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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理财的指导思想是“以养民为先”，原则是“富其国而不劳于民”，措施是在旧秩序中进行整顿，而不主张直接加赋或苛税于民。唐王朝在大历四年确立的夏秋田亩两税制，与其一贯的主张与作法吻合。在刘晏执掌财政期间，朝廷颁发一系列减免税赋的新税则。大历四年，前后五个月，连发三道敕文，夏秋两税一减再减，总量几乎过半，可见用心之慎重和细密。通观这三篇敕文，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敕称“令在必行，用明大信”(54)，说明朝廷具有改革税制的决心；第二，重新规定每亩税额，比以往有所减轻，成为两税法中亩税的蓝本；第三，按土地质量和产量分等收税，使负担更为合理；第四，亩税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实已奠定两税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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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永平军节度使、滑州刺史令狐彰临终手疏辞表，举能自代。他认为刘晏“知识忠贞，堪委大事”(55)，奏请代宗让吏部尚书刘晏代替自己充任永平军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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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刘晏在朝中威信之高。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藩镇反叛，“河南节帅所据，多不奉法令，征赋也随之。州县虽益减，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其能”(56)。而杨炎在两税法奏疏文中，说“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朝纲大坏”(57)，则显然不符合事实，对于刘晏来说，则无异污蔑。杨炎对于刘晏掌管的度支、转运二使的全盘否定，明显带有挟私报复的强烈偏见。尽管如此，仍须承认杨炎的“两税法”是唐王朝财政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但刘晏在大历年间所进行的财税整顿，“两税法”已经呼之欲出，也是不争的事实。杨炎初上两税法，朝端“属望贤相”，但其后的作为无不令人失望，以致被卢杞构陷致死。卢杞固然是大奸慝，但其与卢杞的矛盾，没有一件关乎军国大计，全是小人意气之争。所以《新唐书传论》说其咎由自取，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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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刘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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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察诸道之丰凶，丰则贵，凶则贱粜，使自有余息以供国，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其所取盈者，奸商豪民之居赢，与墨吏之妄滥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晏死两年，而括富商、增税钱、减陌钱、税间架，重剥余民之政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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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掌管财政以来，力挽狂澜，恢复漕运，改革盐法，稳定币值，惠及工商，首要任务是解决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但刘晏理政，富国裕民，素以谋及长远著称，立事则从根本上着手，“富其国而不劳于民”(59)，“敛不及民而用度足”(60)，故其法足可行于世而垂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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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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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絜矩之道——陆贽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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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贽的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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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人。父侃，溧阳令。贽少孤，特立不群，颇勤儒学。大历六年，年十八登进士第，次年又以博学宏词登科，授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秩满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见。镒与语三日，甚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61)可见其立身之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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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德宗即位，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行州县。贽说使者曰：“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指疲困百姓），五要简官事。”六个方面全是关乎施政理民的实学实务。其中五术指从五方面考察各地的民情风尚；八计是对政绩的考察；具体内容是：“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谓安抚体恤百姓），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冒，贪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是指从三方面发现人才：“茂异，贤良，干蛊（敢于担当，勇于主事的能力）。”四赋是指完成国家赋税正确作法：“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则是：“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使人困惑无措的律法），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一介位处下吏的县令，若非以天下为己任，孰能言此？指点政要，切中肯綮，故而“时皆韪其言”。陆贽亦因此于建中元年迁官监察御史。德宗久闻其名，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再转考功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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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制，官与职往往是分离的，如员外郎、郎中是官阶，翰林学士只是兼职的散官，其品秩之高低取决于本官，而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却由兼职决定。比如，三省长官是当然的宰相，但各部尚书或侍郎亦可兼任，谓之同平章事。品秩俸禄悉依本官，而职责却是参预枢密。翰林院游离于三省之外，直属皇帝管理，谓之“内署”，学士自然成为近臣。玄宗时只是与皇帝唱和文章，批答表疏而已；肃宗时始掌诏书，举凡白麻所书之立后建储、命将出师，任免宰相，皆出于斯，是以威权日重；德宗贞元之政，机要多参决于内署，而学士因有“内相”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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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为人忠诚，既于翰林院就职，得以接近君主，感念知遇之恩，思有以报效，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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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将安出，陆贽进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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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饷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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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朝廷的精兵，全部集中去讨伐较缓的叛镇，对官军而言，“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对叛镇而言，“急则合力，退则背憎”。所以，应该急调李芃回军援洛，派李怀光军驰救襄城。此制缓应急之策也；然后又全面提出一“端本整棼之术”，提请德宗，废除京畿一带榷酒、抽贯、贷商等苛捐杂税，以收民心；调还神策六军及将家子弟，守备京师，以应万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辈乘间窃发，攻掠京师。可谓洞晓军机，克敌自全之策，可惜“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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