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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儒成说，卦变说建立在消息卦基础之上，即由乾坤两卦阴阳消长而形成十二消息卦，其余各卦即由此而相次生成。这一生成秩序，展现了自然界阴阳升复的变化规律。如侯果于复卦论节候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此天之运行也。”(231)自然节气的变化，用十二消息卦表示，即表现出乾阳坤阴互为消长的节律。如乾阳长至坤初为复，代表十一月；长至坤二，为临，代表十二月；长至坤三为泰，代表正月；长至坤四为大壮，代表二月；长至坤五为夬，代表三月；长至坤六为乾，代表四月。以此类推，坤阴长至乾初直至上六，则依次为姤（五月）、遁（六月）、否（七月）、观（八月）、剥（九月）、坤（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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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卦变，即指易卦之阴阳爻按照相应爻位进行有规律的互换。如一阴一阳卦卦变之例，侯果注谦《彖》云：“此本剥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通过爻象变化，即阐明了卦爻及其系辞所含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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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侯果注易，还广泛地采纳汉晋易学通用的爻象说，如乘、承、比、应等爻象注易；以及象数易学所独具的爻位、互体、卦主诸说解易。值得注意的是，侯果在使用这些解易方法时，或加以简化，或予以修正，并不照搬套用成说。如易卦原本具有的互体，经汉儒的“极深研几”，发展为象数易的一派分支学说。互体的意义，在于揭示每卦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隐含的内容。为探求其变化规律，而有西汉京房的三爻互体和东汉郑玄的四爻互体说，至虞翻而变本加厉，除三、四爻互体之外，还发明了五画连互和半象互体，互体说于是乎大备。而侯果只取其前两种互体之法，说明侯氏以平易解《易》，于互体取象，没有如汉儒过度深求的倾向。如一般足以名家的易学家一样，侯果也对关于筮法的蓍数，提出自己的研究。此处不拟介绍其演算过程，只介绍其蓍数观。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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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通变化行鬼神，莫近于数，故老聃谓子曰：“汝何求道？”对曰：“吾求诸数。”明数之妙，通于鬼神矣。(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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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通变化行鬼神”者，意谓能够贯通变化之机，运行鬼神不测之功的，莫过于数的演算。而这句话的潜在主语，当然是指人，是说人可以通过数字的运演，洞悉变化之理，达到鬼神不测之妙，而这正是所谓的“道”。所以当老聃问孔子“何以求道”时，对曰：“吾求诸数”。侯果因之论断曰：明于运数之妙，则可以通同于鬼神不测的变化之理矣。可见，所谓鬼神变化之理，也是可以为人所知的。鬼神在这里，也是指不为人显见的神妙变化，含有规律的意思。《系辞》有“极数知来之谓占”的论述，其意无非是说：通过究极数的运演，以预知未来的变化结果，即谓之筮占。侯果的思想与此别无二致，并无神化蓍数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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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象数易学的特色，在能运用象数诠易的同时阐明义理，与其说其学兼取象数与义理两派之长，不如说其已具有超越两者，达到即象以明理，使两者高度统一的学术水准与思想倾向。《周易集解》引其注文数量仅次于崔憬，可以想见鼎祚对其易学的重视及其在当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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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果的注易之书已佚。其易注散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儒马国翰据李氏《集解》所引，辑得《周易侯氏注》三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复搜罗宋明众多注易之书所引侯氏注，辑为《侯果易注》一册，收入《黄氏逸书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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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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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祚，新旧《唐书》无传，生卒年不详，生活于盛中唐之际，清人刘毓崧据唐宋以来舆地史志对李鼎祚的生平仕履作有尽可能的考辨。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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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鼎祚系资州盘石县人。盘石即资州治所，州东有四明山，鼎祚兄弟读书于山上，后人名其地为读书台。明皇幸蜀，时鼎祚进《平胡论》，后召守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制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二年春，从其议兴建，凡经营相度皆躬与其劳，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基后，献《周易集解》，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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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祚“以经术称于时”(234)，尤以《易》学显名于唐。刘毓崧以《周易集解》一书避代宗以前诸帝讳，而不避讳德宗嫌名，因断其书成于代宗时代。观其序文后署“秘书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则其时正在著作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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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祚“少慕玄风，游心坟籍，历观炎汉，迄今巨唐”，读书不限于经史，颇亦关注现实。所以能在安史之乱，玄宗幸蜀时，及时献上所著《平胡论》，其文当系针对安史叛乱而制的讨叛杜乱之策，文虽已佚，难知其详，但肯定对敌我双方的情势，具有深刻精到的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平叛安胡之策，引起玄宗及身边大臣的重视，否则不会仅凭一篇策论即被授官左拾遗。肃宗时，又凭其对西南边备情况的考察，请合六州边界地，另置昌州建制，具有控驭形胜防御叛乱的战略意义。此议为朝廷采纳，并得以躬亲斯役，说明颇受肃宗信任。这些议论与作为都应该是鼎祚壮盛之年的经历。可见李鼎祚是一个胸怀经国大略，具有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主张为学经世致用的儒生。刘毓崧因而赞扬说：“鼎祚之优于经济而好进谟猷”，“在唐代儒林之内不愧为第一流人物，非独《集解》有功于易学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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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军偿考史志不为鼎祚立传的原因，主要是因《集解》的学术地位尚不足与《正义》相比，以及鼎祚官位低微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余则以为另有其因，刘毓崧考其“尝充内供奉”，唐时内供奉盖有两种，一即“掌殿廷供奉之仪，检校文物亏失者”，本即殿中侍御史之职守；(235)二为以某种技艺侍奉帝王者，如“王叔文以棋艺进”等。鼎祚著有《易髓》一书，见于《新唐志》五行类。又《蜀故》记载：鼎祚“预察胡人判亡日期无爽毫发，象数精深，盖如此。”(236)可能即因精于数术而被召为内供奉。如为侍御史之内供奉，则不应另行述及。以技艺充内供奉，虽可亲近君主，但不会受到应有的尊重。司马迁有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故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237)看来鼎祚精通数术，也许会为其赢得社会声誉，却很可能因此而被史官轻视，不为其立传盖有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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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解》就其在学术史上的作用，是足以和《周易正义》相媲美的重要著作。其书所采录的易注，以汉象数易学为主，而兼及义理之学，保留了大量为《周易正义》所遗落的象数学说，弥补了《正义》偏重王学的缺失，使人得窥易学之全貌，因此而为后世所推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凡隋、唐以前，易家诸书逸不传者，赖此书犹见一二，而所取于荀、虞者尤多。”(23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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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称十卷。晁公武说：“《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240)《四库全书总目》则据其书序文，推断“《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批评学者，“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索隐》书佚，不可致诘，所幸《集解》主体完具，足资考见易学发展之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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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解》的编纂体例，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只在适宜之处加以案语。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鼎祚案语只有一百零八条，然亦足可考见其治易的学术倾向与思想内涵。《集解》所收汉魏以迄隋唐解易名家，除刘焯刘炫之外，可谓网罗无遗，在《易》学史上实属前无古人的壮举。《集解》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考察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241)续经古今学者考证，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实有四十二家之多。北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后序》称：“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况此书圣贤之遗旨所存乎？”(242)认为从象数易的角度解释《周易》经传，关系到古代圣贤的遗旨，端赖此书而不至于失坠，岂不厥功斯伟。清朱彝尊为《李氏周易集解跋》曰：“由唐以前《易》义多轶不传，藉此犹存百一。”(243)卢文弨说：“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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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解》所录《易》注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之注“独多近一千三百节”，佔全书《易》注之半，荀氏之注亦“三百余节”，则其书以荀虞象数之学为全书之核心和主轴，殆无疑义。柯劭忞称：“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义最详，几得原书十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易》之说，尚可寻其门径。”此说颇可信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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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辑录原则，并不因取虞、荀而排斥不同训解，而是博采众义，广纳群说，不主一家之言。卢文弨评其书称：“李氏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既济之榆，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又如小过《彖辞》引虞翻说，“离为飞鸟，震为音，以‘或指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为俗说矣；乃至《彖传》又引宋衷说，则固虞翻之所斥为俗说者，而亦具载之。若必为一家之言，则所取者转狭，而己之所非，安知不为人之所是？设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复传于后世，岂不大可惜乎？”(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