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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5 (一)切毁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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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7 李德裕在唐武宗朝,位极人臣,唐武宗对他是言听计从。他在武宗朝的一大动作,就是开展了浩大的灭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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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59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至唐王朝时,已是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庸置疑,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充实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佛教传入中国后,当其发展规模一旦超过了经济条件允许的范畴,就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的作用,它的发展受到限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三武灭佛”,就给予过佛教灾难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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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1 所谓“三武灭佛”,是指发起剿灭佛教运动的三个皇帝的称号中,都有一个“武”字,即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周武帝,唐朝的唐武宗。唐武宗时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发生在会昌年间,历史上又“称会昌灭佛”。但李德裕对佛教的限制,在会昌之前就开始了。唐敬宗时,亳州有和尚放言说其寺有水可医百病,号曰“圣水”。此说辗转相传,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跑去打水。而喝了“圣水”之后的人,得了病就得像和尚那样不近油荤,故年老抵抗力差的人往往病死。但和尚仍借此发财,每斗水卖三十钱,而买了水的人也转手倒卖牟利,转相蒙骗,如此,每天去倒卖水的人总在数百人以上,造成了地方上的混乱。李德裕奏请观察使令狐楚将所谓“圣水”填塞,才结束了这场“圣水”治病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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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3 到会昌五年,以李德裕为首辅的朝廷终于下令,上等州治可留一寺,长安及洛阳可留两寺,每寺最多只准留三十名僧人,其余的寺院或关闭,或毁坏。多出来的僧尼则令全部还俗。实际上是继承与落实唐初既有的法令。为了贯彻落实这道敕令,朝廷派出四名御使巡行天下,督促执行。结果被废寺院四千六百余座,被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释放奴婢一十五万人及被寺院奴役的普通老百姓五十余万人,没收田数千万顷。这次灭佛,国家的收益是十分显著的。会昌末年,全国税户比唐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最兴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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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5 (二)毁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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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7 反佛而发展到会昌灭佛,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之争。佛教与朝廷在经济上始终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而且在很长时期矛盾十分尖锐,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深切关注。在唐代,反佛者代有其人,太宗时有傅奕,武则天时有狄仁杰、李峤、张廷圭、苏环,中宗时有韦嗣立、桓彦范、李久、辛替否、宋务光、吕元泰,睿宗时有裴漼,玄宗时有姚崇,肃宗时有张镐,代宗时有高郢、常衮、李叔明,德宗时有彭偃、裴洎、李岩,宪宗时有韩愈。其后的反佛者还有崔蠡、孔樵、李蔚等人。这些人对皇帝陈述的反佛理由可以说极其周备,而对佛教耗财蠢国之弊攻击尤为猛烈。他们中的激进者,如韩愈,明确提出了“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灭佛主张。然而,这许多有识之士的论谏,几乎从未引起皇帝的足够重视。整个唐朝,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看到佛教与朝廷的经济矛盾,有时也对佛教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不许私度僧尼之类。但他们对佛教的扶持总是超过对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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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69 唐穆宗即位后,仅皇宫的开销就越来越大,国家财政拮据。与此相反,佛教寺院却越来越富。寺院拥有大量的金、银、铜等贵金属制作的佛像和佛教的祭祀用品,这些被占用了的贵金属对于当时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同时,寺院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以此牟利,却又不向国家上缴任何赋税。不少大地主趁机与寺院勾结,将自己大片的土地名义上施舍给寺院,从而逃避应缴的赋税。寺院还成了青壮百姓逃避兵役和赋税的避难所,因为一旦“削发出家”,政府就不能再行征召。由此可见,佛教在当时的这种发展,已经从根本上危及到唐王朝的安危。而唐武宗个人偏又只信道教不信佛教,更使得佛教被灭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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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1 主观原因:首先说唐武宗。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对道教非常迷信。未即位便颇好道术,及即位竟将道士接进后宫,对道士玩弄的骗术深信不疑。甚至在自己的尊号里也要体现出自己信仰道教:会昌五年正月,群臣上尊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起初无“道”字,中旨令加之。胡注云:“是时帝崇信道士赵归真等,至亲受道,故旨令群臣于尊号中加‘道’字。”众所周知,佛道二教之争斗,一直都很激烈,武宗既耽溺于道教,在争斗中自然就会有所倾向,进而对佛教进行打击,《通鉴》说:“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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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3 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这次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这样的判断至少和以下事实相印证:(一)“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见《宋高僧传》《知玄传》),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已力量。(二)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三)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藏于僧人中的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死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都成了死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俱与仇恨来解释。而恐俱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四)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隐藏宣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宣宗兴佛实有还愿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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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5 再说李德裕。作为会昌时期真正拥有执政权的宰相,支持(至少是附和)了武宗的毁佛政策。综观其人,李德裕与僧人也曾有交往,但我们发现,这些交往多是出于学说、德行等方面的彼此钦慕,而非基于他对佛教教义的信仰。这种交往与白居易、王维等人与僧侣的往还,在动机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白、王等人是出于心慕释教,而李德裕则纯因个人友情而为之。相反,他抑制佛教的事迹,史书却每有其载。据两《唐书》等考:长庆四年,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敬宗诞辰,请置坛度僧尼以资福,德裕上言奏罢;先在浙西观察使任内,以清除寇三首,诗中称茅山道士为“尊师”,自称“传法弟子”。据孟蜀何光远《鉴戒录》,李德裕信道教,常冠褐,修房中术,求茅君点化,沙汰佛徒,超升方士。征诸史籍,其说不虚;德裕曾写过《遥伤茅山尊师诗》。还曾在茅山造老君庙及三圣像,并写有《三圣记》其中云:“有唐宝历二年,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于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伊真人像三躯,皆按史籍遗文,庶垂不朽。”这里德裕俨然以道家弟子自居,而其妻妾也都有道号,就在宝历二年前后,其妻刘氏曾在茅山燕洞宫传授上清法。这些都一定程度反映了其道教倾向的流露。另外要辩明的是,在浙西任内,德裕曾上疏敬宗,劝谏不可太过信用道士周息元,这是因为他认为息元为人诞妄,怕他蛊惑人主,干预政治,与在武宗朝谏赵归真事出于同一目的,并不表示他对道教的排斥。关于这点还可以从他的文中找到明证:德裕曾作《方士论》,并不认为方士均欺诈之徒,他认为真正的方士应是习静者为之,不必妄入朝市,自炫其术;而他作《黄冶论》认为,炼丹之术必有精理,应当可以成功。可见李德裕对于道教教义耽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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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3377 会昌时期君相对佛教都不喜好,又都迷信道家教义,兼之赵归真等人乘机排毁,故佛教之劫难就在所不免了。毁小庙宇一千一百六十所,后移治蜀,又毁去属下私邑数千,以地还民,并下令禁止其民剃发;太和三年在浙西任内,下令禁止沙门皈佛以眩人等等。凡此,均为德裕不喜佛法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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