制造业的发展。变原来只为“利归于上”的轻重散敛之术，为整个经济战略服务，利用财政为杠杆，调节资源配置，促进了生产、活跃了流通、培养了税源，开源节流的方法层出不穷，故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税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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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17 《新唐书》论赞曰：“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挐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32)自古操生民之大权者，只在食货两项，御之以其道，则谓之仁政；突破常规地变通，亦足以称霸一时，惟在于取予是否得当；刘晏借鉴汉代常平均输法，斡旋山海之利，疏通商贾之业，随物价之高低，运用轻重散敛之术，赢得可观的财政收入，而非采用强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方法，以解决财政所需，敛不及民而国用足。刘晏对唐朝中兴所作的贡献，岂仅在财政而已，更重要的是对民心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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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19 （二）工商经营的刘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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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21 中国历代的工商经营，大体分为两种模式：官营与民营。但是自汉至唐，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商业，还是完全由政府垄断。至唐代中期，经刘晏改革，始由官府和私人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工商经营模式。陈新岗将之称为“刘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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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23 自从汉武帝时桑弘羊“官山海”，“榷盐铁”之后，历朝皆把重大工商业纳入官营轨道，通过控制生产资源和营销渠道，达到“利归于上”，利益独占的目的；在此种情势下，民间工商几无任何发展空间。史称：“食湖池，管山海，刍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33)汉儒因之发出“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34)的呼吁。然而历朝政府为满足军国开支，是不会轻易放弃工商官营这一财经政策的。只有在以儒治著称的贞观年间，“弛山泽之禁”，“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实行过完全的自由经济。但是这种局面因安史之乱而被彻底打破，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和财政支出，统治者不得不控制利源，敲剥民财，以满足用度。当然这只能是饮鸩止渴每况愈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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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25 官营工商业由于垄断而排斥市场竞争，社会经济因之失去活力。其结果则是经济萎缩，财政收入亦必将随之下降。而且官营资本的效率低下，质量恶劣，也是举世闻名的弊端。但是在安史乱后，肃宗意欲解决军国用度，舍此别无他途。当时的财政危机已经濒临崩溃，即使将盐铁尽数收归国有，人员与资金的匮乏，一时亦难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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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27 唐朝玄宗开元初年，因国用不足，朝臣开始言盐铁之利。河中尹姜师度整治山西安邑盐池，“公私大收其利”。这是唐代注意课征盐利的开始。安史乱后，由于军国费用大增，国家开始大量获取盐利，以弥补财政收人之不足。《新唐书·食货志》对此有较详的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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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29 改变唐初盐产自由买卖制度，实行官收、官卖，严禁盗煮与私市。实行垄断食盐体制，财政收人增加。但官营弊端很快暴露出来。除大幅提价增加人民负担之外，官营官销，到处设置销盐机构，盐吏冗多，开支浩繁；经营不善以及中饱私囊等现象层出不穷。官盐运输要向民间征集工具，强派劳役，辗转千里，使农民旷时废业；山川阻隔，供应难于普及，并且不赊欠、不换购，农民缺少现钱，则只好淡食；然而一旦食盐积压不售，就硬性摊派，强迫认购。财政困难尚未解决，又将激起民愤。时代危机在呼唤新盐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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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31 刘晏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刘晏改革的基本方略，就是以官产商销替代官产官销，在盐业经营中引入商业机制。在食盐产地，将所收官盐高价批发给盐商运销，所谓“收盐户所煮之盐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复置官”。官府只把握生产与总批发，将销售权充分地让渡于商人。不仅节省了由国家承付的运销成本，也使官盐的销售范围得以扩大。刘晏又于“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不数年间，唐朝的盐利就激增到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在盐法改革中，刘晏为了保证国家盐利收入，实现对商人的有效控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采取恤商政策，取消苛捐杂税，简化盐税的征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允许商人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可以纳绢代购，“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开放盐价，零售价格由盐商自行定夺，“粜盐商，纵其所之”。另一方面，采取一些预防和控制措施：严查禁绝不法行商与私盐，维护国家和合法盐商的丰额收入；整顿盐政管理机构，因为“盐吏多则州县扰”，除盐业产储之地外，一律不设盐政机构；刘晏所设立的盐政机构，不止是征收盐税。像扶助农业生产一样，须对十几处盐场的生产积极予以督促、检查、技术指导和改进生产工具。“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叹旱则土馏坟，乃随时为令，遣使晓导，倍于劝农。”(36)以保证食盐生产的质量，避免造成损失。并且按照常平粮仓的模式，建立了常平盐系统，用以调节物价，接济民需。通过食盐储备，实现宏观调控。在商人运送不到的边远地区，设立常平盐仓，以调剂供求矛盾，保证百姓的需要。不仅“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而且“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37)通过这些措施，国家既可以获取极大收益，又可避免对盐业经营的失控。刘晏在改革中，采取官营与民营相结合的方式变直接专卖制为官产商销的间接专卖制，寓税于价，做到了“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贵”。“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络，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傣皆仰给焉。”(38)在这一体制下，官府和商人以至百姓都是榷盐的受益者。国家榷利以获得税收，商人运销以获得厚利，百姓则以较为低廉价格获得生活必须的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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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33 因为税收既已寓于盐价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国家榷利的直接交纳者是商人，但实际上每个百姓都是纳税人。正如韩愈所云：“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39)尽管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要分取部分利润，但为了加快专卖商品的流通。官商分工合作的经营模式，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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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35 此外，刘晏在原来榷铁、榷茶等国家专卖项目中，也引进了类似的经营模式，并不仅限于盐政而已。但亦有反其道而行之者，真是应变无穷，唯以养民理财为鹄的。如在漕运改革中也实行了官商合作的类似改革，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不过，是收回过去委托民间“船头”督运的权利，改为政府自办运输。劳力也由征役改为招雇，采取给付酬劳的方式，废除行之已久的强行征派及无偿劳役。刘晏又与工商合作，改革运输方式，以盐利厚给其值，在扬州建造适合不同水域的坚船，以便分段运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虽然增加数处运积地点，但是减少了粮船倾覆及停贮待运的损失。采取袋装囊米的方式舟运，降低了运费与损耗。“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40)刘晏借助民间资本力量解决漕运难题，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利用航运商的技术和管理，代替腐败无能的官吏，消除了漕运的种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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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37 刘晏不仅在盐政中利用私商，而且在常平仓粮的调剂中，也把以粮易物的贸易活动交给私商经营。国家从常平仓中“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沾逮就是分润的意思；还有“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41)。这些都须利用行商来完成。史称其“不发丁男，不劳郡国，盖自古未之有也”(42)。说明其经营模式，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客观实际，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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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39 从西汉以来，国家经营、垄断工商业的目的在于抑商，贱视商人，夺商贾之利。而刘晏则在国家经营的工商事业中重视商人，利用商人，依靠商人。由打击商人转而利用商人，用以改善国家的财政经济，这是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是社会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商人势力愈加壮大的反映。刘晏的重商政策，既促进了封建社会中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对自然经济起到瓦解的作用。很显然，这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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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41 刘晏榷盐新制是唐代盐政史中最为成功的、最具成效的改革。其取得巨大成效的原因，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可为现实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胡寄窗强调，在封建中国的财政史上，刘晏是以往秉政的儒者中，特别强调以一般商业经营原则处理国家财政的惟一思想家，因而他的财政措施对人民的干扰较小。刘玉峰也认为，新法的高明之处是在食盐的零售上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商人和商业机制，从而使其更加灵活和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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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43 （三）刘晏与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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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45 刘晏理财所处的李唐时代，是一个亟需实行变革的时代，安史之乱的冲击，使李唐王朝的一切制度弊端都暴露无遗，曾给大唐带来富强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在推行百年之后，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大量逃亡，户籍混乱。“唐初，赋敛之法为租、庸、调，有亩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末年，板籍浸坏，多非其实。”(43)至德以后，赋税繁多，无复常准。百姓旬输月送，不胜困弊。“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44)因此，以计丁征课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藩镇割据，专霸一方，已使国家的税收严重萎缩，而平叛战争的需要，又使军国用度有增无已，国家财政因之陷入崩溃的边缘。史称肃、代之际，“官厨无兼时之积”(45)；“太仓空虚，雀鼠犹饿”(46)。百官的俸禄也不能正常开支。唐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千方百计筹措办法，另立多种税目，强行勒索，以至“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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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647 为了摆脱困境，唐政府一直在实行税法改革，由于华北已非朝廷所有，遂决定于江淮以南试行新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刘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代宗七月的诏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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