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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毁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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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在唐武宗朝，位极人臣，唐武宗对他是言听计从。他在武宗朝的一大动作，就是开展了浩大的灭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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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至唐王朝时，已是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庸置疑，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充实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佛教传入中国后，当其发展规模一旦超过了经济条件允许的范畴，就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的作用，它的发展受到限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三武灭佛”，就给予过佛教灾难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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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武灭佛”，是指发起剿灭佛教运动的三个皇帝的称号中，都有一个“武”字，即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周武帝，唐朝的唐武宗。唐武宗时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发生在会昌年间，历史上又“称会昌灭佛”。但李德裕对佛教的限制，在会昌之前就开始了。唐敬宗时，亳州有和尚放言说其寺有水可医百病，号曰“圣水”。此说辗转相传，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跑去打水。而喝了“圣水”之后的人，得了病就得像和尚那样不近油荤，故年老抵抗力差的人往往病死。但和尚仍借此发财，每斗水卖三十钱，而买了水的人也转手倒卖牟利，转相蒙骗，如此，每天去倒卖水的人总在数百人以上，造成了地方上的混乱。李德裕奏请观察使令狐楚将所谓“圣水”填塞，才结束了这场“圣水”治病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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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昌五年，以李德裕为首辅的朝廷终于下令，上等州治可留一寺，长安及洛阳可留两寺，每寺最多只准留三十名僧人，其余的寺院或关闭，或毁坏。多出来的僧尼则令全部还俗。实际上是继承与落实唐初既有的法令。为了贯彻落实这道敕令，朝廷派出四名御使巡行天下，督促执行。结果被废寺院四千六百余座，被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释放奴婢一十五万人及被寺院奴役的普通老百姓五十余万人，没收田数千万顷。这次灭佛，国家的收益是十分显著的。会昌末年，全国税户比唐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最兴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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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毁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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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佛而发展到会昌灭佛，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之争。佛教与朝廷在经济上始终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而且在很长时期矛盾十分尖锐，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深切关注。在唐代，反佛者代有其人，太宗时有傅奕，武则天时有狄仁杰、李峤、张廷圭、苏环，中宗时有韦嗣立、桓彦范、李久、辛替否、宋务光、吕元泰，睿宗时有裴漼，玄宗时有姚崇，肃宗时有张镐，代宗时有高郢、常衮、李叔明，德宗时有彭偃、裴洎、李岩，宪宗时有韩愈。其后的反佛者还有崔蠡、孔樵、李蔚等人。这些人对皇帝陈述的反佛理由可以说极其周备，而对佛教耗财蠢国之弊攻击尤为猛烈。他们中的激进者，如韩愈，明确提出了“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灭佛主张。然而，这许多有识之士的论谏，几乎从未引起皇帝的足够重视。整个唐朝，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看到佛教与朝廷的经济矛盾，有时也对佛教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不许私度僧尼之类。但他们对佛教的扶持总是超过对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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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即位后，仅皇宫的开销就越来越大，国家财政拮据。与此相反，佛教寺院却越来越富。寺院拥有大量的金、银、铜等贵金属制作的佛像和佛教的祭祀用品，这些被占用了的贵金属对于当时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同时，寺院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以此牟利，却又不向国家上缴任何赋税。不少大地主趁机与寺院勾结，将自己大片的土地名义上施舍给寺院，从而逃避应缴的赋税。寺院还成了青壮百姓逃避兵役和赋税的避难所，因为一旦“削发出家”，政府就不能再行征召。由此可见，佛教在当时的这种发展，已经从根本上危及到唐王朝的安危。而唐武宗个人偏又只信道教不信佛教，更使得佛教被灭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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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原因：首先说唐武宗。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对道教非常迷信。未即位便颇好道术，及即位竟将道士接进后宫，对道士玩弄的骗术深信不疑。甚至在自己的尊号里也要体现出自己信仰道教：会昌五年正月，群臣上尊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起初无“道”字，中旨令加之。胡注云：“是时帝崇信道士赵归真等，至亲受道，故旨令群臣于尊号中加‘道’字。”众所周知，佛道二教之争斗，一直都很激烈，武宗既耽溺于道教，在争斗中自然就会有所倾向，进而对佛教进行打击，《通鉴》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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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这次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这样的判断至少和以下事实相印证：（一）“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见《宋高僧传》《知玄传》），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已力量。（二）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三）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藏于僧人中的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死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都成了死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俱与仇恨来解释。而恐俱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四）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隐藏宣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宣宗兴佛实有还愿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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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李德裕。作为会昌时期真正拥有执政权的宰相，支持（至少是附和）了武宗的毁佛政策。综观其人，李德裕与僧人也曾有交往，但我们发现，这些交往多是出于学说、德行等方面的彼此钦慕，而非基于他对佛教教义的信仰。这种交往与白居易、王维等人与僧侣的往还，在动机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白、王等人是出于心慕释教，而李德裕则纯因个人友情而为之。相反，他抑制佛教的事迹，史书却每有其载。据两《唐书》等考：长庆四年，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敬宗诞辰，请置坛度僧尼以资福，德裕上言奏罢；先在浙西观察使任内，以清除寇三首，诗中称茅山道士为“尊师”，自称“传法弟子”。据孟蜀何光远《鉴戒录》，李德裕信道教，常冠褐，修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沙汰佛徒，超升方士。征诸史籍，其说不虚；德裕曾写过《遥伤茅山尊师诗》。还曾在茅山造老君庙及三圣像，并写有《三圣记》其中云：“有唐宝历二年，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伊真人像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这里德裕俨然以道家弟子自居，而其妻妾也都有道号，就在宝历二年前后，其妻刘氏曾在茅山燕洞宫传授上清法。这些都一定程度反映了其道教倾向的流露。另外要辩明的是，在浙西任内，德裕曾上疏敬宗，劝谏不可太过信用道士周息元，这是因为他认为息元为人诞妄，怕他蛊惑人主，干预政治，与在武宗朝谏赵归真事出于同一目的，并不表示他对道教的排斥。关于这点还可以从他的文中找到明证：德裕曾作《方士论》，并不认为方士均欺诈之徒，他认为真正的方士应是习静者为之，不必妄入朝市，自炫其术；而他作《黄冶论》认为，炼丹之术必有精理，应当可以成功。可见李德裕对于道教教义耽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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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时期君相对佛教都不喜好，又都迷信道家教义，兼之赵归真等人乘机排毁，故佛教之劫难就在所不免了。毁小庙宇一千一百六十所，后移治蜀，又毁去属下私邑数千，以地还民，并下令禁止其民剃发；太和三年在浙西任内，下令禁止沙门皈佛以眩人等等。凡此，均为德裕不喜佛法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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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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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81
［1］傅璇琮《略谈唐代的牛李党争》。
1702053382
1702053383
［2］王炎平《辨李德裕无党及其与牛党之关系》，《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2期。
1702053384
1702053385
［3］解洪兴《“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1702053386
1702053387
［4］张珠龙《李德裕“政文一体”生命体验浅析》，《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
1702053388
1702053389
［5］周建国《论李德裕与牛李党争》，《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8年。
1702053390
1702053391
［6］罗燕萍《李德裕及其诗文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09，18。
1702053392
1702053393
［7］崔北京《武宗灭佛原因新探》，《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702053394
1702053395
［8］张黎辉《论李德裕与唐宣宗——兼谈牛李党争与皇权之关系》，《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702053396
1702053397
［9］王志东《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702053398
1702053399
［10］孙敏《李德裕〈文章论〉考证及其文学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702053400
170205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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