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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训小过卦象辞，虞翻的训解是：“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小过的离象，是由晋卦变而来，“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又据《说卦》“离为雉”，所以“离为飞鸟”。小过内卦为震，《说卦》“震善鸣”，故“震为音”。虞翻的训解须据京房八宫卦说来引申推导，迂回曲折，方可引导出卦辞、爻辞所列的物象。并谓“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而鼎祚于其《彖辞》下，复引“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象，故曰‘飞鸟’。”恰是虞翻所谓的“俗说”。但宋衷说理据翔实，简洁明了，符合易简的要求；而虞氏所解则迂曲难通，有穿凿之嫌。是李鼎祚有意使两解并存，保持原貌，以待知者。后朱熹《周易本义》即采用宋说：“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遂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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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序卦传》是讲解六十四卦卦序之所以然，从而揭示《周易》卦序所蕴含的深刻内涵，阐明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定意义，是对《周易》卦象的一种最早的诠释。每一卦所在位置的先后，各有其因，是读易首应掌握的知识。鼎祚因之将其分解，分置于经文各卦之前，复列全篇于后，另外予以诠释。这样的编纂体例，无疑有助于理解《易经》的整体性布局和系统性之贯通。宋儒程颐对此十分赞赏，其《伊川易传》即沿用此一方法编纂。俞琰《读易举要》云：“崇政殿说书伊川先生河南程颐正叔撰《易传》，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盖李鼎祚《集解》亦然。”(245)嗣后的注易之书，亦皆承袭不改，遂成定式，而鼎祚实居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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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祚的易哲学思想集中地反映在其所作《周易集解序》中，其世界观属于元气生成论，而且具有明显的道气一元论倾向，其论世界与易卦的形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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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絪缊，三才成象；神功浃洽，八索成形。在天则日月运行，润之以风雨；在地则山泽通气，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诸身，四支百体合其度；远取诸物，森罗万象备其工。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仁者见之以为仁，知者见之以为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斯乃显诸仁而藏诸用，神无方而易无体，巍巍荡荡，难可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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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才，及夫日月风雷，四肢百骸，森罗万象，莫不由元气之阴阳交融而生成。这与《易·繫辞》：“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思想一脉相承。同时认为天地元气的这种神妙功能，是普遍溉及万物万事的，八卦（由八索代指）亦因之而形成。而这种阴阳不测的神妙变化，即是所谓的道或规律。与天地万物同时存在，贯穿于任何事物之中。人们随时都在应用而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此即所谓的“藏诸用”；惟仁、智者知道取法其宽厚之德及变化之妙，以成就其仁与智的品行，此即所谓的“显诸仁”；因此而有鲜明照耀于世的君子之德。因为天地间的神妙变化是没有方所没有止境的，所以作为宇宙代数学的易卦，（或模拟天地间万变万化的易），也是“惟变所适”（与神妙的变化相适应），并没有固定的形体，因之也是不可执著不变的。正是因为易道的无所不在，博大精深，故而很难一言以尽，给其一个简单的说明。（有之，则“易”也。）在这里，鼎祚是将元气阴阳交融之功能和天地阴阳变化之道，看作同时发生而分别表述的一回事，所以我们称其易学观为道气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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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文中，鼎祚引用大量《易传》原文，阐释易卦象数与易道义理的形成及其作用。看似简单地引述，实则匠心独运，简约明晰地阐论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即言宣德义、行崇变化、象以制器、占而决策四大功能。引导人们“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选择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成天下之亹亹（勤勉不倦地成就天下之事业）”，表明其易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周易》的道理对社会人生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鼎祚续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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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扬皇華，嗑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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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易学是衡量三教得失的权舆，开启九流奥秘的锁钥，这确实是针对唐代社会文化的现实，而提出的新观点。唐代的开国君主虽然制定了儒学为主，三教并举的文化宗教政策，可是后世君主仍然会迷惑于三教的主次关系，各种诬世罔民的学说也乘间而起，思想的混乱终于导致社会的动乱。其源盖即缺乏一衡量得失、判断是非的尺度和方法，而这一标准和方法即是易学。所以说易学“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有了易学对世界、人生的认识，不仅能够识别各种荒谬的学说，不受其欺骗；而且可以用之以修身、治国、平天下，实则寄托着鼎祚欲以周易经术实现国家中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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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自子夏亲受夫子传易以来，《周易》这一荷载圣人微言深意的儒家经典，历经学者传注，甚至过度诠释，仍未能测其高深。后形成王、郑两派易学，递相行世，但是，“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易之为道，范围天地，包罗万有，怎么能偏滞於自然、人事的任何一方呢。遂造成纷然淆乱，无所适从，各持偏见，莫辨源流的局面，鼎祚的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然其以“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为探讨自然之象数学失坠，而规范人事之义理学盛行的原因，则是没有找到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其实，铁血战火与昏乱政治交替出现的历史表明，科学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尤以社会人事的安顿为亟，斯即古代学人多致力于追求义理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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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祚复述其编纂《集解》的宗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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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少慕元风，游心坟籍，历观炎汉，迄今巨唐，采群贤之遗言，议三圣之幽赜，集虞翻、荀爽三十馀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元宗。先儒有所未详，然後辄加添削，每至章句，佥例发挥，俾童蒙之流，一览而悟；达观之士，得意忘言。当仁既不让於师，论道岂惭於前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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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列各家“名义”，以期契合玄妙的易旨。览其“先儒有所未详，然後辄加添削”语，应指其于诸家易注后所加“案语”，但亦不排除在不损害引文原义的原则下，对辞语进行“添削”加工，其当仁论道不让于前哲的精神是可嘉的。意其主要的易学观点多在所撰《索隐》之中，如其后文所云：“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元，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义音两存，详之明矣”。惜乎《索隐》已佚，其“理涉重元”之论，亦已不可得而详之。其书虽然重视象数，甚至目王注为“野文”，但仍将王氏《略例》附于卷末，且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并非一无是处，引《诗·邶风》之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以示不因其所短而舍其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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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祚之所以对“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表示不满，是其认为“易之为道，岂偏滞於天人者哉！”乃是主张“学究天人之际”。企图调和汉易专注天道，与玄学易专明人道的关系，使之归于“阐天道以明人道”之途。鼎祚为《周易》集解，不为任何一家所左右，而是打散原有注疏体系，经过审慎选择，然后进行重新组合。这即是为什么此句刚引何妥之注，下句又引孔颖达曰的原因。岂是为保存文献而已耶？以此亦可窥见其集注以解《周易》的良苦用心，学究天人的学术主张与匠心独运的编纂方式，所以才形成《集解》荟萃百家而又浑然一体的学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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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从李鼎祚所作注解案语上看，其于象数解易方法，并无所创新，其长处即在于不徒以象数解易，而是坚持“阐天道以明人道”的原则，先解以象数，然后从象数中引伸出义理。如释屯卦《彖传》，即先引荀爽卦变之说曰：“物难在始生，此本坎卦也。”然后以案语释坎之屯的卦变过程：“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刚柔始交’也。交则成震，震为动也，上有坎，是‘动乎险中’也。动则物通而得正，故曰‘动乎险中，大亨贞’也。”又如解师卦六五爻辞，先释以爻位卦变说，然后引伸出义理。注曰：“六五居尊失位，在师之时，盖由殷纣而被武王禽于鹿台之类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猎。六五离爻体坤，离为戈兵，田猎行师之象也。”通过卦爻象阐明史事成败之义理，实开易史学派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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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祚“阐天道以明人道”的解易风格，首先通过对卦爻象数的分析，尔后引伸出义理，从而使义理具有坚实的易象根据，避免了空泛说理的弊病。更为重要的是，以象数阐天道，然后以天道明人事，天道人事密切结合，会增强人们的敬畏感，更能加强义理的说服力量，这恐怕也与其经世致用的为学精神有关。如其释乾上九爻“亢龙有悔”，先引干宝注：“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亢，过也。乾体既备，上位既终。天之鼓物，寒暑相报；圣人治世，威德和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然后鼎祚案曰：“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又释《文言》“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案曰：“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又释“知存而不知亡”句，引荀爽曰：“在上当阴，今反为阳，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案曰：“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类矣。”鼎祚惜墨如金的案语，较多地集中于乾卦，非无意也，其针对“亢龙有悔”的问题，不惜三复斯言，诫之勉之，目的就在于劝谏当朝的皇帝，不可“骄盈过亢”，重蹈乱亡的覆辙。同时也指出训致中兴的途径与应有的作为，如解《文言·大人章》连加案语曰：“谓抚育无私，同天地之覆载”；“威恩远被，若日月之照临也”。“赏罚严明，顺四时之序也”。又曰“大人惟德动天，无远不届。鬼神（指先祖）飨德，夷狄来宾。人神叶从，犹风偃草，岂有违忤哉”。深恐先贤诸解，语之不尽，而乃画龙点睛，彰明易旨，目的在于引导时君效法天地之德，以治理人世之政，可谓深心远虑，要言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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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释《文言传》“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一语。鼎祚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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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刍狗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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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祚此处融会《易》、《老》之言，阐述何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而以“垂拱无为”、“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等以退为进之术，和“保合太和”之理，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注脚。“垂拱无为”者，固为政之最高境界，实亦致治必循之途经，于道家谓之“任运自然”，于儒家谓之“各正性命”，意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让其自由发展，只要不扰民兴役，天下将自治。而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则是劝戒时君毋将战火方熄之后的与民休息，看作权宜之计，而应视为贯彻始终的理政原则。儒道共同推崇的“无为而治”，含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其大要无非如上所云，应该效法天德，不可居功骄盈，轻徭薄赋，不可大兴劳役，甚至驱民于战等等。一言以蔽之，即是以德服天下，而非强人所不欲。“乾元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其意盖即如此。然后再举反面例证，以申其说，并以作结云：“三王五伯揖让风颓，专恃干戈递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实繁，略举宏纲，断可知矣。”忧民之思，拳拳忠忱，无不跃然纸端，形于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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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祚有惩于汉晋以来，论易两派，各执一偏的弊病，在王学独盛，象数将息的情势下，采用“取象论义”的方法，意欲恢复圣人作易的本旨，于是博采汉魏以来象数易说，既以巩固易学之本，又以阐明天地之道，然后由天道引伸而至人事，复使人道得以彰明。其所作《周易集解》的目的，端在于此。“取象论义”，学究天人，既是李鼎祚注《易》集《解》的标准，也是其诠象论易的学术风格，非欲摒弃玄学义理，而独锺象数也。明人潘恩似已有见于此，故其《周易集解序》云：“夫二气运行，彰往察来，莫赜于天道，而八象备之，消息盈虚，其数不可略也；贞悔相因，杂物撰德，莫辨于人事，而六位穷之，乘承失得，其理不可遗也。故曰‘易也者，天人之间者也’。”(248)纪昀亦云：“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而鼎祚之成就，其书之价值亦在于此。至如学者多称扬其保存文献之功，则实非其初愿。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籍也。”鼎祚岂能自料其书必传，而余书将佚，遂以预作是书耶？使后人赖此书之存，得以考见易学发展之大势者，意外之收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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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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