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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61 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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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63 万事万物皆有其象,易象就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卦爻象。事物有其象必有其数,易数则是指天地的生成之数和大衍之数而言,易数与易象往往密不可分。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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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65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按:鬼神亦是莫测意)(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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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67 即是说,阴阳象数是易卦的基石,易卦由阴阳推衍而成,易道亦由象数推衍而出。《系辞传》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只是圣人之道的一项。但是,《易传》在追溯易卦的起源时候,却是将效仿天地法则,用以创物制器以改进人民生活条件和生产活动,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与之相应的第二项目的,才是预测未来的祸福即卜筮。孔子晚而好易,并没有完全否定筮占,只是更为重视易之“德义”而已。孔子将言、动、制器、卜筮四者列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当然都与“德义”相关。“言”指言论,孔子反对“群居终日,言不及义”(219)。则此言者之所尚,即是指卦爻辞所含有的“德义”。而动者是指将有利民举措者,崇尚其变化的法则。德义、变化、制器、占筮,这样的一些精神,在《周易》中,都是首先通过象数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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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69 象数与义理的关系,是历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整个易学史,甚至就是象数与义理的消长史。象数最初的意义,除去制物成器之外,也并不仅仅是义理的依据,也还有其独立的意义;义理也是可以脱离象数,按照逻辑推理而自成体系。象数则可根据自然之象的自身变化规则,以及数字的加减乘除,推导出变化的规律或法则。所以说,象数是比较接近自然科学发展的治易路向。汉代形成的几种成系统的象数解易方法和独立学说,都可以追溯到战国以前的源头,虽然受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未能摆脱天象示警灾异说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希图借助周易象数模型,用以解释或建构自然世界的现象或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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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71 本来经学的基础即是章句之学和诂训之学,义理体现于训释之中;而作为经学的易学,章句诂训之外,还有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的区分。章句训诂主要注释经传文本之意,须要对名物制度进行考证,也涉及简要的义理和基本的象数;但是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则与章句之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主要目的既是用以解易,而更主要的是借助《周易》经传文本,甚至运用诂训的形式,或发挥某项义理精神,或建构某一象数体系,其特征是对易学的深度引伸或开掘利用,虽然也可以加深对易学的理解,但已不限于注释易卦之本义。在历史上,易学之义理、象数两大派系,各又形成三个宗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易之学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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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73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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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75 两派六宗指象数派的卜筮、禨祥、造化;义理派的玄学、儒理、史事。造化与史学派,产生在宋代,而此前的易学也并不乏相关的内容。纪昀等提及的诸学科,如“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化学实验),皆属科学的范围,而且皆“援《易》以为说”,从而建构其理论体系,可见《周易》是上古儒家五经之中惟一一部探讨天人法则,最具科学精神的典籍。钩深及远,极数索象的汉魏象数易学,旨在探讨自然天道,其本身虽然并不就是科学,但其思维方法辨正逻辑,却足以予科学发现以深刻的启示与指导。中世纪最先进的天文历法,即以易数“大衍”命名,而发明者一行,亦将汉易“卦气”说采纳其中。所以对待易学,无论是鄙薄还是神化,都非科学的态度,惟有用《易传》“极深研几”的态度,研究其学,方能在自然科学与社会人生两方面获得新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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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77 由于易本卜筮之书,所以,汉易象数学派,涉及禨祥和占卜,并不奇怪,但这不是其本质属性。这一结合天人感应学说,以阴阳进退、五行生克、奇偶之数、爻象卦气、纳甲星象等说易,并用以占候解释阴阳灾变的象数学派,其目的是解释自然现象,并对自然体系进行摹写,企图构建一个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世界模型。其代表人物孟喜称其易学得自遁世隐士的心传,其学用“分卦值日之法”,“以风雨寒温为候”,引入周易文本之外的干支纪历,在更加明确的时空坐标系统中说易,是具有科学倾向的治易路数。其学说经京房的弘扬光畅而趋于完备。孟京学术虽被儒家正统斥为易外别传,但却对当时及后世的易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荀爽、虞翻大都属于这一治易路向的学问大家,郑玄的易学,更是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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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79 魏晋之际,何晏王弼等玄学易兴起,一扫象数易学的烦琐机械,而侧重以义理解易。玄学重义理的解经模式,侧重人事,以探求《周易》所蕴涵哲学义理为目的,具有抽象而贯通的特点,再度把易学升华为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深刻思想性的理论。推动了易学向更深层次发展,有其重大的学术意义。在玄学易成为学术主流之后,象数易学并未因之灭绝,魏晋时期一批象数易学家如陆绩、干宝等一方面反击玄学易弃象谈理,背离《周易》“观象系辞”的宗旨,使《周易》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为重要的是助长玄谈之风,脱离现实的学风;一方面竭力修正两汉象数易学过于拘泥、烦琐、牵强的弊病,使象数易学续有发展。而且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犹且并行于南北,至隋,在“王注盛行,郑学寝微”的情势下,国子博士何妥独取爻辰说注《易》。唐初,几乎与孔颖达作《周易正义》同时,尚有阴颢、阴弘道父子相承,“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定其长,合七十二篇”,著为《周易新论传疏》十卷,《崇文总目》称其“于《易》有助云”(220),当是指其可以弥补《周易正义》的不足而言。不能确定其所作新论和所辑旧疏,是否针对《正义》的独取王注,但至少说明象数易学之传,代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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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81 唐初,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于易类称:“郑学寝微,今殆绝矣。”四库馆臣亦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皆是指官学而言。实际上,仍有学者传习象数易学,然亦仅是不绝如线而已。汉魏以来的象数易著作,也已很少有传世者,职此之故,盛中唐之际的蜀中学者李鼎祚鉴于孔疏盛行,象数将绝的学术状态,收集汉魏以迄当代四十名家易注汇为《周易集解》一书。少者只取一两条,多者甚达千余节,其余依次不等,可见是经过筛选比较,将最具代表性的注疏观点收进其书,带有明显的学术倾向,非仅是保存文献而已,其中涉及当代的易学家就有两位。因并述之,以见唐儒对易学的全面继承与发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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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83 二、崔憬、侯果的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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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85 崔憬,生平不详,姓字著作俱不见于史传。惟李鼎祚《周易集解》颇引其书,其书述及《孔疏》,知当生活于初盛唐之际,在颖达之后而鼎祚之前,其论易之书名《周易探元》。清代马国翰等人曾对其生平作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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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87 憬说述及孔疏,知为唐人,在孔颖达后,又鼎祚云:“案崔氏探元,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知《探元》为其书名,兹据题焉。《集解》于憬论有所驳斥而采取独多。盖其人不墨守辅嗣之注,而于荀、虞、马、郑之学,有所窥见,故术遗象者,援据为言,第不知唐志何以佚之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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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89 崔憬之学,兼重象数义理,不墨守一家,复因其易注颇多创见,被鼎祚“称为新义”,在《周易集解》中,引其易注多达二百余节,仅次于汉易大家虞翻和荀爽的易注,在《集解》引文中,位列第三。从李鼎祚对其易注的推崇重视程度,可见其学术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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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91 崔憬的易学观是与玄学易相对立的,与王弼的尽扫象数相反,认为易象乃是《周易》立学之根本,易卦是效法天地自然,并对自然万物形象及物性的忠实摹写。因此,《周易》的精蕴全在于通过象数方能得以体现。如注《系辞》“易者象也”云:“言易者象于万物,象者形象之象也。”注“《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句云:“言《易》之为书,明三才广无不被,大无不包,悉备有万物之象者也。”注“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云:“此重明易之缊,更引易象及辞以释之。言伏羲见天下之深赜,即易之缊者也。”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其德行”云:“言伏羲成六十四卦,不有言述,而以卦象明之。”又注“圣人立象以尽意”一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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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93 言伏羲仰观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尽其意。设卦谓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之情伪尽在其中矣。文王作卦爻之辞,以系伏羲立卦之象,象既尽意,故辞亦尽言也。(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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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95 崔憬对《周易》起源、卦象的作用及与言意的关系做出进一步论述。《易经》初期,只有伏羲卦象,尔后文王据其爻象卦意系以卦爻之辞,卦爻立象之初,即已同时表明其意含,而文王的言辞,对卦爻辞含意的表述也已无余蕴。即其所谓“象既尽意,故辞亦尽言”。反之,欲明所言之意,亦可“更引易象及辞释之”。正因为意、象、言、辞的高度统一,故而可以转相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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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197 这是与王弼“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223)针锋相对的观点。王弼“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说,甚为辨捷,从这段论述是找不出矛盾的,其误在于立论的倒因为果。本来“得意”之后,可以“忘象”、“忘言”,可是王弼却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言、象即已忘矣,则意何从而得?王弼“扫象”,不仅歪曲《系辞》本意,也违背了逻辑规范。崔憬的诠释明显是针对王弼失误所作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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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200 崔憬易注,虽于汉易诸说,如十二消息卦、卦气说等,多所资取,然其更注重运用易卦符号本有的卦爻象诠《易》;并采用《易传》本有的解《易》方法,如“比”、“乘”、“应”、“承”、“中”、“得位”、“失位”等象数原则注《易》。崔氏易注中,不同于汉易的所谓“新义”,反而多出于此。虽然如此,但并未完全拘泥于象与辞的刻板对应,而是随机而发,既不拘泥于象数,亦未忘乎义理。如注升·六四《象》云:“为顺之初,在升当位,近比于五,乘刚于三,宜以进德,不可修守。此象太王为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以其用通,避于狄难,顺于时事,故‘吉无咎’。”(224)此即先取爻象,再引史实而释其辞,而义理自见。虽然重象,但亦兼顾义理,既继承了汉晋易学的优点,又避免了其走向极端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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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202 《易·系辞》“大衍之数”,历来是易学研究的焦点,而崔憬提出不同于诸家的新说。崔氏承认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的内在联系,然其却不本于《系辞》,而以《说卦》为据,其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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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204 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既言“蓍数”,则是说“大衍之数”也。明倚数之法,当“参天两地”。参天者,谓从三始,顺数而至五七九,不取一也。两地者,谓从二起,逆数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此因天地之数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数也。艮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巽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八卦之数,总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不取天数一地数四者,此数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焉。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且天地各得其数,以守其位,故太一亦为一数而守其位也。(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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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206 按《系辞传》的说法,十个天地自然数之和,本为五十有五;而经崔憬按《说卦传》解释,十数与八经卦相配,必然遗落两个。因“其天一、地四之数无卦可配”,“为大衍之数所不管”,“故虚而不用”。如此,则所取天地之数,正好符合“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是因为“卦方象地,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卦有六十四卦”。而“蓍圆象天,法长阳七七之数,故蓍用四十九策”。而其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其说甚有理致,对大衍之数的由来,做出全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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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2208 崔憬接着又对王弼、孔颖达、及颖达所引顾欢诸说提出批评,说王弼“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即易之太极也”。未释天地之数五十之所从来,“则是亿度而言,非有实据”。又以法象太极之一非数,“义则未允”。对孔颖达的“虚无”说和顾欢的“神不可知”说,也给予否定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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