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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泚叛变，长安失陷，陆贽从狩奉天，机务繁忙，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书诏日数百，皆经贽手，初若不经思，而皆周密详尽，人人可晓。口授指划，致使“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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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仓卒变故，德宗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乃上书分析京师失守的直接原因，大略有二：这次平叛战争，由于“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以致吏民皆不堪命，此其一；“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而陛下悉令东征，致使京师边备空虚，此其二。继而分析德宗政策失误和群臣的责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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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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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凶卒犯阙，竟然“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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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批评德宗的天命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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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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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认为“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乱而能治也”。因鼓励并劝谏德宗说：“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只要能够“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事无不济。可见所谓天命即是人事，“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约之于心”，即是格君心之非。革欲去非，则又“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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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是一位意欲有为的君主，然每自恃聪明，性好猜疑。陆贽劝德宗：推至诚于天下，“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德宗反谓：“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62)针对德宗这种拒谏诿过的心理，陆贽开导极谏之曰：“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心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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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劝德宗推诚，并进而劝德宗改过，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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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动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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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多贽所为也。(64)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平定朱泚後，改建中五年（784年）为兴元元年，陆贽替德宗所作的《奉天改元大赦制》，亦即所谓“罪己诏”。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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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已济人，不吝改过。朕嗣守丕构，君临万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於将来。肆子小子，获缵鸿业，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天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上辱於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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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群臣劝其更上徽号一事，诏制一则曰“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二则曰“昨因内省，良用矍然”。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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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是用兴，岂可更徇群情苟膺虚美，重余不德，祗益怀惭。自今以後，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称圣神文武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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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切地深致自责之后，一再表示改元之后，“与人（民）更始”，既往责任全在朕躬，“朕抚驭乖方，信诚靡著，致令疑惧，不自保安。兵兴累年，海内骚扰，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因而除朱泚之外，包括泚弟朱滔在内的诸叛镇也一概赦免，“待之若旧”。对战乱之后的百姓则宣布减免当年的赋税，税间架及榷茶铁之属，亦悉停罢。并表示愿从自我作始，与天下共渡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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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之後，内外耗竭，贬食省用，宜自朕躬。当节乘舆之服御，绝宫室之华饰，率已师俭，为天下先。诸道贡献，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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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替“圣天子”所作的“罪己诏”，确实收到德宗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和良好效果，不惟前线将士人人感奋，诸叛镇如“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66)。权德舆《翰苑集序》在叙述这段史实后说：“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南山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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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奉天蒙难期间，仍是卢杞主政，德宗猜忌之心重，卢杞不惟阿意逢迎，而且利用之以遂其私，巧言误国，不计其极。若非此时陆贽深得德宗信任，得在内署议事，运筹画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救时内相”，则唐之存亡，真不可量。当奉天军情危急之际，附近四州聚集兵马驰援，本有一条安全路线可达，卢杞却以恐惊动先帝陵寝为由，驳回陆贽等人意见，令援军走两面夹山的漠谷，结果遭遇伏击，全军覆没。李怀光解奉天之围，卢杞却不让其陛见，令其迅即解救长安，怀光功高未赏，致令怨望，终至叛变。前此，李晟神策军、并渭北节度史李建辉与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与李怀光皆屯军咸阳，李晟觉察怀光欲叛，惧为其吞并，陆贽乃设计使怀光主动同意李晟移军渭桥，陆贽又料定晟军一撤，李杨二军必为怀光所并，再三请德宗密令二军先做准备，届时以晟军兵弱为由，明诏二军随李晟移军，由于德宗对怀光心存幻想，优柔寡断，未及采纳间，两军已被怀光吞噬，惠元被害，建辉仅以身免。德宗不得不再次南奔梁州。但总算保留下李晟一支生力军，成为嗣后收复长安的主力。说明陆贽不惟有文且多谋，知君知国知兵知人，运筹帷幄，如运诸掌，通过一系列事变考验，德宗对陆贽更加依重。《通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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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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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州期间，陆贽谋划的几件大事，对收复长安具有决定性意义。斯时在长安前线的只有浑瑊与李晟两支兵马，吐蕃援军因受朱泚重贿抢掠而退，德宗颇以兵力不足为虑。陆贽为德宗分析形势，认为反复无常的蕃兵撤退并非坏事，且叛贼气焰亦衰，有瑊、晟之兵马足矣。“但愿陛下慎于抚接，以奋起忠勇之心；勤于砥砺，以昭苏远近之望。中兴大业，旬日可期。”(69)德宗对陆贽的分析，甚感宽慰，自是又欲对浑瑊诸军进行“商量规划，令其进取”。无非遥制将帅，号令自专而已。陆贽因之再上《兴元奏请浑瑊李晟等诸军马自取机便状》，论用兵机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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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于钺，俾专断也。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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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镐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须臾，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自昔帝王之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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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听取了陆贽建议，长安不久收复，朱泚毙命；继而平定河中，怀光自缢。陆贽虑“谄谀希旨之徒，险躁生事之辈，幸凶丑覆亡之会，揣英主削平之心”，建议鼓乘胜之师讨伐淮西。乃上《收河中后请罢兵状》，陈述对时局的看法：勿以为只有淮西李希烈负隅顽抗，归诚效顺的诸镇亦且首鼠两端，顾衅观望，如果再于此时造次用兵，那么此前的《奉天大赦诏》即难于取信天下。各藩镇惧“祸将次及”，势必再度联合抗命，局面将不可收拾。所以此时应乘朱泚、怀光“相次枭殄”之威，示之以惠。“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党，悉无所问；赦淮右僭逆之罪，咸与维新。蠲贷疲氓，休罢战士，符经岁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至于淮西李希烈，此时“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狴牢之虏，不有人祸，则当鬼诛”(71)（意其必生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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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遂命陆贽起草《诛李怀光后原宥河中将吏并招谕淮西诏》，充分肯定李怀光奉天勤王解围之功，宽宥河中胁从叛变将吏，褒奖壮烈死节之士；再次痛切自责，深致贬损，以昭示朝廷息兵罢战的诚意。遂使僭越者无以为辞，观望者其心亦安。河北诸镇相继上表输诚，李希烈不久亦被其部将毒杀，一如陆贽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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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中四年至兴元元年，两年间狂飙迭起，险象环生，卒赖陆贽冷静分析形势，运筹帷幄，挽人心于既散，扶大厦于将倾，终使德宗还于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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