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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李德裕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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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公元787—849年），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祖父李栖筠，代宗朝御史大夫，父亲吉甫宪宗朝宰相。《旧唐书》称：“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年才及冠，志业大成。”德裕父祖，俱为进士出身，而德裕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父祖“荫补校书郎”，由此进入仕途。历任幕府掌书记、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尚书省左仆射、检校司空等职。在穆宗长庆年间，与元稹、李绅同为翰林学士，场名相埒，合称“三俊”。在翰林知制诰，“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1)深受裴度的赏识，荐其“材堪宰相”(2)，由于朋党排斥，出任外镇，所至兴利除弊，“以政绩闻。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蜒。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3)。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僧孺入相。敬宗侈用无度，诏浙西上脂朅妆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贡之外，悉罢进献。”“本道素号富饶。”“今存者惟留使钱五十万缗，率岁经费常少十三万，军用褊急。今所须脂朅妆具，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百三十两，物非土产，虽力营索，尚恐不逮。愿诏宰相议，何以俾臣不违诏旨，不乏军兴，不疲人，不敛怨，则前敕后诏，咸可遵承。”朝廷自知理亏，遂亦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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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入相。德裕于文宗、武宗朝两度当国执政，深得信任，“自开成五年冬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4)。裁抑宦官，改制科举，讨平藩镇，击破回鹘，使会昌政局为之一振，辅佐武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5)。德裕“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6)。几乎造就唐代的第三个清平盛世。因此被后世史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宋叶梦得称他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7)，清毛凤枝赞他“才不在诸葛下”(8)。若非陷于朋党之争的旋涡，其“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9)。欧阳修在《李德裕传论》中，对李德裕其人及其未能全其功业的悲剧，寄予了无限的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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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德裕评价较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在牛李党争及会昌毁佛的问题上，本文就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或将有助于了解并认识李德裕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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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党争与李德裕的政治思想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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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党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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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就能分梳清楚的。朋党问题由来久远，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与帝王的牵制策略、宦官的暗中操纵、朝廷的权利争夺都有密切的联系。然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属于人品的君子小人之争，评判的标准，则应视其能否以民族之大义亦即国家利益为重。而居中操纵之者还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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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朋党之说由来久远，而每个王朝之末，都伴随有党争，甚至有人认为，朋党之争是导致政权覆亡的罪魁祸首。唐代的帝王每有去除朋党之意而不能。如亲历牛李党争的文宗就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牛李党争自垂四十余年，终于导致唐王朝的覆亡。余且疑之，以为朋党、忠奸、正邪之争，何代无之？何于唐代，是非混淆，疑似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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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属于朋党之争，在此有必要对“朋党”一语，作一下概念的分梳，正本清源，或许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古人的辞典里，朋即指朋友，是社会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关系之一，所以被纳入五伦之中，并有相应的五常——信，作为调整其行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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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意义的“党”，本指乡党，郑玄注《礼记·玉藻》“必引而去君之党”一语曰：“党，乡之细者”(10)。乡党比之国与天下，可谓小之又小，故而为政者不顾国与天下，而只顾及乡党利益，则谓之偏私。所以《尚书·洪范》有语云：“无偏无党”，蔡沈《集传》即注曰：“党，不公也”(11)。《国语·晋语》也有“举以其私，党也”。又曰：“阿私曰党。”可见党在古代是一贬词。《论语》则两次提到“君子群而不党”。一则谓：“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12)何晏《集解》曰：“相助匿非曰党”；一则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朱熹《集注》云：“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和以处众曰群。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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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群而不党”，是说君子可以因志趣相同而聚成群体，却不可以结为私党。小人恰恰与此相反。孔子立论被后世儒者奉为立身处世的圭臬。孔子还有一句话：“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集注》注曰：“周，普遍也。比，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属于）公，而比（属于）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可见同样是与人亲厚，群聚为朋友，而君子与小人的分际，只在公私毫厘之差。“比”还有阿附意，所以就有了“朋比为奸”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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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朋党论》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14)他认为造成朋党之争，导致亡国覆邦惨祸的责任，全在君主能否“辨君子与小人”。并历举自古以来的治乱兴亡之迹，希望人君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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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做的是为朋党翻案的文章，理论上自有其孔孟之道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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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唐时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情形则远为复杂。党争期间，两党都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而自居於君子。那么究竟谁是朋党？朋党的界说又将如何？这须就从他们自己的言行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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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李德裕传论》中说：“汉刘向论朋党，其言明切，可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刘向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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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时。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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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这样的历史悲剧不断地上演，根本原因还在于专制主义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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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德裕“好著书为文，虽位极合辅，读书不辍”，又说他“明辩有风采，善为文章，其谋议援古为质，衮衮可喜”(16)，可见在当时人和史家心目中，李德裕也主要是以文章，而且主要是以议论文和应用文著称的。李德裕不但在撰写经济大文时表现出卓越的才识，善于通过明快透辟的议论来表达思想、阐明事理。以文采而论，李德裕是远胜过牛党诸人的。刘禹锡、元稹等在与李德裕的唱和中赞誉过他的诗篇。宣宗时人裴庭裕说他“文学过人”（《东观奏记》卷上）一代文豪欧阳修说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集古录跋尾》卷九）。清初诗人王渔洋，称道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骈体文“雄奇骏伟”（《池北偶谈》卷十七），又说李德裕的文章可以和陆贽、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并提（《香祖笔记》卷六）。尽管如此，在政治上，李德裕却是一位实干家。多次担任节度使的官职，浙西、滑州、西川、淮南，所至皆有治绩，深得百姓爱戴。为相期间，更表现出“错综万务，应变开阖”的政治才干，作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其所有的革新主张，都受到牛僧孺、李宗闵集团的强烈反对。可以说，牛李两党，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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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集》是李德裕会昌相业的产物和见证。德裕的文章都是为了应对迫切的现实需要而作。因之全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且全都在当时发挥过实际的政治功效。《一品集》中的文章很多都是“奉敕撰”、“奉宣撰”，如《丹扆箴》六首、《舌箴》皆是。比起疏、状来，箴的文学性较强，“箴顿挫而清壮”(17)，“其取事也，必覈以辩；其摛文也，必简而深”(18)。德裕所写的箴，尤其著名的《丹扆箴》，为四言韵文，不象散文那样可以酣畅无隐地陈述思想，但可以被当作座右铭来反复诵读。因此在规讽劝谏方面，具有疏状所难于达到的功用。正如李德裕在《丹扆箴序》中所说，献箴给的敬宗，完全是出于“爱君以忠”、“竭诚尽规”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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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赋和论，这两种体裁的作品，大抵作于李德裕离开朝廷，贬谪左迁的的失意时期。赋以抒情笔调。论用分析方法来宣泄其对政治斗争的看法和在斗争中产生的种种感受。它们的背景主要是封建统治集团上层分子间的复杂斗争，是李德裕有意识地采用这种文学体裁回顾、探索政治斗争（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写景体物和抒情言志方面，也都显示出很高的天赋和学力。刻画事物及含蓄蕴藉地寄托情思，如《蚍蜉赋》、《柳柏赋》、《二芳丛赋》等。这也与他曾数次被贬。“不因左官，岂遂斯游？”（《大孤山赋序》）贬谪生活开拓了其胸襟与眼界。《一品集·别集》卷一有一篇《欹器赋》，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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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岁，余时在中枢，丞相路公见遗欹器。赠以古人之物，永怀君子之心，常欲报以词赋，属力小任重，朝夕尽瘁，固未暇于体物，今者公已殁世，余又放逐，忽暏兹器，凄然怀旧，因追为此赋，置公灵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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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叙说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入相，宰相路隋曾赠他以欹器。所谓欹器，又叫宥卮，是一种供观赏的容器。据《荀子·宥坐篇》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当其空乏时，其器倾斜；注水其中，致量适中则其器归于平正，致量过满时，则必突然倾覆。相传周公制备此器，主要是取其“中则正，满必覆”之义以警戒身居高位者。德裕因曰：“难守者成，难持者盈；始作兹器，告于神明。”路隋在李德裕初次入相时赠他此物，说明其深感当时政治局势在复杂，希望德裕多加警惕，提醒注意防止骄满，牢记“月满而亏，日中则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的道理，总之是要“忌满”、“戒盈”；实质上反映出封建官场中斗争的激烈和险恶：皇帝的恩宠既不可恃，政敌的排陷、同僚的挤轧又防不胜防，那么想致君尧舜，保持权位，就只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决不能有半点疏忽，而所谓骄满之心却正是导致懈怠疏忽的大敌。变幻莫测的宦海风波，就这样决定了封建官僚们的思想意识。大和九年（835），路逝世不久，德裕也因牛党和李训、郑注朋党合力打击下被贬为袁州长史。为纪念这位颇具仁厚之风的长者，李德裕写了《欹器赋》。他自己虽然对遭贬的真实原因十分清楚，但反躬自省，却也不能不想一想是否有违“戒盈之道”的问题。赋的末尾拿自己与路隋对比：“昔与君子，同秉国钧，公得之（指得“戒盈之道”）为贤相，余失之为放臣”，又说：“思欲克己以复礼，永报德于仁人”，表明他在蹉跌中再一次想起了路隋当初赠送欹器的用意，决心今后要认真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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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复杂斗争不但使李德裕常常想起“戒盈”，而且使他有急流勇退的思想。与《欹器赋》作于同时的《山凤凰赋》写凤凰之美艳及其所处环境之险恶：“衡网高悬，虞人合围”，于是结局自然只能是“玉败”、“翠焚”。末了点明寓意：“何异夫怀禄耽宠、乐而忘归，玩轩冕而不去，惜印绶而无时。”一句话，利禄名爵切不可贪，弄不好就会身名俱毁。李德裕曾反复地思索、反复地表露这种思想。例如《伤年赋》云：“宜见险而高举，顾轩冕其如遗；商有山兮逶迤，从园公兮采芝；湘有水兮涟漪，继渔父兮维丝。”《畏途赋》认为“当隆暑赫曦之候，涉浔阳不测之川”并非真正的畏途，闹攘纷营的名利之场才是令人“怵惕”的畏途。而《积薪赋》则借樵人之口说道：“贵则近祸，富多不仁，寄迹于此，以养吾真”(19)，表达了一种向往平凡、质朴生活的意向。其一系列怀念平泉山庄的诗，主旨也不外乎此：“器满当自欹，物盈终有缺。从兹返樵径，庶可希前哲”、“未谢留侯疾，常怀仲蔚园。闲谣紫芝曲，归梦赤松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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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还进一步从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中去探索规律。《智囊赋》提出何以有人“号为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的问题，探讨的结果是认为智犹如水，“水济舟以致远，亦覆舟于畏途；智排患以解纷，亦有患于不虞”。这显然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只能使人无所适从。因此说来说去还只有远离俗世和名利场以全身避祸一法：“大智闲闲，不婴世故”、“所谓智者，乘五湖之浩荡，永终老于扁舟”。《智止赋》从“进能知止，退不失正”的标准出发，选择春秋至西汉几位有名的卿大夫，如柳下惠、吴季札、张良、两龚（舍、胜）、二疏（广、受）等加以礼赞，充分肯定他们的“由圣门而进退”和“勇于知止”的智慧。一再宣称“苟余知止足，所遇皆清旷”、“顾余知止足。所乐在归休”(21)在思想上完全一致。末云：“嗟夫，世于知止之道，若有若无！李斯忘于税驾，惠子疲于据梧。尽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余？庶收光之未晚，期终老于桑榆。”表示他今后要汲取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恪守“知止之道”。此赋作于开成元年（836）三、四月间。适当甘露之变不久，原先打击德裕的李训、郑注朋党现已灰飞烟灭，德裕也被授予滁州刺史。李德裕一向激烈反对李训、郑注等野心家，并且料定他们的速败。但这却引起德裕对历史规律的深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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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政治上失意的时期，李德裕会想起“戒盈”、“知止”的道理，即载会昌季年“天下已平，（德裕）数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荧惑犯上相，乃恳丐去位，皆不许”(22)。他在会昌五年上的一份《让官表》中申说“乞骸骨”理由：“臣闻道不欲盈，元祖之至诫”，“参赞万务，倏已六年……所谓百生遭逢，千载际会。征倚伏之数，惟恐罹灾；思存仁之机，所宣知止”(23)。可见“戒盈”和“知止”确是他经常想到的问题。李德裕在为人处世方面最推崇晋人羊祜。他在诗文中一再提到这个推贤自代、遗惠于民的良臣，流露了亟愿效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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