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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憬以易诠易的学风是值得肯定的，其说对纠正玄学易以无说易的弊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其大衍新说，有一不可克服的障碍，即如何解释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问题。李鼎祚批评其曰：“既将八卦阴阳以配五十之数，余其天一地四，无所禀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谈何容易哉！且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即此章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是结大衍之前义也。既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将五合之数，配属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减一以并五，备设六爻之位。蓍卦两兼，终极天地五十五之数也。”既点中崔说之要害，复援郑玄诸说以为证，应该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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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憬还提出与玄学易完全不同的体用论，其注《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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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假令天地，圆盖方轸，为体为器，以万物资始资生，为用为道。动物以形躯为体为器，以灵识为用为道。植物以枝干为器为体，以生性为道为用。(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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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易的本体论是以道为体，而且即体即用，“体用一如”；而崔憬则以具有形质的“器”为体，器的功能为用。这一不具形质的功能，即是“用”亦即是“道”。崔说甚有理致，然其这一质朴的体用论，并不具有哲学的超越性，仍然不能解释天地万象何以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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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憬在唐代王学易占据主流的的学术氛围中，能够独树一帜，弘扬以易解易的新学风，既批判了玄学易以虚无诠易，及其得意忘象说对《系辞》本意的歪曲；又避免了汉易夸大易象、忽略义理的倾向。提出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学术见解，对正确理解《周易》经传，颇多启发。如其释《系辞》“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时，驳韩注孔疏视“中爻”为二五爻说，申明此“中爻”乃中四爻。其说甚当，说明其眼界确实高人一等。然其所创新说往往并不尽合经典原义，也是不争的事实。如近人柯劭忞即云：崔氏“好为新说”，“皆自逞胸意，失之穿凿，非小疵也”(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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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中唐之际，学界兴起“以意说经”的新学风，说明学者已不满以固定成说解经的模式，试图以新的方法与视角重新诠释经典，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易学界的崔憬和侯果等人敢于标新立异，力矫时弊，由专意崇王而向汉易复归，开辟了一代易学研究新风，在易学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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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另一位唐代易学名家是侯果，由于史书失载，其生平亦不甚详。据清人马国翰考证，侯果即侯行果。名果字行果，取《论语》“言必信，行必果”之意，这一判断应该真确无疑。马氏云：“果名于史志无考，惟《唐书·褚无量传》云：‘始，无量与马怀素为侍读，后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亦践其选。’意侯行果即侯果，唐人多以字行，果名而行（果）其字也。”(228)今按，侯行果，新旧《唐书》屡见而不一见。《新唐书·儒学下·本传》云：“行果者，上谷人，历国于司业，侍皇太子读。卒，赠庆王傅。始行果、会真及长乐、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每启篇，先薰盥乃读。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无贤行果云。’”又《康子元传》云：“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玄宗将东之太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裁封禅仪。”(229)从以上记载看，侯行果是玄宗朝集贤书院一位颇受君相器重的学士，官至国子司业，尤精易学，玄宗甚至认为当世易学，无贤于行果者。可见其学在当时已经官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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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易学是典型的象数学派，其易注以郑学为主，而参酌荀虞之学。如柯劭忞所言：“然则果之易学，固渊源于高密，而参以荀、虞卦变者矣。唐之初叶，郑氏易学行于河北，王辅嗣之学盛于江南。侯氏固北方之学者。李鼎祚刊王辅郑，宜乎探摭侯氏之注，至百余事之多也。”(230)柯氏这一判断虽不无小疵，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玄学易至隋即已风靡南北，象数易仅为北朝学术的流风余韵而已，而侯氏实为其硕果仅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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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变说是易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发轫于《易传》，完备于汉魏。以荀、虞为代表的汉代易学家，阐发《易·彖传》卦变之义，创立了体系庞大而完备的卦变体系。此后经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蜀才、伏曼容、卢氏等人修正，克服了其说所暴露出的部分问题。唐代以降，虽然义理之风盛行，但卦变仍然是难以绕开而必须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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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儒成说，卦变说建立在消息卦基础之上，即由乾坤两卦阴阳消长而形成十二消息卦，其余各卦即由此而相次生成。这一生成秩序，展现了自然界阴阳升复的变化规律。如侯果于复卦论节候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此天之运行也。”(231)自然节气的变化，用十二消息卦表示，即表现出乾阳坤阴互为消长的节律。如乾阳长至坤初为复，代表十一月；长至坤二，为临，代表十二月；长至坤三为泰，代表正月；长至坤四为大壮，代表二月；长至坤五为夬，代表三月；长至坤六为乾，代表四月。以此类推，坤阴长至乾初直至上六，则依次为姤（五月）、遁（六月）、否（七月）、观（八月）、剥（九月）、坤（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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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卦变，即指易卦之阴阳爻按照相应爻位进行有规律的互换。如一阴一阳卦卦变之例，侯果注谦《彖》云：“此本剥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通过爻象变化，即阐明了卦爻及其系辞所含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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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侯果注易，还广泛地采纳汉晋易学通用的爻象说，如乘、承、比、应等爻象注易；以及象数易学所独具的爻位、互体、卦主诸说解易。值得注意的是，侯果在使用这些解易方法时，或加以简化，或予以修正，并不照搬套用成说。如易卦原本具有的互体，经汉儒的“极深研几”，发展为象数易的一派分支学说。互体的意义，在于揭示每卦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隐含的内容。为探求其变化规律，而有西汉京房的三爻互体和东汉郑玄的四爻互体说，至虞翻而变本加厉，除三、四爻互体之外，还发明了五画连互和半象互体，互体说于是乎大备。而侯果只取其前两种互体之法，说明侯氏以平易解《易》，于互体取象，没有如汉儒过度深求的倾向。如一般足以名家的易学家一样，侯果也对关于筮法的蓍数，提出自己的研究。此处不拟介绍其演算过程，只介绍其蓍数观。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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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通变化行鬼神，莫近于数，故老聃谓子曰：“汝何求道？”对曰：“吾求诸数。”明数之妙，通于鬼神矣。(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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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通变化行鬼神”者，意谓能够贯通变化之机，运行鬼神不测之功的，莫过于数的演算。而这句话的潜在主语，当然是指人，是说人可以通过数字的运演，洞悉变化之理，达到鬼神不测之妙，而这正是所谓的“道”。所以当老聃问孔子“何以求道”时，对曰：“吾求诸数”。侯果因之论断曰：明于运数之妙，则可以通同于鬼神不测的变化之理矣。可见，所谓鬼神变化之理，也是可以为人所知的。鬼神在这里，也是指不为人显见的神妙变化，含有规律的意思。《系辞》有“极数知来之谓占”的论述，其意无非是说：通过究极数的运演，以预知未来的变化结果，即谓之筮占。侯果的思想与此别无二致，并无神化蓍数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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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象数易学的特色，在能运用象数诠易的同时阐明义理，与其说其学兼取象数与义理两派之长，不如说其已具有超越两者，达到即象以明理，使两者高度统一的学术水准与思想倾向。《周易集解》引其注文数量仅次于崔憬，可以想见鼎祚对其易学的重视及其在当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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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的注易之书已佚。其易注散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儒马国翰据李氏《集解》所引，辑得《周易侯氏注》三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复搜罗宋明众多注易之书所引侯氏注，辑为《侯果易注》一册，收入《黄氏逸书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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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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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祚，新旧《唐书》无传，生卒年不详，生活于盛中唐之际，清人刘毓崧据唐宋以来舆地史志对李鼎祚的生平仕履作有尽可能的考辨。其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