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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05 一、关于科举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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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07 考察李德裕之为政，可知改革科举尤其对进士科的改革是其施政的重要一环。科举取士作为选举用人之制在推行二百余年后，到唐中后期已是弊端丛生。科场上取士不以经艺而尚诗文，科场外还存在“公卷”、“呈榜”、“门生”和“座主”之流弊。到唐中后期，牛党集团长期把持科场，利用科举擅为朋党、徇私舞弊。科场之风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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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09 正是认识到科场的种种弊端，亦出于打击利用科举培植私党势力风气的目的，李德裕在两度任相期间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正如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所说：“对唐代的进士试可以称得上改革的，是李德裕。”其改革的具体措施，可分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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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11 （一）进士科停试诗赋，增考经义、对策，加大经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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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13 文宗时“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科论经义，不试诗赋。八月庚寅，因下制，进士科停试诗赋”，其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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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15 近日苟尚浮华，莫修经艺，先圣之道，堙郁不传，况进士之科，尤要厘革。虽乡举里选，不可复行。然务实抑华，必有良术。既当甚弊，思有改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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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17 李德裕的改革措施，正是针对“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浮华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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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19 （二）罢宰相阅榜之习，广开寒士进仕之路。针对科举放榜前的“呈榜”之弊，李德裕在两度任相期间都明令禁止。“呈榜”的最大弊端在于“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无畏忌，取士之滥，莫不繇斯”。李德裕此举，由自身做起，杜绝宰相利用特权干预科举，可谓是改革科举弊端之举。“细检史籍，唐世批评科举之弊端者固多，然揭露并改革此弊端者，德裕为第一人。”李德裕此举，无疑杜绝了宰相利用特权干预科举的弊端，也广开了孤寒入仕之路。王炎平曾言：“唐世批评科举之弊者固多，然揭露并改革此弊者，德裕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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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21 （三）革座主门生朋比之弊，禁曲江宴乐浮薄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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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23 李德裕当政时期，鉴于其种种弊端，因上《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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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25 “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际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拨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寝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由此可见，李德裕对于门生座主之弊认识非常清楚，他的作法有超出时俗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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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27 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言：“对唐代的进士试可以称得上改革的，是李德裕。”虽然史载：“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31)，但从其改革科举看，他针对的并不是科举制度，而是进士的浮薄、朋比之风。主观上既出于国家科举用人的务实和公正，亦出于对牛党势力的打击；客观上一方面纠正了科场的弊风为国家拔擢了一批务实人才，另一方面使牛党势力遭受重创并使之在会昌时期的党争中失势。牛李两党科举之争的是非曲直，在唐代当时就有了结论。但李德裕当政时，所提拔的寒士有石雄、李回、王质等人。范摅《云溪友议》“石雄仆射”条载：“或问赞皇之秉钧衡也，毁誉无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唐无名氏《玉泉子》言：“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条载：“会昌三年正月敕：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会昌三年正是李德裕执掌枢衡的时候，寒士多由科举进入仕途，取士不限人数，据才即可，显然是“奖拔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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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29 二、关于对藩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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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1 藩镇割据为唐中后期的一大祸患，武夫悍将“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32)，不但“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又“结为表里，日治兵为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宪宗即位，志灭强藩，所倚重的杜黄裳、裴度、武元衡、李吉甫都是朝廷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平叛剑南刘辟，镇海李，都是李吉甫“密赞其谋”。“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据他亲撰的《元和国计簿》统计，当时全国“方镇四十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调换藩帅70％以上，比起前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可谓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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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3 李德裕完全继承了其父扫除姑息主义，以实力重建朝廷权威的传统，在武宗朝力排众议，发动戡乱泽潞叛军的战役并大获全胜。会昌伐叛，李德裕的个人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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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5 其次，在战略指挥、军政效率、任用将领等方面李德裕也体现了其个人的才干，而上述因素正是泽潞战役取胜的重要原因。李德裕每临大事有静气，每处小事不马虎，关键时刻总能做出果断、有效的行政决策，且其充沛的精力与高昂的自信更为君臣上下做出表率，充分显示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控制大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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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7 在任用将领方面，李德裕每能因才施用，使将领各尽其才，并十分注意消除将领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减少内耗，一心对敌；并能在熟习战况，对敌我军情变化了如指掌的基础上，给将领提供较好的作战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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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39 三、关于边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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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1 唐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历来复杂，处理边事需要格外谨慎、周密，李德裕在这一点上也做得较为成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政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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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3 回鹊之战：“回鹊自有国以来，曾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京，珍灭朝义”，并助唐牵制吐蕃，“明以前我国北邻之最为亲善者也。”因此当会昌元年八月，“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鹊以求功，奏称：‘回鹊叛将咀没斯等侵逼寨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除。”’朝臣多数赞同田牟奏请，独李德裕以为咀没斯“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闰九月，当朝廷具体议及赐粮与否时，武宗开延英，召诸宰相决议。陈夷行多次对李德裕说资盗粮之不可。李则晓以军情利害：“今征兵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粮瞰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33)李德裕表现了政治家果断应变的才干，他的分析也确切合实情。一则不乘人之危，显示了大国的外交风度；二则有助于大局的稳定。后来，咀没斯部归顺唐廷，在抵御回鹊乌介部扰边的战争中多次立功。李德裕的指挥若定与牛僧孺等临敌无计，未战先怯的消极、保守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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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5 从前述可知，李德裕在涉及科举用人，裁抑藩镇，制定边境政策等涉及国家大义的问题上均有可嘉的作为，而牛党则基本上属庸碌无为，偷安保守之辈。范文澜先生说：“牛僧孺是庸人，但还不算奸人”，而同时任相的李逢吉和李宗阂则无疑是奸人。庸人、奸人，在其位不谋其政，能为而不为即是不德。李德裕在处理国家大政问题上绝无以私怨害公事之行为，而牛党则反是，如牛僧孺妨维州事，大中朝令狐绹等务反会昌之政等。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难免会有一些个人恩怨，从中寻找他们带有挟嫌报怨的事例也很容易，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还是应着眼于其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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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7 李德裕无党，但不等于没有是非观念，不等于不主持正义、公道，不等于没有支持者，这样一派朋而不党正直之士，何代无之？岂可尽指为朋党？若朋党，则指假公济私，因私怨而妨公务的集团势力。德裕虽一向憎恶朋党，然其所为大都出自公心，如会昌元年援救被仇士良诬陷的牛党前宰相杨嗣复、李珏，李德裕劝谏武宗道：“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坚持诛杀大臣必须“先行讯鞠，罪状著白”(34)。提拔任用与牛僧孺等相善的柳仲郧、韦温及牛党中人白敏中。《旧唐书本传》载：“白敏中、令狐綯，在会昌中德裕不以朋党疑之，置之台阁，顾待甚优。及德裕失势，抵掌戟手，同谋斥逐。”迫害德裕不遗余力，白之任相当然可以完全不必感激德裕的荐举，但不可以不感动于德裕完全不计党争的公心。至少不应以怨报德。只此一事，亦足以说明白氏并非为己亦非为公，而是为其党与迫害德裕，君子小人岂不可以立判？而德裕不以其为党人就压制抑塞，体现了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人格、气度。诚如其所自言：“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同志，退而各自行己，不可交以私。”(35)魏征曾有言曰：“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制，谓之朋党”，裴度曰：“君子小人以类而聚，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恶。”(36)李党的“党”字应作中性论，李德裕所与者郑覃、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薛元赏等皆为清俭耿介之士，有时或为国事与李德裕意见不合。如会昌伐叛时李绅、李让夷并不赞同李德裕的主张，商议是否赐粮与回鹊咀没斯时，陈夷行亦针锋相对。大中初，李德裕被贬时所牵连的人也不过李回、郑亚、薛元赏兄弟等。《通鉴》载：“会昌六年四月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为崖洲司户，皆德裕之党也。”(37)岑仲勉驳道：“此是通鉴重笔，‘皆党’者不过兄弟二人。”总而言之，所谓李党寻之无迹，牛党则确有实据。但正如范文澜先生之说：“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38)范老的意思决不至于是说“邪人”不应驱逐，而是在阐明“邪人”是驱之不尽的。而当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绝不能证明李党的的存在，历史应该还李德裕以真实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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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49 像许多大政治家一样，李德裕生前身后所受到的种种非议，足以使牛李党争这段本来纷乱杂陈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辩的议论如此之多，原因有三，首先是朋党中人与正直史官记录的立场动机不同，尔后隔世的史官，据此不同资料不加辨析地发表不同议论和评价。其次是李德裕为政个性刚强，作风凌厉，心底无私，便不顾及其余，难免于无形中树敌；尤其科举改革，影响了一生但习诗文，不谙经义，只准备应进士科试者的仕进之路，怎不令其衔恨在心。而牛僧孺则注意以恩惠笼络人心，于是党人便以德器褒牛，而以权术贬李。本文旨在通过对史实的考辨，还当时两派政治家的本来面目，以期在历史长河中予其以接近真实的正确定位。至于李德裕的贬谪，牛党的重新崛起，这主要与宣宗的好恶及宦官的态度有关，白敏中亦不过是一逢迎阉寺的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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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1 总的来说，牛李党争就是一场虽非生死搏斗，但却掺杂着门第、仕途、政见、恩怨等许多纠葛的隐性斗争。它不同于汉末清流同宦官、晚明东林同阉党的酷烈敌对，亦不似于“君子与君子争”的元祐党争。是一场典型的君子与小人之争。这是以其两派领袖在对待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轩轾之别为据而做出的的判断。李德裕可以说坚持了中唐以来士大夫欲图中兴，恢复皇权的传统，而李宗闵、牛僧孺大节上庸碌无为，姑息偷安，因“党争”意气，阻挠军国大计，则不能不说是小人之行。李德裕被裹挟于党争之中，最终失败，恰是其没有党争意识而导致，德裕的贬死南荒，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的又一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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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3 二、李德裕与会昌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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