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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嗟乎，神不与善，天丧斯文，笔削才终，哲人其丧。是以取舍三传，或未精研，《春秋》纲例，有所遗略，及赵氏损益，既合《春秋》大义，又与条例相通，诚恐学者卒览难会，随文睹义，谓有二端，遂乃纂于经文之下，则昭然易见。其取舍传文，亦随类刊附，又《春秋》之意，三传所不释者，先生悉于注中言之，示谦让也。淳窃以为既自解经，理当为传，遂申己见，各附于经，则《春秋》之指，朗然易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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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纂例》、《辨疑》两书是按照啖、赵二人所定义例，加以扩充，重加编著而成。所谓《集传》即是取舍三传旧说，所谓“集注”即指啖赵新说，并陆淳所加注释。《辨疑》则是“摭三家得失，与经戾者，以啖、赵之说订正之”。至于《春秋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其《春秋微旨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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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尼之心，尧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礼经者，斯皆宪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贤智莫能辨，彝训莫能及，则表之圣心，酌乎皇极，是生人以来未有臻斯理也，岂但拨乱反正使乱臣贼子知惧而巳乎！(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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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三传所释，介于疑似之间隐微莫辨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这部书为陆淳自撰。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本。啖赵之学卒赖陆淳之书而光大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於千载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但又认为陆淳“党王叔文”，“然则其与不通《春秋》之义者，相去无几耳”(187)。斯论大谬，啖赵陆之学，本在通经致用，迨至陆淳躬逢永贞革新，为之思想领袖，欲用《春秋》之义，改革德宗敝政。然权在叔文、执谊，而顺宗病危，机缘万变，谋之不臧，遂至于败。是以宗元叹惜曰：“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门人世儒，是以增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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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春秋》学派的思想特色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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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学派在中唐几乎产生移易一世的作用，而且并不因永贞革新的失败而削弱其学术影响。嗣后更为宋儒所发扬光大，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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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给《春秋》所下的定义是“因史制经，以明王道”，认为《春秋》是孔子的历史哲学，是用以阐明王道政治，为后世创立法制的著作。啖赵陆三儒的新颖学说，因之引起处在危机存亡之际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注意。在永贞诸君子中，吕温（和叔，又字化光）是陆淳的入室弟子，先是尝与其族兄书曰：“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学则学救世化人之学，而《春秋》正是这样一部经典。后竟如志，得游陆氏之门，其曰：“某以弱龄，获谒於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其对《春秋》及师说的评价即是：“正大当之本，清至公之源”；“实欲以至公大当之心，沃明主之心”(188)。后来柳宗元解释说：“当者，大中之道也”。柳宗元则是从吕温处获知《春秋》之道的。其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说：“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吕温），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189)遂认为《春秋》之书虽然久行于世，但是“《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其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言及其与陆淳《春秋》学之因缘曰：先是在“京中于韩（泰）安平处始得《微旨》，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未及讲讨，会先生病，时闻要论，常以易教诲见宠。”(190)陆质卒后，柳宗元又从凌准处尽得陆淳之书，伏而读之，颇得要领。如评陆淳解“纪侯大去其国”义，“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柳宗元虽是永贞诸君子最晚拜识陆淳的一人，但对陆淳思想的领会也最为深刻，所以能对陆淳此条经解给予如此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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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春秋·庄公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之文，三传各有诠释。《左氏传》在叙述纪、齐结怨始末后曰：“纪侯大去其国者，违齐难也”；《公羊传》以“大去”为灭。认为经文是褒贤齐襄公复九世仇，而贬斥纪侯灭国为罪有应得；《榖梁传》则认为大去者，是举国从之而去意，“不言灭而言大去国者，不使小人（齐襄公）加乎君子（纪侯）。《公》、《榖》二传所解虽然相反，但皆未说出其所以然。与《春秋》三传不同，陆质对经文“纪侯大去其国”的解释是：“诸侯去国之美，莫过于纪侯。”(191)“大”是褒崇意，“大去其国”，即是赞扬纪侯的去国精神。陆淳述其闻于师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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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君死社稷，先王之制也。纪侯进不能死难，退不能事齐，失为邦之道矣，春秋不罪其意何也？曰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故尧禅舜，舜禅禹，非贤非德莫敢居之。若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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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纪侯主动放弃君位和封国，既使自己得以保全，也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这是最大的美德，符合尧舜时期“公天下”的思想。从而批判诸侯割据势力为守住君位和封国，互相攻伐，既使自己丧命，也使百姓遭殃，皆是自三代“家天下”始所造成的祸患。陆质舍传求经，借古讽今，既赋予经文以颂扬“公天下”之新意，又斥伐了自三代以来“家天下”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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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柳宗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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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事其师友天水啖助洎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其《春秋》三书），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包罗旁魄，膠轕上下，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为首，以周公为翼，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聪明之士，使陈而明之。故其书出焉，先生为巨儒。(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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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元曾认为：“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194)但是自陆淳表彰师说，《春秋》之言，圣人之道，从而易知易晓；而《春秋》三书，彰明大中之道，揭示为学之方，使知圣人微言大义，在于远追尧舜，效法文武周公，虽千变万化，“不出于正”；喜怒好恶，“不过乎物”的中道。故而堪称“巨儒”。其将《春秋》之道归结为“大中之道”，的确把握了新《春秋》学的特质。宗元又于《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称元藇“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195)。刘禹锡亦有“素王立中区之教，懋建大中”(196)之言。皆足说明《春秋》、“大中之道”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日本学者齋木哲郎认为：“素王”为春秋学之概念，这也表明大中之说也是由春秋学生发出来。今按，大中之说本由《尚书》“洪范九畴”之五的“建用皇极”而来，《孔传》：“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而陆淳正是用“皇极”来表述“大中”思想的，如前引《春秋微旨序》即云：“春秋之文”，“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贤智莫能辨，彝训莫能及，则表之圣心，酌乎皇极”。皇极大中之道遂成为辨识善恶、衡量正邪的尺度。大中之文虽不见于《春秋》经传，但《春秋》经文，乃至三传释经，尤其是新《春秋》学，随时运用并贯穿着大中之道的精神，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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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论《春秋》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197)朱子之论似有未审，圣人与中正之道冥合，或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后之学者，安可不寻其义例而循之乎？义例者何？标准也。何谓乎标准？中正之道也。《春秋》之所以褒，所以贬，所以讥，所以美，必先有一中正标准横亘胸中，尔后据事评判，方可通其变而不失其正，反常礼而能合于权。陆淳所谓“变而得中”(198)者，皆是也。赵匡至谓《春秋》宗旨即是“兴常典也，著权制也”。两者皆以“大中”为标准，应是明确无疑的。至是，而为革新派取为施政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就无足为怪了。新《春秋》学派认为孔子《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二帝三王法”的核心即是“允执厥中”，而且施政的最高目标即是尧舜之治。饶有兴味的是：顺宗的《即位赦文》中亦有“思与群公卿士，方伯连帅，祗若丕训，惟怀永图，内熙庶绩，外宏至化，以弼予理，臻於大中”的致治理想。可见，永贞革新与春秋大义之间的密切关联，绝非偶然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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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及夏商周三代之法的思想基础是“允执厥中”的皇极大中之道，而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递相救弊的所谓“王道”之治。这一点，啖助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其以《春秋》宗旨为“立忠为教，原情为本”的“救世之弊，革礼之薄”说，目的即在于“拨乱反正，归诸王道”，挽救“礼坏乐崩”的乱世，重建王道的社会秩序。所谓“立忠为教”，的“忠道”，其基本含意是忠厚、忠诚、忠信等义项，从夏商周以迄春秋，是从不分阶级上下，尽人皆应遵行的准则。汉代以后，则主要指忠君的思想与行为。啖助据孔子之言，将“寡怨于民”作为其主要内涵，将忠道与“王道”思想联系起来，强调的是统治者对待生民的忠厚之道。而所谓“原情为本”的情，也应该是指人之常情。是说立教立事皆应推原人情，要“以诚断礼”，不要净作逆天违人的事情。例如前揭陆淳对“纪侯大去其国”的解说，批判家天下守位残民之意，即是这一思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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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对王道之治的具体论述，见于陆淳所记啖助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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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困，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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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记赵匡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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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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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民本主义”作为王道思想的内容，告诫统治者：勿蹈剥民以奉私欲的危亡之道。赵匡亦认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200)。啖助更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在“尊王室，正陵僭”的同时，啖助主张可兴“仁义之师”；而赵匡却具有普遍非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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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曰：《春秋》纪兵曷无曲直之辞与？曰：兵者，残杀之道，灭亡之由也，故王者制之。王政既替，诸侯专恣，於是仇党构而战争兴矣。为利为怨，王度灭矣。故《春秋》纪师无曲直之异，一其罪也。不一之，则祸乱之门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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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秋》无义战”，《春秋》经於征伐行为虽有诸多区别，但实质上是没有曲直之别的。因为但凡“用兵，皆‘乱’之大者也。‘次’（驻师曰次）犹不可，况侵、伐乎”(201)。认为战争是社会纷乱至极的表征，首先殃及的是百姓。若评判对错曲直，则自认有理的一方便会以兴师讨罪名义，肆行杀伐；而且容易导致雠仇相报，国无宁日。因此，所有的战争侵伐都不值得鼓励，甚至被侵伐者也必须为战争的兴起背负责任。当然，这只是针对内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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啖、赵、陆的《春秋》学，对大中至正之道的标举，随处表现为通权达变的思想主张。如“反经合道”、“变而得中”等，既肯定事物的发展有其常规，又主张在久行生弊之时，则应使用反常合道的方法予以变革，使反诸正。赵匡论政治改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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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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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认为所有的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有革而上者，有革而下者，要在“察其所革”，则改革之成败、或兴或亡，从而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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